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三十年代文学”的角度看，《边城》作为自由主义阵营主将之一的沈从文的代表作品，对当时的文学风气无疑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夏治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曾有过精彩的论述：“到了一九二四年，左派在文坛上的势力，已渐占上风，胡适和他的朋友，面对这种歪风，只有招架之力。在他们的阵营中，论学问渊博的有胡适自己，论新诗才华的有徐志摩，可是在小说方面，除了凌叔华外，就再没有什么出色的人才堪于创造社的作家抗衡了。他们对沈从文感兴趣的原因，不但因为他文笔流畅，最重要的还是他那种天生的保守性和对旧中国不移的信心。他相信要确定中国的前途，非先对中国的优点和弱点实实际际地弄明白不可。胡适等人看中沈从文的，就是这种务实的保守性。他们觉得，这种保守性跟他们所倡导的批判的自由主义一样，对当时激进的革命气氛，会发生拨乱反正的作用。他们对沈从文的信心没有白费，因为胡适致力于历史研究和政治活动，徐志摩于一九三一年撞机身亡，而陈源退隐文坛——只剩下了沈从文一人，卓然而立，代表着艺术良心和知识分子不能淫不能屈的人格。”
然后，从《边城》这部作品本身来看，其文学价值和独特的审美价值也是其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方面，前人有许多深入的论述，这里笔者谨以其《边城·题记》为据，略谈一下自己研读此书的感受。在《边城》的题记中，作者说他是在“叙述他们的爱憎与哀乐”，这与我读书时的感受是颇为一致的：读罢此书，无如《苏菲的世界》给我的“认识愉悦”，亦无《百年孤独》让我陷入的“情感迷狂”，倒与多年前读《论语》，《孟子》，以及最近读《左传》时的感觉颇为相似——淡淡的温情与敬意。在我看来，这种温情与敬意源自“真实”与“伟大”。
所谓“真实”，便如作者自己在题记中所说，“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这个故事虽是作者虚构的，然而因为其对生活的深入观察和对艺术的虔诚态度，其思想言行却是再真实不过，同为人的读者自然也就很容易与之产生共鸣，进而生出温情了。其中一个颇打动我的地方是讲到大水淹没河街时茶峒人们的反应：“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一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这种真实，与《论语》中孔子“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颓然一样，都会让人有感同身受之感。
至于“伟大”，则体现在其中人物对功利心和堕落本能的超越上。任何一个真实的人（行为和内心的真实想法一致），都一定会面对欲望和意义的拷问，而实际上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确定的——人生而有欲，人生而虚无。因此，如果一个人只有“真实”，那么他一定会坠人欲望的深渊，这时候就需要“伟大”了。在我看来，孔子之所以能“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因为他有一个强大的德性本体，或者说“良心”。《边城》中的翠翠等人，虽未钻研往圣绝学，但他们在生活中完成了这种“良心”的建筑和巩固，并且因为这个世界的人性土壤足够温和善良，他们的“良心”未曾泯灭。于是乎，“伟大”就诞生了。如同当年孔子周游列国，兴办教育，著书立说，老船夫忠实守渡，翠翠生死相依，顺顺扶危济困，天保傩送和平竞争，水手妓女真心相爱......尽管成就德性本体和其效果表面上截然不同，但实际上孔子与《边城》中人都是通过在精神上构筑自己的德性本体来实现“超越”，并进而让读者生出由衷敬意的。
最后，我想说，“文学”即“人学”，文学的价值很大程度就体现在对人性的“真实”（必要性）与“伟大”（可能性）的表现上，也许沈从文先生毕生供奉着的“人性”，真像他在《边城》的题记中说的那样，是可以给予读者对人生的“勇气同信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