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白琳文史》中读到我小学五年级班主任陈少华老师写的《白琳溪坪文昌阁学堂追忆》一文，勾起我对儿时在文昌阁学堂读书那遥远的点滴的回忆。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从公路通往学堂大门的是一条铺满鹅卵石的小路，学堂大门隔着一片水田是当时福鼎三大国营茶厂之一的白琳茶厂，再远处是白琳十景之一的金山；小路的两旁挺立着形态各异的垂柳，微风轻拂，垂柳飘扬，似乎向每个学子招手致意；我时常驻足仰望那当时白琳集镇上最高大的学堂大门牌楼，那高耸、庄严、恢弘的气势，以及牌楼横匾上那苍劲有力、由原校长陈明陶先生题写的“福鼎县白琳中心小学”校名，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满是震撼和惊叹。迈着轻盈的步伐跨进学堂大门，我们幼儿班的教室就在前厅右侧小天井边上，一间没有玻璃窗、两面透风的木板房。

       从我家去文昌阁学堂上学要走一段对于幼童来说是漫长的路，下一个长坡，途经中街、街尾、车站才到达文昌阁学堂。我每天背着母亲用各种颜色的边角布料裁剪成三角形拼接缝制的书包去上学，放学后，和小伙伴们一路上悠哉闲逛于沿街商铺，驻足观看师傅们做饼、打铁、炸油、制篾、造木桶，也时常在帝帝宫的电影院前流连忘返，看电影海报。

       课余时间，我们时常流连于学堂楼阁的雕梁画栋前，对那栩栩如生的龙凤鸱吻、神话人物、花鸟虫鱼叹为观止;也时常在这座有两进楼阁与左右两厢楼房、有天井、有花园、有水井的典型的江南四合院里游玩、戏闹、捉迷藏，在这里快乐地读了一年的幼儿班。

       那一年的幼儿班里读了什么、怎么读，已记不得了，但我一直记得那年我被评上学校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1970年6月1日那天上午放学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集中到宽敞幽深不太明亮的礼堂里，校长声如洪钟，回荡在整个文昌阁大小厅堂间，念到我的名字时，我既胆怯又高兴地上去领了一本印有《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五篇文章的宽约四厘米、长约六厘米的袖珍型红皮《毛主席语录》纪念书，我至今还珍藏着这本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荣誉证书。那天中午，在学校食堂吃了一顿“忆苦思甜”饭：苦菜汤，小小的年纪没吃出“旧社会的苦”，也没结下“阶级敌人的仇”，但苦菜汤那淡淡的苦味和清浅的回甘，给我留下深深的映象。以至于如今苦菜猪肠汤已是我在农家乐、大排档的必点之美食，这道兼具了咸、苦、甘、香风味的清淡汤，总是让我美美地回想起儿时那顿“忆苦思甜”饭和在文昌阁学堂读幼儿班的种种情景。

       还有一件更是难于忘却的事，成了如今我们发小每次聚会的常忆话题。记得一天下午，有个穿着黑色中山装的男老师，低着头走进教室，班主任老师说今天下午的任务是批斗这个老师。那时我们年幼，不知这位老师有何罪状，更不知如何批斗，同学们面面相觑许久，班上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不知是谁拍一下课桌，于是有人也跟着拍了几下课桌，不一会批斗会就在这稀稀拉拉的拍课桌声中结束，但从此拉开了我们儿时参加各种政治运动的序幕。

        在小学阶段，我们从那次批斗老师开始，后来经历了“批林批孔”反对“师道尊严”、批判“克己复礼”运动、批判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到后来的“打倒四人帮、拥挤华国锋”运动等等。那时我们年幼，也就不明事理地参加了。记得小学二年级时有一天晚上，在学校的礼堂开大会，到了九点多会议还没结束，同学们想睡觉，坐不住，就偷偷地开溜了，第二天，老师很严肃地对我们说，昨晚会议是传达中央文件精神，非常重要，公社领导都参加，坚持到会议结束，你们做为学生，中途开溜，这是很严重的政治事件，是要受处分的，讲得大家胆战心惊。读初一时，老师布置作文，要求写一篇纪念毛主席逝世，要化悲痛为力量的决心书，班上有位同学模仿《应用文》中《决心书》的范文写道:“通过学习，我充分认识到毛主席逝世的伟大意义”。如今每每回忆起来，同学们都忍俊不禁，捧腹大笑。

       然而，历史总是给人留下许多难于弥补的千古遗憾。这座建于嘉庆六年，为福鼎历史上三大文昌阁之一（一在桐山书院，一在秦屿）的白琳溪坪文昌阁，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创办起学堂、民国四年（1915年）更名为白琳初级国民学校、1950年改称白琳中心小学的古建筑，历史上逃过了多次“股匪”侵扰、焚烧的劫难，却没有逃脱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厄运，1971年，在“农业学大寨”的浪潮中被拆还田，开出了几亩地，在旧址上建起的是白琳供销社，白琳中心小学也拼入福鼎三中，时称福鼎三中小学部，从而结束了文昌阁学堂六十多年的办学历史。那时，我在离文昌阁学堂只有一步之遥的新校舍（现在白琳镇政府大院内）读小学一年级，放学后，常和同学们去文昌阁，看着那一砖一瓦、一梁一柱、一窗一门被拆下，心中有着无限的伤感与万般的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