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书包从最近的公交车站牌拖到小区门口，抬头向天上看去的时候，乌云已经挤满我头顶的天空了。风不知道从哪面刮来，气温骤降。没想到秋天的天也能变得这么快。掏出纸擦了擦路墩，路过的男孩用奇怪的目光注视着我，我坐下来，开始拍书包上的土。
男孩戴着红领巾，被爸爸领着手。对面小学刚放学，人行道上行人来往，志愿者挥动着小旗，时不时有汽车鸣笛的声音传来。
我想我也曾是个系红领巾的孩子，那时候孩子们流行读《淘气包马小跳》和《笑猫日记》。彼时每隔一段时间班里的小图书管理员都会抱着上次借的书去图书室换新一份书。铁制的书架已经有不少的地方生了锈，一排排书里，每一本都夹着借阅卡。我经常跟着管理员去帮忙。她们是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女孩，不能叫做青梅竹马，姑且算是青梅青梅。女孩总是搬不动很多书的，喜欢叫几个好朋友一起去图书室玩。
她们总是借些乱七八糟的书回来。具体什么书名，现在早就记不清楚了。记得最清楚的是图书室一角摆着一排光怪陆离的书籍，写一些外星人、未解之谜之类的东西。那些不太友好的封面——大额头黑眼睛的小灰人、破损的金字塔，将孩子的好奇心都驱散了。比起科幻，更像是恐怖故事。
借些什么书呢，这种大权掌握在小青梅手里。班里总有些人抱怨没什么能看的，但图书室确实没什么好看的。在各种乱七八糟的书名里，卡夫卡的《变形计》不知怎的成了混入其中的常客，常常被分到手的孩子塞进桌洞或者扔在桌角。因为我们根本看不懂。
那时最受人欢迎的大概是《鲁滨逊漂流记》和马克吐温的各种历险记。《海底两万里》也总被大家传过来传过去。现在想起来总是很后悔，里面写的什么早就忘了，读了就像是没读似的。
毕竟是当童话书读的，你不能指望一个小学生去欣赏世界名著。许多年过去后，拿过试卷上的相关考题来，就发现自己连主角的名字都忘记了，努力想，什么也想不起来，脑子里只有海底小纵队。
系着红领巾的男孩被爸爸牵着手带上车走了。我忽的想起前几天在新华书店被塞的杨红樱读书会入场券。小时候喜欢到专门在网上买签名版的作家到触手可及的地方来了，心里却毫无波动。大概是我的童年已经过去了，离我越来越远，记忆也越来越稀缺，童年的朋友也在后来的日子里走散了。
我没打算回家，倒是想继续向前走一段。这个点龙门书舍还没关，在阴沉的天气里拉起了暖黄的灯光，照亮了小店前的一方水泥地。店面小，也混着卖一些文具，纸胶带、玻璃笔一类的物件在店中间的货架上躺着，与靠墙的书架相对。
不和新华书店相同，这种野生小店总是简陋而有韵味。新华书店和图书馆，大概是我去过的与书有关的最气派的两个地方。小城市没什么专门的有品味的书店，以教学资料和练习题为主的书店更多些，遍布整个城市的路旁和街角。
我不是多么勤奋的人，没体会过早晨挤门口的感觉。每次走进新华书店座都满了，背着书包迫不得已到三楼儿童区落座。一次陪表妹去书店写作业，她在桌上坐下来把书包扔在一旁，翻开了在一楼拿的《犯罪心理学》，作业一点也没碰。
那个下午我从头读完了《仲夏夜之梦》，浦克念动俏皮的咒语，催生了一场盛大的爱情喜剧。在美丽的仲夏夜，一重重闹剧后，有情人终于成了将陪伴彼此终生的好眷属。合上书，看了一眼还在上五年级的表妹。我不奇怪现在的小孩子是不是都早熟，倒是更奇怪为什么我这个年龄的时候还在把科幻当童话读。
在新华书店蹭儿童区的人，在图书馆自然也只有坐地板的份。一次国庆节假期，我带着准备好的面包，蹲在暑假的尽头看作者写萧红和他四个男人的故事，书名是什么没记住。一个姐姐在旁边的书架小声打着电话。图书馆怎么能打电话呢，在图书馆打电话的后果就是被人听得清清楚楚。
“...按医生说的服药了，这几天感觉都还不错，不怎么有难受的感觉了。”
“嗯...吃了...有读些书什么的，最近睡得也挺早的。”
我双手支着凉地板往身后的墙靠了靠，屈起右腿来。背带裤的背带在这时滑了下来。我在心里猜疑着这个姐姐是不是得了抑郁症，不敢相信这种听起来像传说一样的病会离我这么近，却没猜到自己有一天也会对父母说出“这几天感觉都还不错，不怎么有难受的感觉了”这句同样的话。
龙门书舍和暑假来的那次似乎没有什么变化，没有我想读的《罪与罚》，也没有《洛丽塔》。虽然感觉到了失落，但也在我意料之中。我从中间的货架上拿下一个书签，末了又觉得来一趟只买个书签有些对不起老板，另取了盒胶带。外面天色已经暗得差不多了，路灯点起，树上的枫叶被大风吹落在地上起舞。灯光像是浮在近地面的星星，不知道照了多少个人的梦。
去年我在颐园角落的一个小书店里找到了东野圭吾的《信》。我心心念念的一本书，也是在很多实体店都找不到的一本书。《信》陪了我不长一段时间，却是我最难度过的一段时间。那时我因头痛暂时申请半走读，每晚窝在家里的破单人沙发上听民谣，扫净心灵的声音。闭上眼，我就能看见缓缓涌动的大海映着夜晚墨蓝色的天空，和那上面绣着的点点星光。
重要的是无论过了多长时间，我再听当时听的歌时，都能感受到当时的我内心所产生的的寂寞和空虚，让我泪流不止的、纠缠着我不放的寂寞和空虚。一种难言的痛苦，掺杂在我听着它读《信》的那段时光里。刚志和直贵靠信维持着的脆弱而又浓厚的亲情，监狱内外的人生，在这本不同于东野圭吾其他小说一样，几乎毫无推理要素的小说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又震撼人心。
有很多同学问我在哪里可以买到《信》。今年我回同一个书店找，原先还剩一两本的《信》已经售罄了。店门前的砖缝里依旧爬着些野草，店里的书摆的很乱，另个房间里放着些店主裱的画和字。
来书店总不能空手而归。我盲狙一本川端康成的《古都》，结账时发现这个书店的书是按半价卖的。店长似乎并不在意生意怎样，赚钱怎样。我能感受到，艺术似乎更重要。这个店内摆设杂乱，无处不透露着“我要倒闭了”的信息的小店，从去年到今年一丝一毫也没有变。或许前年、大前年，明年、后年，它也一直这样，一直会这样。老板也是，一如既往。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这种自己开小书店的人是不同的。除了经常赚钱之外，他们都对店里的书有情感，都与前来的顾客有共鸣，也都对文学和艺术有着热爱和敬意。
这大概就是“不是谋生而是生活”的一种吧。
摸着有点发热的额头，我慢悠悠地走回家。今天龙门书舍的老板依旧热情地和我聊了两句。在叮叮咚咚的门铃里，爷爷打开了双层门，我拖着稀碎的步子来到卧室，直直地向床倒去。
摸出枕边的《红与黑》，我将刚买的书签摘下包装插在折角的那一页。樱花状的金属书签，上面系着粉红色的丝带，软软的躺在书外。樱花落尽的地方，正好指向“玛蒂尔德”四个字。一个聪明且骄傲的姑娘，在四月三十日披上一身重孝，用行动去证明对玛格丽特王后及其爱情的崇敬与憧憬。
有书陪伴的日子串起了我度过的大半时光。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循着梦里的银河奔向向往的未来，而那些与书相关的过去，静静地向我身后流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