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辈子身体遇到点什么状况，真是难以预测。
老尹走了。反正好些人都这么说，具体是哪年哪月哪日走的不太清楚，据说是肺上的毛病。到了后期，他抽烟太厉害。而当年，并没有发现他有抽烟的爱好。离开武汉久了，那边的情况和信息掌握的少了。
最近，同学群里又热情高涨起来了，吵吵嚷嚷准备来个跨年同学聚会。尽管一个队的人都还没有找齐，但大家都有些不想再等了。而有的人，比如老尹，已先到马克思那里报到了，他在那里等着我们。似乎再不聚，真不知道要等于猴年马月。
其实，聚不聚，无非是个念想。人生若只如初见，相见不如怀念。
老尹是我们的第二任教导员。
毕业纪念册上留给大家的那张寸照，恐怕是大家仅存的他的记忆吧。发型帅气，也显年轻。而见到真人，未必觉得他有多英俊挺拔，如果再听他讲上一口带有家乡口音的普通话，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不知道是哪儿不对劲。
他也就是这样不显山不露水地来到我们队，抓抓板报，管管纪律，弄弄歌咏比赛什么的。反正学员队一个队长、一个教导员，两人打个配合，倒并不显得工作有多繁忙紧张。倒是经常给学员找点事干，让大家颇不宁静而烦躁。前不久，我和阿清聊起他，说他一在前面讲话，大家就在下面敲桌子。
我不禁愕然，我们那个时候，有那样混蛋吗？但使劲想了想，反正他讲话一着急，声嘶力竭肯定是有的。
老尹刚来时，我所谓负责板报组。无非就是几个好兄弟一块瞎鼓捣，不致于每次全院组织评比时显得太难堪。所以，他先抓住了我。说句老实话，当时我基础不好，功课紧张，每次要出板报也都是伴随着考试来临。他全然不顾我的实际情况，一个劲地以高标准严要求来对待我。于是我烦了，心存退隐之意。
老尹来之后，队里已配了一台绿网电脑。反正好像大多数时间，他用的多一些。在电脑相对稀缺的时候，我们光顾的比较多的还是校园网吧和图书室，还有那些喜欢运动的无非就是篮球、足球、器材。那些大把的好时光已一去不复还了，返回过来看那些队里取得的荣誉大多数还都是他在时取得的。
老尹组织大家参加学校的歌咏比赛极其认真，不惜请专业人员来指导。第一次，是我们一群大老爷们吼出的《四渡赤水出奇兵》，居然在全院二十多个学员队当中拿到了二等奖，搞得我们自己都有点不太相信。中间排练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阿康玩器材摔伤了头，戴着个网状的头套在站队值日。老尹突然来了灵感，要求阿康扮演受伤的红军战士，连化妆、道具都省了。最后还是因为实在形象不雅取消了这个方案，阿康至今记忆犹新。第二次应该是毕业前夕，我们身着迷彩服从甘露山上下来，最后一次参加学院的歌咏比赛。几乎没有怎么花时间排练，也就无非有时间唱上几遍，而最后参赛时那股猛虎下山的气势，唱出了道德组歌的阳刚味，把观众们震住了。
老尹带着我们参加过湖北省十大杰出青年颁奖晚会，那应该算是军校生活中极其少见的一次福利吧。老尹却没闲着，受其中有一个表演唱节目的启发，他亲自策划小品《黄牌•红牌》，逼着大键一遍又一遍地改剧本，加上文工团的专业指导，节目获得了原创一等奖。这也算是老尹留给我们一笔精神财富。敢想、敢干、干成，不怕困难，坚持到底。那次演出，我们队还有一个更能体现男人味，让几个女教员都评头论足的舞蹈《Dangerous》也是很有看头，那些镜头和细节，都留在记忆里。
平时大家如果不听话时，老尹会让大家系上腰带，训队列，整肃军纪。这有点像唐僧一旦没招就会念紧箍咒一样。尽管他的队列动作让大家实在不敢恭维，但非要较起真来，大家还是识相的，毕竟我们是要在他的手中顺利毕业。，只是觉得当时的气氛颇有些滑稽。
2006年，我在某部通信连当指导员，恰好遇上一个回母校读连晋营短训班的机会。临去武汉之前，我一激动，主动在营长那里客气了一番，问他有无需要去拜会的人。营长说，还真有，说他一个关系不错的同学在干休所。于是乎，在短短两个月的轮训中，我得把这个事当大事去办。好不容易打听到此人的住所，买一些水果去看望。看人的过程中，碰巧遇上老尹。那人和老尹都在干休所。老尹见到我特别热情，执意留我吃饭。我居然也有了当初在他手下的那种小惶恐，我们三个在学院附近吃火锅，聊近况。那是见他的最后一面，应该说他的变化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