一年陪伴营编号9501

对人性的探讨历来就是我国传统哲学与伦理思想的重头戏，荀子则是我国人性论史上性恶论者的代表，但他所说的“人性恶”是否就真的是人们所通常理解的“人性本质为恶”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弄清楚荀子性恶论的主要内容：

第一，性本自然。在先秦儒家思想中，荀子和孟子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其主要根源就在于两者人性观的差异。不过，对于人性自然的理解，荀子与孟子却基本一致。孟子主张天生人有“四端”之善，人之善性与生俱来，“如水之就下也”，是自然而然的。荀子亦认为所谓的人性指的是“生之所以然”，是人生而即有的自然之性，包括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

而且，无论是尧舜还是桀纣，是人皆如此。明代大儒王守仁的《传习录》（下册）中曾提及：“荀子性恶之说，是从流弊上说来”，而“孟子从源头上说性，要人用功在源头上明彻。荀子从流弊说性，功夫只在末流救正”。王守仁在这里认为导致孟、荀二人对人性本质的伦理评价的不同，就在于二者对人性判断起点的把握有巨大差异。他指出荀子的人性思想是从自然之性的“流弊上说来”，不无道理，荀子对人性“恶”的评价就正是从自然之性与社会生活的交感流变中得来。这种人性的“自然”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性与生俱来，与身偕行；其二，非善非恶的伦理本质，而人性“非善非恶”的“自然”性则为人性的向善或向恶的转变以及相应的善恶判断提供了可能。只有人性所具备的这种“非善非恶”的“自然”性，才可能为荀子通过礼乐教化以提升个人德性预设下合理的人性基础。

第二，“性伪之分”与“性伪合”。在孟子看来，“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逸”等各种人类 的生理与心理需求，与“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礼之于宾主”、“知之于贤者”、“圣人之于天道”等道德准则一样，所凸现的都是上天的意旨。不过，感官欲望和道德追求之间却有着“小体”与“大体”之分，“大体”才能归之为真正本体意义上的“性”，并成为人禽之别。孟荀在人性自然方面存在着共同的 理论基点，对人性内容的探讨也有着相同的范围：饱暖声色之欲和仁义礼智之德。但选择却截然相反，孟子处“小体”与“大体”（即性）的区别在荀子看来则是 “性”与“伪”的不同。他在《荀子•性恶》篇中指出：“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 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在荀子那里，“性”乃是人类的自然属性，它“不可学”、“不可事”，是不需要学习而自然就有的东西，同时又有着 “好利”“疾恶”极易导致“争夺”与“残贼”的可能；而“辞让”“忠信”等“善”的德行则是对“性”通过学习和践行礼义来进行人为控制与改造的结果，故称 作“伪”，即人类的社会属性。由此可见，荀子人性论中的“性伪之分”实则是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做了一个本与末、源与流的划分。不过，《礼论》篇同时 也指出：“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在荀子的人性思想中，“性”与“伪”又是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亦即“性伪合”。也就是说，人的自然属 性和社会属性统一于人性之中，彼此互为前提，缺一不可。

第三，性乃是“性”、“情”、“欲”的统一，而纵欲为“恶”。荀子认为人性自然，生而即有趋暖避寒，求逸恶劳等本然因素，但他所谓人性 之“恶”，却是由放纵这一本性不加节制所造成的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以传统道德观念加以判断而得来的，荀子自身并没有对人之恶性如孟子证明人性之善一般进行 先验的论证。因此，荀子所谓性恶，其实质应当是纵性才谓恶。

而“性者，本始材朴也”，（《荀子•礼论》）性的本身却是自然朴实的。不然，若以直接“受乎 天”的“欲、求”之性本体为伦理评价之“恶”，荀子强调礼义“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岂不是有纵恶之嫌？我们所常说的荀子论性恶之“性”，实际上只是一个笼统的泛概念，其中包含了性、情、欲三个方面的内容。

在《荀子•正名》中就对“性”作 了具体的解释：“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情为性的实质内容，也是表现形式，因此“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好饱 暖安逸，恶饥寒劳苦是人的自然本性，生而不得则有喜怒哀乐等相应的情感产生，面对纷繁的客观物质世界，自然就有了欲求。即使只是守门之徒，“欲”也是不可 去除的，因为那是人的本性中的一部分。但欲望虽不可去除，却可以通过修习礼义使其得到有效的节制。如果可节而不节，则“残贼”、“争夺”、“污漫”之事 起，必会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由此观之，人的“性”、“情”、“欲”均是本于自然的一个连锁反应，其中，欲有着充分的社会因素，具备了“恶”质（并非一定 为“恶”）。

所以，我们可以依此认为，荀子所谓“性恶”之“性”乃是对“性”、“情”、“欲”三者的统称，故前文所述之纵性谓恶更精确些说也即是纵“欲” 谓恶。而“性”、“情”、“欲”三者本身则具有非善非恶的自然性，从上文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事实上其中也是暗蕴着“善”的可能性的。

因此，荀子所论及的人性，其本质恰是无所谓善恶的“本始材朴”的自然之性，它既有转化为恶的可能，也有发展为善的机会。只不过在荀子看 来，如果“从人之性”，放纵这一自然人性不去管它，只可能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而很难产生善的结果。他也正是依据这一点，才对人性做出了“人性恶”的判断。

性恶论在名声上自然没有性善论那么入耳。其实，就如同性善论并不能使人自动行善一样，性恶论的含义也并非准许人随意作恶。性恶之恶就其本义而言，是指人类作为一种生物，所本来具有的生存本能。是生物就要生存，就一定要求生。既然一定要求生，也就没有必要否定它，回避它。荀子的做法只是没有回避它而已。从这一点来看，荀子直指人的本性，较之孟子的多方论辩更具有“因人情”的一面。

孟子的学说是以性善论作为开端的，但是却以诋距杨墨作为结束。荀子背负性恶的恶名，但却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对于荀子性恶论的本意，学术界也曾有学者予以理解，甚至支持荀子的观点。

冯友兰先生说：“荀子最著明的是他的性恶学说。这与孟子的性善学说直接相反。表面上看，似乎荀子低估了人，可是实际上恰好相反。荀子的哲学可以说是教养的哲学。

他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价值来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创造。正是在这一点上，人在宇宙中与天、地有同等的重要性。”“照荀子所说，凡是没有经过教养的东西不会是善的。荀子的论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伪，就是人为。”

孟子的“义”出乎心性，但是“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也”。“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仁义者，“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先天虽有的，后天也有可能会失去。荀子的仁义虽在生性天情之外，但君子“化性起伪”，“强学而求有之”。先天没有的，后天也可以具备。所以先天有没有并没有关系，关键是要看后天能不能拥有。所以说，性善论与性恶论是同样归结为儒家“仁政”理想和“求”与“学”的实践原则，在此一点上二者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孟子和荀子既然一致，为什么会有一人主张性善、一人主张性恶？其原因即在于二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

荀子生当战国末年，作为春秋战国最后一位集大成的学术大师，所感受到的社会环境的险恶，以及来自儒家统系的责任感和心理压力，都在孔子孟子之上。

所以荀子专意著作了《性恶》一篇，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孟子讲仁义，把仁义概念建立在对人的心理分析之上。为了强调仁义，所以深自树立，高自标榜，以求激励人心，要求人在后天行事中保持其本心，是俗语所说的“唱红脸”。

表面上讲性善，实际上重在后天行事。荀子讲仁义，但荀子生当战国末年，当时的情况已是人人争于利欲，君子与小人同恶，固不宜倡言心性之善，于是只有深明其恶，以求人能反躬自救，要求人在后天生活实践中厉行改造，有佛家世纪之末救世出苦海之意，是俗语所说的“唱白脸”。

荀子性恶论的观点、论证及依据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宣扬性恶。荀子所谓“性”指“生之所以然者”，即是生来就有的特性，故说性完全无待于学习的，是天赋予人的本能。

人的本性让人生而好利，所以就产生争夺斗争，失去了礼义辞让等修为，奸诈阴险产生，不再忠信于人。

人生而有耳目之欲，放纵了它就滋生出犯理乱伦之事，礼义就失去了，如果让人顺着人的本性去放纵，必然会产生恶事，所以要师法智者，修礼义之道，合乎礼，因此说人性本善、恶只是人为的结果是本性中没有的。

荀子认为善在人们的本性中是没有的，人不可能一生下来就符合封建的道德规范和政治治度，人性是恶的，就需要圣人、君子们对臣民的教化，需要用礼仪法度和道德规范去引导人们。

荀子批评孟子没有把本性和人为区别开来，不晓得性伪之分。性像个基础一样，在本性上才能说性恶或善，先有性然后人为之善才能生成，才有成圣人之名的结果。

人饿了就想吃饱，冷了就想穿暖，累了就想休息，这本是人的本性的真实表露。现在人们虽然饿了，但看见长辈就不敢先吃，要谦让，累了不敢休息，要为长辈代劳。在荀子看来，这种子让父，弟代兄的行为，都是违背人的本性，是外加的，人生来并不孝敬父兄，假如两兄弟分产业和财物，顺着他们的本性，和真情—自私自利和贪得无厌，就不可避免要发生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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