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晏子：即晏婴，字平仲，夷维（今山东高密）人，齐国大夫。齐灵公二十六年（前 556），其父晏弱死后，继任齐卿，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世。
本文中心意思：齐庄公因为荒淫被崔杼杀死，晏子不为庄公殉身，同时发表了对事件的看法。晏子的言论，着眼点在国家，认为无论是做国君的还是做臣子的，都应对国家负责。文章从“死”“亡”“归”三个方面设问，最后归结到“社稷”（国家）两字，既波澜起伏，又中心突出。
文章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开头至“崔子弑之”。交代事件起因。
“崔武子见棠姜而美之，遂取之。庄公通焉。”开篇简明扼要地点明事件核心人物与冲突源头。这一情节既揭示了贵族阶层的伦理失序，也为后续弑君事件埋下伏笔。“遂取之”“弑之”等短句，以直白的叙事节奏突出事件的突发性与戏剧性，暗示权力与欲望的冲突已不可调和。
第二部分：“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至“将庸何归？”写晏子论辩。
通过随从的三问（“死乎？“行乎？“日乎？”），引出晏子对“臣子如何应对君难”的思考。前两问“死”与“逃”是当时士大夫面对君主危机的常规选择，而晏子的反问“独吾君也乎哉”“吾罪也乎哉”则直接否定了盲目殉君或逃亡的逻辑一一他认为，君主若非社稷而死，臣子无需以死相随；若自身无罪，更不必逃亡。
“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明确区分了“君主”与“社稷”的概念：君主的职责是守护社稷（国家、百姓），而非凌驾于民众之上；臣子的使命是养护社稷，而非只为君主个人提供俸禄（“口实”）。这一论述打破了传统“愚忠”观念，将“忠”的对象从君主个人升华为国家大义，体现了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萌芽。
“故君为社稷死”至“将庸何归？”写晏子的伦理准则：“社稷”高于君主个人。“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是晏子提出臣子尽忠的前提，此处以“社稷”为标尺，将君主的行为动机作为臣子是否尽责的判断依据，体现了务实的政治理性。接着晏子点明庄公之死的本质：“人有君而弑之”—一这是崔杼因私仇弑君，并非出于社大义。因此，他既无需为之死节（“焉得死之”），也无需逃亡（“焉得亡之"），而是应回归对社稷的责任（"将庸何归 ”）。这一论述暗含对崔杼弑君行为的隐性批判，同时也为自身后续行动埋下伏笔。
第三部分：“门启而入”至“舍之得民。”写晏子的行动：超越简单是非的政治智慧。
“枕尸股而哭”“三踊而出”的举动，表面是遵循臣子吊唁君主的礼仪，实则暗含深意：以哭丧形式履行对君主基本的伦理义务，避免因彻底否定君权而破坏政治秩序；哭声中亦可能包含对庄公荒淫误国的哀婉，以及对社稷未来的忧虑。崔杼明知晏子不认同自己弑君，却因“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而放弃杀害，侧面烘托晏子的威望与政治智慧：晏子的论辩既坚守原则，又留有余地，避免与当权者正面冲突；其言行符合民众对“贤臣”的期待，成为平衡新旧势力、稳定政局的关键人物。
文章篇幅短小精悍，但层次清晰、事件完整，人物形象鲜明。晏子的答词以多个反诘问句贯穿，理由充分、言辞犀利、感情强烈，一气呵成，尤为精彩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