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经过“神思”营构成审美意象的，还不等于创作的终结，审美意象只是在作者的头脑中呈现，尚有待于物质媒介的传达。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就是要把审美意象物化为语言文字。这仍然是关系到创作成败的重要一环，即传达的问题。

        多数文人都有过为文不达意而苦恼的经历，刘勰也有过这样的困扰：“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在其书《文心雕龙》里还有大量篇章，可说都是为了解决传达这个而写的。他认为传达的形式本身也具有审美价值，但作者总是想追求语言能够充分地达意，审美意象能够通过语言文字纤毫毕露地显现出来。因而就须把握好传达的艺术技巧，技巧愈娴熟、愈高超，传达的效果就愈好，所以，作者就要致力于传达技巧的磨练。刘勰不只着意于言意矛盾的消解，而且探究了言意矛盾的产生，他认为其原因在于言和意具有不同的性质：“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

      虽然文学家也象“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一样，根据构成的意象来遣词用语，执笔为文，但意象在人的头脑中是未凝固的流动形态，可以浮想联翩，凌空出奇，而落实到语言文字，便是不可更易得实体，就难以体现这种奇思妙想。

      从言到意，这是质的转换。魏晋玄学家的言意之辩中，言不尽意论比尽意论占有优势。但是陆机好像没会理会到言不尽意的观点，于是总想找到解决言意矛盾的途径，于是《文赋》整篇都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上下求索。而刘勰则不同，他认识到了言意的完全一致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可能是受到了玄学的影响，但他是立足于艺术思维，指出他所说的“言”不能尽“意”不是指精微的哲理，而是指空幻的意象。

      很巧合的，西方的美学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如康德说：“我所说的审美意象，就是由想象力所形成的那种表象。它能够引起许多思想，然而，却不可能有任何明确的思想，即概念，与之完全相适应。因此，语言不能充分表达它，使之完全令人理解。很明显，它是和理性观念相对立的。

        理性观念是一种概念，没有任何的直觉（即想象力所形成的表象）能够与之相适应。”当然也有的认同言尽意论，如克罗齐说：“他们如果真有那些伟大的思想，他们就理应把它们铸成恰如其分的美妙响亮的文字，那就是已把它们表现出来了。如果在要表现时，这些思想好像消失了或是变得贫乏了，理由就在于它们本来就不存在或本来贫乏。”这种看法也有不少拥护者。但相比之下，康德的理由更充分些，作为直觉表象的意象和属于理性概念的而言，二者不存在完全的对应关系，因此，言意矛盾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能克服的。

      说到这里，就牵扯到另一个问题，即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据资料所载，曾有一段时期，思维不能脱离语言在我国被奉为经典性的论断。但现代的心理学研究证明，人类的思维也可以不凭借语言，艺术思维是一种直觉思维或形象思维，就不一定要依赖语言手段。然而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在创作思维的运作中就不可能没有于语言因素的介入，因此，语言的问题不只出现在传达的环节，而是贯穿于创作思维的始终的。

      比如诗人写诗，灵感勃发之时，偶然得一佳句，然后再去营构完美的审美意象，促成全诗，这是常有的事。而在审美意象的营构中，更难以离开语言。

      刘勰在《深思》里说：“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辞令”即语言，既是“管其枢机”，那么就不仅不受排斥，而且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物象的显现伴随着语言，语言的通塞关乎文思的利钝。因而，可说在营构中实际已包孕了传达。甚至在营构的同时意象已转化为了语言。

        但是，很多作者还是苦于词不达意，正如刘勰所言：“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从言到意到文，前后环节的过渡未必是顺畅的。后来的苏轼也强调了“达意”之难：“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儿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可见言意之间还是横亘着一道不易度越的关隘，即语言的局限性。而对这个问题，刘勰则发现了其正好可以为艺术思维所利用，既然言不尽意，那么就干脆寄意于言外，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所以刘勰还写了《隐秀》篇来说明这种利用。他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隐以复意为工”。在这里，可以领会出“隐”就是一种含蓄婉曲的艺术手法，用隐约的语言来表示多重的含义，在语言的表层意义之外还隐藏着深层的意义，可以让读者自己去想，去思索、玩味，这样文学创作中艺术思维的线索就延伸到了读者心中。这是“隐”所取得的特殊的效果，恰恰弥补了语言局限性带来的文不达意的苦恼。

    从这点看，刘勰在文学领域里已把言意论推进了一个高度。刘勰的文学创作理论还不是很完备的，但是他的研究具有开拓性，在中国艺术思维理论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