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记述的事情有点恶心，有洁癖的朋友请勿阅读）
现实社会总有很多不如意，但是希望回到过去，则是路径的错误。虽然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很多问题，但在四十年前，老百姓连自己种地喂饱自己的权利都没有，是的最大不公。
我不断重复的的观点是，在所有方面，现代的都比过去的好。
过去不是没有好东西，过去的好东西我们现在都能掌握和继承，而现代的种种好处过去却没有。
人们总是对已拥有的东西熟视无睹，对没有的东西耿耿于怀。最近开人代会，不少代表呼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却没有一个代表呼吁加强科学普及。一群迷信风水、抢烧头炷香的人，说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只能是喊口号。没有科学素养的编剧导演也拍不出《阿凡达》《黑客帝国》《盗梦空间》这样的电影。
我绝不反对保护文化遗产，文化的多样性和生物的多样性一样非常重要，无论是文化基因还是生物基因，都是我们创造未来的基础和源泉。
但应该保护的东西并不是因为多么好，相反都是应该淘汰的东西。比如现在的网络游戏是那么复杂迷人，谁还会去看驴皮影？萨满教的说唱应该保护，还有谁家的孩子发高烧或孕妇难产去请跳大神的？
我看过几个著名的的江南古镇，看着挺别致。如果让我在那里居住，还是免了。那些古民居从居住功能，早该淘汰；从文化角度，应该保护。我们可以借鉴其风格建设现代城市建筑，以避免现在城市千篇一律的水泥森林。
我虽然还没太老，但也有一些过去的往事想让现在的孩子知道，想告诉他们一个常识：过去不如现在好，如果现在还有不好的地方，我们该向更好的方向前进，并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不是往回走。这也算是我的一个遗产吧，算不算文化，倒也无所谓。
理想与洗澡
81年上大学时，社会常讨论人生的理想问题，我也听过李燕杰和温元凯的讲演，听得一头雾水(有时间我想找到他们当时的讲话，到底都说了什么)。关于人生理想，依然是懵懵懂懂。读研究生的时候，终于对“理想”一词的理解有了新的认识：以前总觉得理想是要与革命或国家大事相联系的，觉得虚无缥缈；如果和自己的生活相联系，就简单多了---过上体面生活，同时为社会做点贡献。想通了以后，就在宿舍侃大山的时候，向室友宣布了我生活的三大理想：家里有电话、家里能洗澡、水果随便吃。
那时的东北边陲，当地不产水果，又没有现代商业物流，水果是难得的稀罕物，我又喜欢吃水果，水果随便吃便成了我的理想之一。
读研的时候，还没有移动电话的概念。有一次看一个美国电影，男主人外出，临上火车的时候，在车站用公共电话给家里的妻子打了个电话。我钦羡不已，觉得那才是高尚生活的重要标志。
也是看电影，才觉得家里有一个大大的浴盆，加上泡泡与美女，是多么美妙！
更重要的原因是公共浴池太脏，那时多数人只能去公共浴池。由于洗澡不容易，间隔时间长，因此当时的习惯是必须在公共水池泡一段时间，再搓身上的“灰”。因此那时公共水池的水面上总是漂浮着许多所谓的“灰”，其实就是别人身体上搓下来的老皮（角质层）和灰尘、油汗的混合物。如果你来晚了，这种小灰条将布满整个池面，灰白一片！你不得不用手划开一小块水面，皱着眉头，挪将下去……。
如今我的三大理想都已实现。看着水果摊上各式各样的水果，已不知想吃什么。家里的固定电话已没人用了，只有家里的洗浴设施成了生活的必备。
我的生活理想如此简单通俗，应该作为小康社会的一个奋斗目标。
虱子与臭虫
这两样东西现在已看不到，很多孩子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在卫生条件不好的地区，它们还存在。让它们在全国范围内消失，也应该作为小康社会的标准之一。
如果到了那一天，应该有科学实验室保留一些活体标本。就像天花病毒在全世界已没有自然存在，但在美国的一个实验室还有保存。前面说到文化的多样性和生物的多样性同样重要，重要的不是好与坏，而是多样性。
由于不经常洗澡，居住的环境也不卫生，因此小时候总是为这两个小虫折磨。虽然蚊子也叮人，但这两个小虫却是与你紧紧相伴！
臭虫呈黑红色，个头较大。在南方是躲在床板缝里，我没体会。我小时候在东北，最早住在泥草房。房子、炕、火墙都是土坯搭的。炕的边缘放一根木方，叫炕沿。炕面就用黄泥抹平，上面铺上用秸秆皮编织的炕席。黄泥和炕席的缝隙就是臭虫的藏身地，晚上你睡着时，它就爬出来吸你的血。它的毒素也让你的皮肤起包、瘙痒。后来住上了砖瓦房，炕面不用炕席了，而是在干燥后的黄泥炕面上糊上几层纸，最上一层是花纸。再后来不用花纸了，是用牛皮纸上色以后刷清漆。总之，炕席多缝隙的缺点没有了。但火墙是用砖砌成的，砖缝里依然是臭虫的藏身地。我小时候经常用笤帚糜子捅砖缝里的臭虫。
虱子个头小，呈灰色，生长在衣服的缝隙里、附着在头发和阴毛里，可以随时吸你的血，但它只引起瘙痒，并不让皮肤起包。小时候每天睡觉前捉虱子是一道固定程序。那时的衣服都是人工缝制的，缝线的部位沟壑纵横，特别适合虱子隐藏。把虱子捉出来，放在平面上，用指甲碾压，啪的一声，肚皮破裂，留下一点血污……。现在感到有点恶心，当时伴随着声响，是一种胜利的快感。
虱子的卵叫“虮子”，附着在头发丝上和衣服缝上，如果不消灭，就会孵化成虱子。那时有一种工具叫“篦子”，是用光滑的竹片以略大于发丝直径的距离紧密排列，做成两面梳子的形状。用它梳头，能把附着在发丝上的虮子刮下来，然后用指甲碾死，也发出劈啪声响。
女孩头发长，是虱子的理想栖息地，就像南美的热带雨林，是动物的天堂。女孩子相互之间捉虱子，是友谊的象征。如果是男女之间，就是爱情了。林语堂说过，诗歌的最初源泉是猴子之间捉虱子。
古代文人名士把“扪虱而谈”当成一种雅事，以显得与众不同。其实和现代所谓艺术家留大胡子和长发一样，除了能多吸收一些灰尘、多沾一些饭渣以外，看不出和艺术有什么关系，只是一种矫情而已！
据说毛泽东一边和斯若谈话，一边从裤腰里捉虱子，并且对斯诺说：“如果你身上还没有虱子，那你还没有理解中国。”他老人家说的没错，虱子是中国进步与否的标志之一。在他老人家之后，我才逐渐摆脱了虱子和臭虫。当全国人民都能在家洗澡，都告别了虱子和臭虫，中国才算进入小康。
痰盂与手绢
这两样东西在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也就是十几年的光景。在此之前，这都是讲究的家庭、讲究的人用的。
过去是什么样的呢？让我慢慢讲。
想象一下，你和一些朋友在饭店吃饭，忽然一个家伙咳嗽一声，把一块粘痰吐到镶着地砖的地板上，然后用脚碾一碾....。
恶心？几年前我在地方工作时还会遇到这样的人，但那已是极少数。而在三十年前，我所生长的地区，按现在说法叫棚户区，国际说法叫贫民窟，这种动作是一个自然行为。痰就吐在自家或别人家地上，然后用脚碾碾。当然，那时地上没有瓷砖，也没有混凝土，就是土地，如果在雨季，就是泥地。按照中国的玄学说法，是真正的接地气。中国人眼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我看来很多都是混帐东西。现在，住在高楼上的我，望着窗外的万家灯火，永远不想去接什么地气。
那时也有“高尚社区”，家里会有木制地板或水泥地板，上面刷上油漆。自然就不会有人往地板上吐痰了。但家家必备一个痰盂，里面盛一半水，上面一个带把的盖子，有痰就吐在里面。
那时不仅在讲究的百姓家里，就是北京接待外宾的会客室里也会有痰盂！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起因，就是最近看到《环球时报》刊载的一些老外回忆早年到中国访问的文章，其见闻中就有让他们惊奇的痰盂。
那时人们的痰也多，因为以前烧煤烧柴，空气污染更厉害，咳痰是唯一保护呼吸系统的办法。
现在，谁家的客厅里还有这么一个罐罐，里面有水，水上漂浮着粘痰？
现在家里没有上述现象了，但在外面随地吐痰，依然大有人在。这也是让西方（应该说是包括日本新加坡等的发达国家）人瞧不起的行为。
说实话，我也是最近才彻底不在外面吐痰了。很多人像我一样，算是比较文明，不会往地砖等干净的地方吐痰。但如果遇到雪堆或垃圾多的地方，由于一口痰显现不出来，也就坦然了。促使我坚决不往外面吐痰了，也是不久前看一篇报道，说印度至今仍有随地大便的人，就在城市的街道！然后用手擦擦，走人。我们觉得恶心吧？而西方人看我们随地吐痰，就是这样的感觉！西方人的标准是：地是可以随时坐下的，回家是不用换拖鞋的。
实际上，在进入现代化之前，西方社会的卫生也不怎么样。看过相关文章，早期伦敦巴黎，屎尿就是顺手从阳台往下扔；一百年前的美国，政府关于吐痰，作出过很多努力，比如，哪些地方不能吐痰（当然有些地方也就可以吐痰），火车车厢要放几个痰盂等等。
手绢过去在中国和西方，都是绅士淑女的必备用品。在中国的爱情故事里，手绢往往还是男女传情的信物。在中国往往绣上鸳鸯，西方大概就是一颗心吧。而下层百姓是不用手绢的。小时候我和玩伴们的袖口都是油黑发亮的，鼻涕流出来就用袖子一擦，很是方便。大人们擦汗也是用袖口或上衣下摆。劳动时可能会带一个毛巾，用来擦汗。电影中，农民头上或脖子上总有一条白毛巾。而现实中，那条毛巾不可能是白的。试想擦完汗擦鼻涕，吃晚饭再擦嘴，陕北又缺水，那毛巾能是个什么颜色？
手绢也好不到哪儿去。擦完一样，再擦另一样，就搞不准是为了清洁还是为了污染了。那时手绢基本就是一个细菌仓库。要想干净，就要擦一次洗一次，就要随时随地有洗手盆。除了王公贵族，谁也做不到。
痰盂和手绢的消失，得益于洗手间和面巾纸的普及。
谁要一说过去好，我就想跟谁急。批评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鲁迅、王小波们写了很多文章。我也能说出一百个理由，这篇有点恶心的文章，算是一个。
那些喜欢看穿越剧的小朋友，你还想穿越到过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