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一种实践哲学，所以自然要在政治领域有所作为。因为儒家讲究一个从心而发，所以儒家的政治也被称为仁政。
所以儒家的政治就要求我们在行政时候的动机是要为民着想，同时也是为了将仁心推广于天下，最终得到的效果是天下归心。
和孟子同时代的有一种思想被称为霸道，这种思想追求的是实效性，就比如变法的商鞅，韩非，甚至是雇佣孟子的梁惠王，都曾想过要用霸道去从政。也就是追求天下归一。
那么这两种方法是如何互相之间辩驳的呢？
梁惠王请来孟子，希望他能够提出一些有利于国的意见，可是孟子却告诉他，在行政的时候不应该追求利益，而应该追求的是“仁”，孟子告诉他，如果国王说要有利，大夫说要有利，诸侯说要有利，那么就会互相征伐，不能形成一个稳定太平的社会。
可是孟子本身的意见也是有问题的，孟子的仁政对于国家，对于君王和对于时代都有要求，君王的个人品德不够的时候，仁政就不能得到实现最好的例子，就是说自己好色好货的齐宣王。是乱世的时候，君王就没有时间去推行仁政，甚至不能空出来一年，让百姓去好好的耕种。当国家不够大的时候，也就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百姓庶之和富之。
其次孟子对于仁政的实行的标准也很高，就比如梁惠王看起来已经为百姓着想了，他在凶岁的时候会为百姓着想，给百姓发赈济粮，可实际上它仍然不能从本质上实行仁政，因为他不能用民以时，不能达到孟子提出的标准，所以孟子对于仁政的要求也是很高的。
当然孟子也发现了自己仁政可能在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他采取的方法就是对于君王的德性再次降低了要求。这并不是降低了道德标准，就好比在陈蔡绝粮的时候，孔子和子贡在交谈的时候子贡遇到的问题。当然这样做的其实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让仁政的实行有了更多的可能。可见孟子在本质上也认识到了，道统和政统可能需要分开，但是在这里做的还不是很够。有些人会觉得那孟子说的人证不就是告诉我们要追求人心，而不能追求一个外在的结果吗？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无非就是孟子更注重的是一个动机，而利只能是最后附加的一个东西。而对于霸道来讲，利就是要追求的，这也是在通过辨析之后，我们对于孟子的仁政和霸道更进一步的了解。
所以说仁政的事情仍然是很难的。可是霸道难道对于所有国家也是最适应的方法嘛？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就比如梁惠王的国家十处动荡之中，如果想用霸道去行事，他必须让民众可以交得上税，民众却需要打仗而不能交得上税，那国家也不能正常运行。
所以处在这个时代的国王，如果真的想要让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甚至上天下归一或者归心，那么其实还是要有足够的智谋和足够好的环境的，亦或是有更多的方法能让他来富国强兵。
当然儒家本身的人证也是有价值的，因为仁政看起来不可行，可是他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就好比理想国和乌托邦并不能实现，可是他们俩的存在也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心上的向往和依托。而具体如何实现孟子的仁政所能带来的好生活，那其实也是不断的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现在现代儒家的毛宗三先生想到的办法就是把三统分开，这也是在学习了西方的思想之后得到的，可是其实也就是不断的在想方法，让我们的仁政最终能够实行下去，保留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我来讲，我也认为这样的方法是最好的，就把政治和道统彻底的分离开，才可能是仁政最后实行的方式。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最后实行的也不是仁政了，因为人证要的就是仁心外推，可是至少也是这种方法保住了我们内在的仁心，又和政治完美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