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儿童心理学手册》第六版第三卷第7章【社会化过程】）
联盟团体领域的共同调控
年幼个体意识到自己的“第一”群体（家庭）时，他们会按照该群体定义的特征和标准来接纳社会化过程。Dunn及其合作者研究发现，在美国和英国，母亲更可能参与到社会化生活中，并制定社会化规则。在其他文化中，同伴就成了团体规则的主要组织者。
虽然规则来自他人教授，但规则的获得并不是强化的结果；相反，规则在没有外部因素的影响时很容易地内化。研究发现2-4岁的儿童会出现仪式化行为和重复行为。他们甚至是要强制性地按照传统规范正确行事。2岁以下或者4岁以上的儿童在进行如吃饭、睡觉、穿衣等日常活动时并没有表现出同样的仪式化行为。因此，这一现象为母亲（或者其他依照群体规范教导儿童社会化的人）提供了便利，母亲能够轻易地对孩子实施控制。
这一时期的儿童开始相信“我们”（家庭）做事有特定的方式，而且企图改变已有的行为模式时会遇到阻碍——从而也首次形成了对内群体的敏感性，以及对群体内成员如何行事、发表言论、建立日常规范的敏感性。个体就形成了对家庭行为方式的积极评价以及对违反上述规则的行为给予关注（从更广泛的水平上看，这种关注暗示了群体反对或者群体排斥）。
虽然母亲很少因为儿童未能按惯例行事而惩罚儿童，但如果没有“做对”的话，儿童还是会感到羞愧或内疚。研究发现，对于年长些的儿童，这些自我觉察的情绪是自动发生的，可能会影响到儿童对违反规则的反应。羞愧与交感神经系统的活跃有关，而交感神经活跃又会产生能量运动和自我觉知的威胁（如心率加快和血压升高），随后迅速过渡为副交感神经活动产生能量保存和退缩。Gilbert和McGuire认为，副交感神经的失活反应（与人类的羞耻相关）是一种古老的基本防御反应，标志着个体活动的“停止”。
遵从群体规则的强烈动机源自害怕排斥，害怕排斥也是后期个体最为严重的恐惧之一。群体可以为其成员提供极为重要的安全依靠，失去群体的支持会威胁到安全感。相关研究证实阿片样系统的损耗（从而导致安全感的降低）会促使个体接近群体。群体的安全保障可能为内群体偏好和凝聚力提供了基础。可见，随着对来自母亲安全依赖的减少，儿童产生了联盟群体的安全依赖。
到了童年中期，当儿童能够对他人进行随意分类时（像同时期他人定义的那样），他们就有可能（和自己群体内的成员一起）对外群体产生负面反应。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针对其他种族外群体的高水平刻板印象和偏见。Bigler指出，整个社会从一种高度敌意的种族偏见转为更机巧的偏见形式，相比之下，儿童对此还不能够及时迅速地作出类似反应。此外，父母的偏见和子女的偏见间的相关不显著，例如，表现出很少偏见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可能会持有很强的种族刻板印象。但即使成人不加以鼓励，儿童对于那些争夺宝贵资源的任何外群体都会产生攻击性。
小结。对于联盟群体进程的生物性准备（包括两方面的准备：为了保持群体内共性而对传统规则的社会化和贬损、敌视其他群体的上述规则）是分几个步骤实现的。对群体生活的传统规则以及内群体偏好的敏感性出现于儿童开始自我觉察到诸如羞愧（因违反群体规则或群体标准而产生，一般会伴随较强的生理反应，如副交感神经失活）等情绪。虽然父母或者同伴是传统规则的倡导者和榜样，但规则还是可以通过自动的内化获得。从另外一方面看，群体间的敌意更多的是受到同伴的控制而非父母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