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九十年代那样，充满了各种思想和价值的碰撞，构成变动不居的纷繁表象下终结和新生的不断层叠与无限消解。各种杂沓浩繁的乱象纷纷涌来，体现在文学上，就是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较之前后，显出一种明显“性亢奋”的征象，也即对于性描写之铺排渲染，这种群体性的文学面貌是独属于九十年代的，呈现出明显的年代感和阶段性。而目前专业领域对九十年代文学的各种归纳、分析与命名中，对这一现象尚缺少有效的总结和与之匹配的溯源式分析。

现象的产生。上世纪末，以卫慧、绵绵为代表，以酗酒、乱交、颓废为标签，通过身体写作来宣泄青春叛逆的美女作家作品，代表了大都市光怪陆离的那一部分，本是一种极端现象而非主流，但舆论的高聚光而成一时的社会学现象。如果进行溯源，会发现这种现象并非仅发生在世纪末，也不仅表现在这些以颓废青春书写的群体，而是早有端倪且来源深广。如果说八十年代张洁小说对于人类情感的重申和探讨，张贤亮将性爱作为一种权利在小说中探问和思考，仍保持了理想主义的偏于精神特质，到了九十年代，很多作家对于性描写的铺排渲染，就呈现为一种群体性征候。先后持续十多年的这股文学风潮一反之前国内文学之雅驯面貌，且以世纪末以身体写作为标签的美女作家群走上舆论巅峰而告终结。若对这一时期文学的风潮赋以人格化描述，可称为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上的青春期现象，即着力于性描写的夸大渲染，对于人的欲望之表达如一只关不住的野兽冲出牢笼，这不仅出现在王小波这样无视禁忌的自由派身上，更体现在素以“思无邪”为特征的严肃作家如贾平凹、陈忠实、铁凝、张抗抗等优秀作家的笔下。《白鹿原》开篇即是白嘉轩跟七任妻子的性事特写——通观《白鹿原》全书，这个噱头般的开端对全书的整体架构、人物塑造和情节发展其实可有可无，拿掉这个开头，对全书没有影响……这种风尚首先体现在小说领域，继之波及新世纪早期的诗歌、散文等，成为一种整体性的时代风潮。

对于道德禁锢的反抗。回望人类历史会发现，愈是压抑人性的时代，人类的欲望没有消失，相反，好奇、窥视欲、性犯罪和性变态反而发生反弹。越是性压抑者，越是耻感深重的病态心理，越是充满夸张的想象，而在文字中铺排渲染。王小波曾述及，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上等人说话都不提到腰以下的部位，连裤子这个字眼都不说，更不要说屁股和大腿，为了免得引起不良的联想……结果出了件怪事情：就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出现了一大批匿名出版的地下小说，通通是匪夷所思的色情读物。”这类情色文艺作品的产生，原因等等不一，或迎合低级趣味，或体现为一种反叛，如中世纪意大利的薄伽丘之《十日谈》，19世纪末象征主义唯美派作家皮埃尔·路易创作的《阿芙洛狄特》等情色小说（曾受到苏珊桑塔格赞赏）。二十世纪初劳伦斯的小说，八十年代翻译到国内，曾引起业界关于书写道德哗然骇之的争议。李健吾在翻译左拉的过程中也发现，左拉前半生作品，自然主义性描写之兴趣，恰恰在于彼时的生活孤寂压抑。当左拉后来过上正常的生活，作品中对于性的处置也回到一个合规的尺度。而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追求所谓“绝对自由”的生活，以吸毒、酗酒、偷窃、同性恋为典型行为模式，掀起颓废的潮流表达对二战后美国国内形势的反抗。其中的代表作如杰克·克鲁亚克《在路上》、艾伦·金斯堡《嚎叫》、威廉·博罗斯《裸体午餐》等。

在整个人类的文学史上，古希腊神话以其戏剧方式塑造出各种爱欲纠缠的神话人物和故事，而在东方以“思无邪”为审美定位的《诗经》编纂中，亦保留了《野有死麕》对男女欢好的歌咏，从不同民族和文明的古老壁画与雕塑中，更可见生殖崇拜乃早期人类艺术的共性，由此散发出原始而又天真的勃勃生机，一直构成人类文艺史中巨大的魅力。人类社会对于性的禁锢，源于宗教和道德的提出，随着人类走出童年期，政治和宗教开始启动统治要求和道德标准。

向来圣贤看重社会道德的建设。在古希腊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谈到故事的讲述（也即文学、诗歌）对于民众的影响，要保持好的社会道德，得让孩子和年轻人得到正面健康的文学影响，所以建议在当时的诗歌（故事）中，修改或者去掉希腊诸神间纵情声色的故事，甚至驱逐诗人，也就是着力于打造一个清洁的道德环境。东方的孔儒文化更有“非礼勿视”的道德规约，贯彻中华大地两千余年，发展到极限就是北宋的程朱理学之“存天理、灭人欲”。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发表深澻洞见：“到处弥漫着义务观念之中国，其个人便几乎没有地位。此时个人失没于伦理之中，殆将永不被发现。……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而西方的宗教统治，更筑森严壁垒于漫长的中世纪。无论东方西方，一元论的意识形态之下，禁欲主义的氛围规范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直到八十年代，崛起于中华大地的人文启蒙，带来对于人的价值和权利的确立，同时国人在家看性爱录像仍属于违法犯罪，文革中对于人类情感生活的污名化，更让人们整体表现出一种以性为耻的心理。也正因此，文革时期地下手抄色情读物广泛流传，在封建思想趋于极端的明清一代，许多香艳小说一时风行，且很多出自正统文人之手。所以九十年代呈现出的文学集体性亢奋，首先是对长期以来禁欲主义的一种反作用。试问当下还有谁去手抄传播文革时期的那些读物？

信仰的颠覆与价值的迷失。可以这样说，二十世纪的革命首先是对普通民众价值发掘激扬，然后训导其成为忠诚信徒的革命，这种革命到达八十年代迎来挑战，九十年代开始走向瓦解。瓦解的渠道一是精神层面，改革开放带来的美式自由主义思潮对集体主义发生质疑和个人价值予以确认，八十年代高歌猛进的人文觉醒对当时主流话语形成解构；同时国际社会格局动荡，尤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来社会主义革命正义论的信仰危机，深刻动摇了持续多年的固有意识形态，对接受规训的民众单一价值观形成剧烈冲击。二是经济或者说现实生活层面，沿海城市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向并在全国铺开，1995年出台新《劳动法》（我国第二部《劳动法》），带来原有城乡关系的重大变革与旧有用工模式的破碎，国家资本体系向市场经济转向导致社会整体的趋利化倾向，堪称继五四、改开后又一轮严重的价值观念冲击，古典传统价值观和新民主革命话语体系连番消解，九十年代作为一个世纪的时间终结，更是百年精神建构的全面终结。旧的再次打破，而新的直至今天并未得到建立。以至于早在九十年代中期上海文学界即展开人文主义精神大讨论，对时人的精神价值倾向表达出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深刻忧虑，而同时以王蒙为代表的京派文学界则表达了对于世俗价值回归的欢呼。

旷新年曾指出，“理想主义气息完全溃败，自由主义和中产梦想重新到来……它飘荡在时代的上方，以一种媚俗的狂欢的姿势。西方国家六十年代学生运动、前卫艺术在东方这片礼义廉耻土地上的复燃，从高蹈走向了烟火世俗。”彼时文学写作中的性描写泛滥，既是人道主义的原因也是结果，是对人的价值进行确认，同时也是对于市场猎奇心理的迎合。很多著名作家的大作里大面积赤裸裸性描写，与地摊文学低俗满眼的印刷品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一个时代的欢腾景象。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者面临的一边是社会整体趋利性的时代氛围，一切都市场化，物质主义在古老的中华大地忽然乘上一趟高速发展的列车，每个人都挤在这趟车上或这条船上被带动目睹周边的剧变，人们纷纷睁开观看奇相的眼睛，同时各种文学杂志和出版社都面临铁饭碗打破后自谋生路的机遇或者艰难，市场经济全然铺开后的文学产品既是精神食粮也全部商品化——尽管民国一代启蒙者也走书店市场路线，但文学作品彻底沦为商品化从九十年代开始。彼时体制内文学事业旱涝保收的优势丧失，文学杂志和出版社都需要自立生计，也就必然导致在走向市场的同时对更大面积民众的趣味进行迎合。这种整体氛围的带动之下，很多严肃作家也忽然之间放弃了正襟危坐的面貌。传统的道德价值受到威胁，持续大半个世纪的理想主义也宣告终结，当一种风尚成为时代的整体面貌，身在其中的个人似乎也不必负担自己的道德责任，于是束缚手脚的禁锢顷刻散去，之前延续大半个世纪的社会层面的“性禁锢”，到九十年代变成某种程度上“泛性论”的狂欢。

到底是作家的趋时带动了彼时的文学风气，还是社会风气带动作家们获得更放松的表达？当资本主义进行全球征服的时候，浪漫主义开始起义并独立，在自己的艺术王国上空高高飘扬起追求美的旗帜。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是反工业化、反世俗化、反现代性的第一声鸣镝，也包含了对革命的污名化，对固有价值缺少权衡和反思的否定。张承志在《南国探访》中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古怪的时代。”“豪富和赤贫，餍足和饥馑，脑满肠肥和瘦骨嶙峋，摩天楼和贫民窟——总之，一切对立和差别、正义和背义，都将在这个隆隆来临的时代并立共存。”这种佻达或者说人的自我解放也成为与所谓“现代化”的主流价值一拍即合的潮流。

但社会是循环往复的，当道德沦丧的时候，人们会呼唤一种清新道德的出现，会出来圣贤提倡秩序的建立；当道德成为桎梏形成压抑，就会有一些与之相反的情形出现。当理性主义启蒙笼罩一切，人们倡导宗教对现实的超越；当有神论引领人们走向理性的荒谬，唯物主义又进行艰难的重建或纠偏。这就是人类的历史规律，在战乱与和平之间摆荡，在唯心和唯物之间来回，在落伍守旧和革命新生之间循环往复，在建立信仰和打破偶像之间更新换代。这是人类社会的正常节奏和规律，而九十年代的文学性亢奋一旦时过境迁也如同一种流行性感冒，在社会上迅速蔓延，在经过十多年的喧嚣如同狂风卷劲草，直到进入新世纪，这种群体化风潮才逐渐淡化并消弭，就如一个过了骚动青春期的人，一切又进入常态化。如果说二十世纪是一个破的世纪，新世纪廿年有余至今没有新的人文价值的建立。比如道德，尤其公共道德，成为主动的义务而不是由上而下的响应号召；一种个人作为主体，然后团结服务的社会风尚而不是集体主义下的被迫服从（事实上，疫情三年对于同胞服务之道德义务一度在中华大地上觉醒）；倡导义务的自觉性，以提升父母认知为主的家庭教育；在遍地喧哗中提升伟大人格的感召而不是低俗市井之声在网络上呈淹没之势；让宗教不是作为迷信和对来世得救的私心渴盼而是作为个体向内的私人律令。古代的贵族成为最好的贵族是秉承一种贵族的责任，精神，与节操，一种对精神生活和自律性的惯习，而不是当下有钱人愈加自私自利的物质奢华与道德冷漠。

涉及到文学写作，则是从二十世纪末的精神废墟突围而出，培养出一种无私的伟大的精神，承接着古先贤又面向着未来的伟大中国之精神，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孟子的浩然之气，老庄的淡然清逸，墨子的以天下为己任，孙子的上兵伐谋最下攻城（至今俄乌战争和巴以战争仍志在杀伤遍地的攻城）……让这些宝贵的闪光的中华人文遗产在当下深刻而犀利的摧毁后之重建。这是核心的精神力量，所有历史上伟大的作家往往都不是完人，而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无论有多少缺点，伟大的作家一定都有一个伟大的灵魂。它可以携带着种种牛皮癣一样的道德疮疤，但在这一切的底下，一定会有一个面向着未来的轩然自立又动荡波折的灵魂，有明晓真正的是非黑白，且不屈从于世俗乃至实利的勇气。在专业上，汲取所有以往人类文学的探索经验而集其大成，不管是十九世纪的还是二十世纪的经验（比如现实主义加现代主义的意识流，魔幻现实这些），在继承大部分优异经验的基础上开宗立派……当然你也可以说这全都是飘在云端的痴人说梦，但一百年前的鲁迅就是继承以往所有传统文化的经验，又吸纳域外文学的现代性因素而正式开启汉语的现代性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