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考究、趣味的纯正以及新生代的创生性
——陈春成小说印象
文学评论并不为彰显其公正，而只为表达偏见。
——题记
最早看到陈春成的小说是《音乐家》， 直觉让人震动的好。这既是天才的，也有长期的习练修为，也就是说天赋的光芒跟扎实的基本功合二为一。 写极端外在环境下一个伟大艺术家极其深邃而宏大的精神世界，外在跟内在极具张力的切换递进，幻觉跟实有之间的彼此消长，难度极高而又微妙实现了的完成。从故事的设计，氛围的营造，悬念的叠加，张力的趋于饱和，主旨的恢弘深刻……以至于在豆瓣上有网友跟评，怀疑作者是不是去了趟俄罗斯跳蚤市场，在废纸里发现的前苏联小说家手稿，指《音乐家》质地优异以及还原异域环境氛围的能力。让我联想到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甚至在“反乌托邦”的潜在品质上也一脉相承。 一个年轻的作家，其投入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尤其在表达一种艺术理想的时候，其实具有同质性。
评价陈春成的小说，我不想套那些现成的理论概念。不是套不上，然而不如不套。陈春成是在现有的体系之外自己长大的，除了文学，应该还沉浸于很多有趣的事物，这种沉浸的过程是缓慢而自如的，所以慢慢形成一种独特而有益的人文及艺术素养，体现在小说里，就是那些渗透之物会通过细支末梢的感触不自觉慢慢渗出，浸润在文字、细节和故事中，静水流深漫漶全篇。我也在其他作家比如潘向黎的小说里感受到一种深致的生活趣味，赋予作品一种细微精致的气质，不同在于潘向黎的趣味是一种中产的，有道理、有逻辑的趣味，而陈春成的趣味是一种没有道理的，而能唤起更大面积同感的渗透。是放平了而入幽邃，是慢的、经得起琢磨的，这给了小说一种卓然不俗的澹静气质，读时会觉得自己粗粝和俗气。我偶尔也写点小说，但每习惯往极端里去的那种逼仄感。
这应是一个成长过程中较少遭受世俗功利化教育干扰的孩子，心性被保护得很好，享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心灵生活以及读书体验，也许真正好的作家都如同一个珍稀物种般的存在。孔子说《诗三百》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思无邪，陈春成的作品便是如此，思无邪。如果说科学家探秘世界的方式是观察、还原以及演算推理，而艺术家探秘世界的方式，往往离不开宗教或唯心主义。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一种渗透性的参悟在其中。个人主义的天人合一，人与万物同在，由是而达及万物有灵的神秘主义气氛，这是作者本体的世界观和感受世界的方式所流露于作品的。某一种意义上，文学本身即意味着巫术般的唤醒。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三大源流，学界大致认为是儒释道，陈春成偏于释与道的方面，体味俱为深切。以一个世家子般的心态，讲自己心性所识和道行所历。其悟道的一面，只要笔下涉及领域，即有深入的修行，是那种修心的修法，就是世界如何变幻，作者都凝神在某一个微小而无垠的宇宙中，凝神定气，从平静的作品表面走向高山雪地——是走向，不是走到，目前还没有走到。陈春成现在三十岁，但就已经显露的端倪，我以为大成可期。
陈春成喜欢汪曾祺和博尔赫斯，其作品也具有汪曾祺式的趣味，和博尔赫斯式的迷局。 看得出其作品充分吸纳这两点。 这两位作家都是脱离明显的时代印痕而在小说艺术的成就上标志了所在时代的某种高度。但汪曾祺小说到底是现世的，即便写和尚寺庙，那和尚也只在俗世状态，而陈春成在俗世之上另有艺术和宗教的阐发。这并非小说的必须，但如果其他具足的同时亦有这种渗透，就像灯通了电，烛有了光晕，月光也不仅仅是不发光的月球对日光的反射，还召唤出大唐诗人的酒与舞与影与诗，人渗透于万物、万物渗透于心的六经注我，然后我注六经。
当然这些小说也包含了年青一代所特有的代际符号，诸如玄幻、穿越等等，耽于想象，在想象中历险和悟道。历险并不稀奇；悟道在文人中也常有，两者结合很好的却鲜见。其玄幻的一面，衔接着《山海经》《搜神记》那种原始而近天真的荒诞，其超逸的品质又似乎出之《世说新语》的魏晋风神。这种私人化的写作，共性就是缺少或者说放弃了文学跟时代的互动共振，缺少了跟大时代的冲撞或者交集，但保持了足够的专业精神和游戏趣味。这种游戏非指不严肃不认真，恰恰相反，是那种类似于把学习当做游戏来玩的学霸式优秀。王小波在评价张爱玲的小说时曾说，“我总觉得一门心思写单位里那些事，或者写些不愉快的人际冲突，不是唯一可做的事情。举例来说，可以写《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这样的作品，或者像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那样的小说。文学事业可以像科学事业那样，成为无边界的领域，人在其中可以投入澎湃的想象力。”王小波一直强调小说对于现实的超越以及创造性，尤其要追求有趣的那一面。而陈春成的小说可以称为这一支脉的典范。可以在天空管理云朵的形状（《裁云记》），也可以在每一个童年的夜晚按动桌面将房屋变作潜水艇遨游大海（《夜晚的潜水艇》），以认真的游戏精神，创造出有趣好玩的事物，所谓游于艺。想一下，那些大师们，马尔克斯何尝不是，普鲁斯特何尝不是，博尔赫斯又何尝不是，莫言和贾平凹何尝不是呢，俱是在天地和人间开创出一个自己独有的斑斓而丰富的小说世界，自辟蹊径创造出一个和别人都不一样的小说之堂奥。
其游戏精神还体现在，肯纵容自己对精神空间的探索，抵达一个别人没有到达的所在，且用小说话语把这种境地很具象地呈现出来。体现在小说里，就是每所涉及的专业领域都做到了非常专业的渗透。比如《音乐家》之于音乐，《雪山大士》之于体育和佛教，《红楼梦弥撒》之于艺术信仰，《酿酒师》之于酒艺的道之精神……作者无意之中揭示了一些原理，艺术的，文学的，生命的，宗教的，一个人的心灵极限……一个九零后，一脸人畜无害的孩子，内心里的各种风涌云集。
卡夫卡说“一切艺术都是文献和见证”，而陈春成的小说大多数时候并不具备或者说不追求这种效用。这种封闭式创生性写作所携带的想象力和超逸品质，既维护了其精神世界的纯粹，也限制了凭借现实质感达到更丰厚承载的可能。对想象力的依赖，让他的小说始终停留在一种自娱自乐式的，纯粹艺术气质的私人世界里。就像E.海勒所说：“智力使他做着绝对自由的梦，灵魂却知道那可怕的折磨。”这种想象力成全了其早期作品的孩童式光亮，如《夜晚的潜水艇》中一个耽于想象的儿童跟生硬现实间微妙的链接：“我”每晚在睡前都通过按动桌面上的按钮，来发动一个想象中的潜水艇进入深海遨游，这种想象力和对于童心乃至艺术家之心的呈现晶莹明亮。既体现了这一代年轻人在我们看来衣食无忧、独生子女饱受宠爱所以显得单纯甚至低幼化的心性特质，颇具代表性的同时亦显示出被保护得很好或者更准确一点说被现实摧残还不严重的亮光闪闪的艺术家的创造力。这种想象力和脱离现实的单纯感晶莹而脆弱，它往往只属于人生的某一阶段，正如其在访谈中所说，“……我想那是我生活中最接近自由与狂欢的样式。”后来——
“这样过了三天。这三天我都没有下到潜艇中去。我当然可以想象出一个世界，那里边的爸妈并不为我担忧，我依然能每夜开着潜艇，而他们毫无察觉地睡在隔壁，陪我在海底漫游。但那晚他们憔悴的面容和疲惫的声音已经刻进我脑中，我做不到那样自欺欺人。同高考相比，去马里亚纳海沟探险实在是太无关紧要的事了。我不忍心再让他们难过。我要争气。”
“国庆时回了趟老家。老房间的旧床实在是太好睡了。随便一个睡姿里，都重叠着以往时光里无数个我的同一姿态。从小到大，一层套一层，像俄罗斯套娃一样。我觉得格外充实，安适，床是柔软的湖面，我静悄悄沉下去，在这秋日的午后。醒来时我打量这房间。窗帘上绘着许多棕色落叶，各种飘坠的姿态，和秋天很相宜。淡黄色杉木地板，淡黄色书桌。蓝色曲颈台灯。圆圆的挂钟，荧光绿的指针，很久以前就不转了，毫无缘由地一直挂在那里。墙刷过一次，仍隐约可辨我年幼时的涂鸦，像远古的壁画。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爱这个房间，尽管它不再是潜水艇的驾驶室。我该起床了。父母喊我吃晚饭的声音，好像从遥远的岁月里传来。穿衣服时，我依然无法相信自己已经三十岁了。”
于是新生代的那种天真丰富的光芒在消失，作者走进思想的旷野。一种宝贵的晚熟，是承平日久的时代给予了这种晚熟以可能，也是宽容家庭教育模式的成全。这种晚熟跟莫言一代先期遭受社会毒打的晚熟不同，莫言那一代五零后们，大都从苦难中走出，凭借环境地位改善才日渐回归一种圆润童心，他们早期没有那种幸运。陈春成这一代年轻人的晚熟却是延长了童真期，拖延了被社会生硬修改的期限，成就了他作品中闪闪发光的想象力所带来的动人面貌，但这种幸运总有一天不能延续，所以在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出版并广获好评之后，他走向了《雪山大士》（《收获》杂志五期），走向了天才足球员D的困惑迷茫与精神历险，也走向了精神饱受迂回跋涉之苦后那一声来自宇宙深处的远古而无远弗届的“吽——”一种独行者经过漫漫长途之后忽然开悟的禅定感，这种禅定并不是死寂的禅定，而是万物涌流之后的禅定。鲁迅也时常有一种开悟感，但鲁迅的开悟是一种苦行僧式的跋涉，肩负着漫长历史和沉重时代的重担。陈春成的开悟是一种个体的、自我的、隐士般幽邃的开悟。作为独立篇章《雪山大士》并不是他最好的作品，开头由“我”作为一个媒介引出主人公D，D是小说的主场人物。但这种切入的方式似乎别致其实也陈旧，从唐传奇到明清话本尤其三言二拍之中常见；在西方，比如小仲马自传体的《茶花女》讲阿尔芒的爱情，小说里的“我”作为故事的导入者，类似厅堂屏风的间置效应，在作者跟读者之间构成一个遮挡。但《雪山大士》的价值在于印见了陈春成作品由童真期向成年化的过渡或者说转折的征象，比如想象力的节制乃至消弭，以及对世俗事功之思考，可视为陈春成小说的转型之作。
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中的篇目，工者极工，不工者也极散漫。那些极工的篇目，从细节纹理，到章法结构，到情感渗透，到主旨精神，俱疏密得当，卯榫扣合，增之一分则多，减之一分则略的合宜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如《夜晚的潜水艇》《裁云记》《雪山大士》，都保留了博尔赫斯那种巧妙结构的能力，和对终极精神世界的探索。散漫者如《酿酒师》《李茵的湖》，耽于沉思和发散，因溺于一处景物，一段情思，一种玄学的氛围，乃至一种万物有灵的沉浸，由此铺洒开去如一些大写意的画，以至平面摹写的闲笔较多，失去小说保持行进感所产生的那种张力。行文漫漶犹能扯动读者肺腑的应是《竹峰寺》。漫漶处，一个万把字的篇幅，读起来有两三倍那么漫长，尤其前半浸透的那种老家消失的深切苍茫，因中间部分逐个写和尚们的生平而显得松散，结尾再重拾开头的基调，文气出现断层，头尾勾连而不够贯通。
《竹峰寺》写当下时代拆迁带来的迷失，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迷失陷落都由作者来承担了，携带永久性的生命之痛，就像鲁迅说的，悲凉之雾遍布华林，而得心会意者，唯宝玉一人而已，那一种无力感之下的痛切迷茫，埋着人世各种的失落悲伤以及慰藉——陈春成的小说难得在于保留了慰藉，于无可寄托处转向内心，比如老家丧失之后“我”保留了那一枚钥匙，作者以此来安抚自己，也安抚人心。
“趁钥匙上的一点热度还没消泯，我把它放进去，推了推，塞实了；又把青苔小心地盖上。于是我的钥匙，钥匙里储存的老屋，老屋的周边巷陌乃至整个故乡，就都存放在这里，挨着那块隐秘的碑。青苔日夜滋长，将它藏得严严实实，谁也发现不了。唯有我知道它的所在，今后无论身在何方，都能用想象和它接通。”
“午饭吃过，三人送我到寺门口，一一道别，慧灯送了我一本《金刚经》，说有空时看看。慧航给了我一条手串。本培和我一道下山，待会用电驴载我去车站。路过山腰那口瓮时，我又进去坐了会，盖上盖子，重温一下那黑暗和声音。本培也不催，就站在路边等我。 ”
藏钥匙和隐身在瓮中的行为，都很像《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做派。所以读着读着我就觉得，陈春成即是宝玉和黛玉的精神合体，渗透了宝黛二人的生命美学和诗化特质然后知行合一的目睹感喟。
综合以上种种，陈春成的小说截止目前所见，大致风格如下：一、匪夷所思的想象力，和凭借这种想象力而来的氛围营造的能力；二、对于精神世界的探索和体验以及对于艺术原理或者说真理的揭示；三、在几个完成度较好的小说中构架故事的能力。此外还有一种来自生命敏感体验所带来的时间感，就像柏油路是渗不进雨水的，而泥土却会充分的吸纳，这种生命对时间的吸纳让时间变得丰厚起来。总之，趣味的雅正、专业的精神、极高的完成度，都给了作品一种派头。五、六年前八零后阵营中有一个蒋锋，小说非常出色且有派头，但是一直少为评论界所留意，现在已不知所踪。
由此我也想到，关于文学和艺术，其独立价值与社会辐射之间是否构成相应的比例关系？比如陶渊明（或杜甫）的一组诗歌，假如从未被后世发掘重视，其诗歌在产生的那一刻，是否并不具备艺术生产的价值？《红楼梦》这样一部作品，是在创作和诞生的时刻即已价值具足，还是必经后世传播人人皆知？但某一段历史时期，《金光大道》和《艳阳天》广为流传，传播之广狭却并不证明其优劣。两者差异在于流传的时间之久暂，但米兰.昆德拉曾说过一句极为深刻的话，他认为在速朽和不朽之间，讨好你的同代人跟讨好未来——不管媚俗还是媚雅——其实都并不可靠。那么我们评价一个作品，究竟是看这个作品自身的价值，还是看它辐射之后的社会效应？或者在小众跟大众之间寻找一个恰当比例的平衡？事实上，当下纯文学的辐射力与社会影响力日趋狭小，走向大众的作品往往依靠商业烘托而丢失一部分诚信。难得陈春成的作品是先读者认可而后为业界关注。
由此，将一个作品打磨得完美丰饶是作家自足的需求，还是艺术品自身的完成所需？假如梵高的作品并没有流传下来，相信他依然要画，依然要完成，完成之后的事情包括价值评判已经无关于创作过程本身。《兰亭集序》的书法真品湮没后，其仿制品仍被推崇，证明一件作品的生命有时可能超越其本身。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只有那种即便晓得其完成即被毁掉，在某一些时间段依然要写出来，画出来，表达出来，这种从生命深处倾泻而出的灵魂之歌唱，这种人的精神在时间里创生的果实，才是价值自具的好的艺术？
这样绵延开去的思考原本应独立成篇，但在此刻出现并走向深入，尤其跟自己以前的某些论断发生延续或驳诘，所以赘述于此。相比于十九世纪的欧美和二十世纪的国内文学——即世界走向现代性的进程，当下文学对时代的参与度大大降低是毋庸讳言的事实，这不是哪一个作家的缺失，也绝非哪一种简单的说辞可以辨析清楚，而是背后有着殊为复杂的原因。首先是时代性的，工业社会普及之前人在天地之间是大的存在，有一种原始的顶天立地的气概，后工业时代人在微小化，人类之一的作家群体大多身份单一，生活单一，无论在想什么，写什么，外在阅历对于时代大致缺少一个宏观图景的驾驭和瞭望。文学的微观必不可少，但无数的微观可能并未成就一个整体的宏观。何况现在人手一块手机，底层老百姓每天刷抖音，看乐子……连莫言都调整惯性跟时代潮流合拍，在个人直播间玩得不亦乐乎——是否小赫胥黎《美丽新世界》的预言正初露端倪，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揭示的场景已现雏形？
对于华夏普罗大众，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物质生活时期；对于文学，却已告别最好的时代。更何况当下的作家们难免为了获奖而努力，为了资助而操心，为了小范围内一点点名号和尊重而沾沾自喜顾盼自雄——这里面也掺杂一个微不足道的我自己——在政策的豢养下告别了生存的危机感，释放了质疑的张力。不排除仍有很多作家承受生存困窘之苦，但大部分有所成就的作家已陷入集体的精神安逸之中，人们的幸福和忧伤大都变得肤浅狭窄微不足道。先不说各种奖项是否公正——总有一部分获奖作品配得上其荣誉，但繁密的作品覆盖与日趋缩小的读者面积，天以假年，不知还有几多比例的作品有人问津——也不是说作家们必须过苦逼的生活。一百多年前的托尔斯泰身为百年贵族、世袭伯爵，庄园遍布，但长期实践着农奴制的改革与试验，八十岁还为捐献家产跟家人龃龉而离家出走；近二百年前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间接引发了美国的南北战争和黑奴解放运动。具体到国内，二十世纪文学更在文革之外的各个历史节点和风云际会的社会性事件中深度参与，从先行的新文化运动启蒙，到抗战文学，到与系列社会改造相应的十七年文学；再到天安门诗抄以及朦胧诗和伤痕文学为先声的八十年代……王蒙的《组织部来的年轻人》曾经毛泽东签批全国推广学习；路遥的《人生》对于城乡差异的关注直接引发国家政策的调整，而张贤亮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牧马人》、古华的《芙蓉镇》和莫言的《红高粱》改编的同名电影，都曾经在小说所不能到达的区域，由电影代为普及到全国各个层面，对全社会进行影响和渗透。二十一世纪再拿这样的参与度来衡量当下的文学，已经不可思议，国人共享承平日久与改革发展的福利，对于文学的弱化之叹息既是老生常谈也早变成一个虚假命题。
文学可能真的无法再干预现实，而只是回到一个附庸之物，就像几千年来文学在大部分时候只作为人类生活的附加。最严肃的文学本身说到底也只是世间大千艺术门类之一种，是一些精神消遣品，越高级的文学成为越高级的消遣品。陈春成这样的小说，作为世间文艺品类之一种，也是同样，但是当这个消遣品具备优良的文学品质，透出艺术品自体晶莹的光辉，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陈春成在自己构筑的艺术堂奥中已然抵达其目的地？
2021.10.21
附小说链接
https://www.douban.com/note/728193537/《音乐家》
https://www.douban.com/note/642990764/《夜晚的潜水艇》
https://www.douban.com/note/638900080/《裁云记》
https://www.pinlue.com/article/2018/09/1518/327197541643.html《竹峰寺》
https://www.douban.com/note/660733197/《红楼梦弥撒》
https://www.douban.com/note/813156420/《雪山大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