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开元十七年（729）春天，王维在弟弟王缙的陪伴下，回到了长安。

    久别长安，王维也没有急着拜访旧友，而是跑到大荐福寺，拜道光禅师门下，成为佛门俗家弟子。

    此时，弟弟王缙已经在朝廷为官，任职武部员外郎。

    这里先得说说道光禅师。

    道光禅师出生于公元687年，往生于公元739年，被认为深得禅宗北宗精髓。

    据说，道光禅师二十岁时，偶遇禅宗北宗的宝鉴禅师，受到赏识，成为其弟子。

    按照王维自叙，其在道光禅师门下修行十余年。

    关于道光禅师，我们所见资料，主要源于王维所写《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

    塔铭曰：

    禅师讳道光，本姓李，绵州巴西人。其先有特有流，若实有蜀。盖子孙为民。大父怀节，隐峨嵋山，行无辙迹。其季父荣，为道士，有文知名。禅师幼孤，在诸儿，其神独不偶。家颇苦乏绝，去诣乡校，见周、孔书，曰：“世教耳。”誓苦行求佛道。入山林，割肉施鸟兽。炼指烧臂。入般舟道场，百日昼夜经行。遇五台宝鉴禅师，曰：“吾周行天下，未有如尔可教。”遂密授顿教，得解脱知见。舍空不域，既动无眹。不观摄见，顺有离觉。毛端族举佛刹，掌上断置世界。不睹非咎，应度方知。得其门者寡，故道俗之烦而息化城，指尽谓穷性海而已。（上有阙文）焉足知恒沙德用，法界真有哉！春秋五十二，凡三十二夏。以大唐开元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入般涅槃于荐福僧坊。门人明空等，建塔于长安城南毕原。人天会葬，涕泗如雨。禅师之不可得法如此。其世行遗教，如一切贤圣。维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欲以毫末，度量虚空，无有是处，志其舍利所在而已。

     这里强调一下，王维并没有皈依，此时只是佛门俗家弟子，仕途进取之心犹存。

    王缙向时任朝廷左丞相的张说，推荐了自己的哥哥王维。

    听说王维回到了长安，张说很高兴。

    当时啊，张说还身兼着集贤院学士之职。毕竟是文人，难免“惺惺相惜”。说实在的，张说欣赏王维久矣，立即向集贤院少监张久龄，推荐了王维。

    在大唐盛世，这两个人均为“重量级”人物。

    先说张说。

    张说（音yuè）（667－730），字道济，一字说之，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张说早年参加制科考试，策论为天下第一。此君相当能写喔。

    张说被认为才华横溢，文笔精妙，前后三次为相，执掌文坛三十年，成为唐开元前期一代文宗，与许国公苏颋齐名，号称“燕许大手笔”。

    再说张九龄。

    张九龄（673-740），字子寿，号博物，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

    张九龄聪明敏捷，善于属文。景龙初年，二十岁时进士及第，授校书郎。唐玄宗即位，迁右补阙。

    张说为相后，便把张九龄从桂州调回来，任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秘书少监之职。

    张九龄后来仕途不错，拜中书舍人，迁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迁中书令，成为开元盛世的最后名相。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对于王维，张九龄当然是久闻其名。

    况且，又是张说张左相推荐，张九龄更是不敢怠慢，立马给王维安排了个闲职。

    这里得说说“集贤院”。

    据《新唐书·百官志二》：“集贤殿院。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掌刊辑经籍。凡图书遗逸、贤才隐滞，则承旨以求之。谋虑可施于时，著述可行于世者，考其学术以闻。”

    可见啊，这是个学术机构，并没有什么实权。但是，这地儿，距离皇上唐玄宗，那可不是一般地近啊，隔三差五地，还能够目睹圣颜。

    王维能够在“集贤院”任职，那也不是“滥竽充数”，以其学识和影响，顺理成章。

    即便如此，还得有人赏识、有人推荐，对不对？

    在王维的一生中，张说、张久龄，均对其有知遇之恩。

    王维也挺知足：别说什么“闲职”，至少有碗饭吃。况且，这身份在外看来，还挺“体面”。

    安定下来不久，在张久龄的介绍下，王维与襄阳人氏孟浩然相识了。

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无疑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相识”。

王维是早就听闻孟浩然的诗名，孟浩然也久闻王维大名，彼此相见恨晚，于是，两个人很快成为挚友......

感觉信息量有点大，是不是？

别急，泡壶茶歇歇，且待我明儿，再慢慢叙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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