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岑大明
老家，最令我牵念的就剩下那栋老屋了。老屋一直都是母亲料理，房前屋后经常打扫得干干静静。自从三年前母亲走后，老屋就没人打理过。前几天，我突然想起老屋，难得周末稍闲，便驱车回老家。我的老家在龙头大山脚下的一个布依山寨，虽然边远闭塞，但通过跨县通村连组水泥公路，能把车开到家门口。
下车那刻，我难以相信我的眼睛——原本矮小的老屋掩没在一片杂草荆棘之中。我找来板锄、镰刀，疯狂地向疯长的野草进攻……把房后的杂草割了一半时，我发现两扇大磨靠在墙根！我兴奋地再往里割，又发现两扇小磨斜躺在土埂上，一个破损的石碓窝躺在最里边的屋檐下……
在我的记忆里，老屋的右边有一间“三柱四”“七个头”草房——我家的磨房。磨房四周砌了泥巴墙，前面留一道用木棍扎成的房门，屋檐高不过五尺，大人进出要低头弯腰。小时候，我常常趁父母不在家，便搬来一张高凳子，站在上面摸麻雀蛋。房草不时被我翻得稀巴烂，为此我不知挨了父亲的多少顿打，但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
磨房的前后墙体半中腰各留一个一尺见方用来取光的墙洞，伏在墙洞往里看，可以看到里面摆设有两副石磨——大磨、小磨。大磨用来磨苞谷面，小磨则用于磨米浆、豆浆、玉米糊之类的。山村几十户人家，几乎家家都有石碓、石磨，不过大多数人家的石碓石磨都安在主屋里，很少有单独的磨房，也很少有小石磨。我家不仅有磨房，而且碓磨齐全，为此，我有点小小的自豪感。
我家共有八口人，居住在“五柱六”“十一个头”共三间瓦木结构的老屋，仅安放睡觉的木床都很拥挤，自然就没有多余的空间来摆放石碓石磨，只有开石挖泥垒建磨房。那时没通电，吃白米饭要用石碓舂，吃包谷（玉米）饭、荞子饭、麦子饭都要用石磨拉，石碓、石磨成了农村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具。
那时饭量大，我家一天要吃八九斤粮，其中，大米四斤，苞谷或麦子或荞子四斤。有的人家饭量更大，和我家一样的人口，一天要吃十二三斤。现在我才明白，那时饭量大是因为几乎没有一点油腥，要吃很多粮食才能填饱肚子。为此，舂碓、拉磨便成了每天必不可少的“重体力”家务活。
从我记事的那天起，舂碓、拉磨几乎是母亲一人包揽。白天，母亲要做农活；晚上，母亲又忙着拉磨、舂碓，为第二天准备口粮。拉磨需要两个人才能完成，一人负责推拉沉重的石磨，这是重体力活，推拉的人双手需要持续用力；另外一人负责往石磨里添苞谷籽（老家人叫“添磨”），这不需要多大的体力，但需要眼快手快。
我有一个姐姐，十一二岁就成了母亲推磨的得力助手。每天吃过晚饭，便到了雷打不动的推磨时间。母亲用撮箕抬着苞谷籽，姐姐抬着一盏煤油灯，跟在母亲的后面来到磨房，便开始推磨。磨苞谷面用的是大磨，磨盘直径约有0.5米，用坚硬的青石制成，每扇磨盘约百余公斤，需要两三个壮劳动力才能搬动。
昏暗的油灯下，只见母亲双手紧握着磨钩，用力将石磨推出去，又用力拉回来，因推拉持续用力，上磨盘顺时针不停地转动。姐姐站在石磨边，一手抬着苞谷籽，一手不时往石磨里添苞谷籽。有一首布依山歌这样唱道：“山歌不唱不开怀,磨子不拉不转来;磨盘不停轮流转,人老不会转少年。”
不多久，母亲便满头大汗。姐姐添磨看似手上活，但也不简单，要趁母亲把磨推过去在石磨未拉过来的那一瞬间，准确无误把苞谷籽“添”进磨窝里。如果远远地投放，苞谷籽就会撤落出来；如果把手伸近点动作慢了，石磨就转过来了，为此，必须做到眼快手快、恰到好处。
还有，添磨必须学会听磨盘转动的声音，判断什么时候把苞谷添到磨窝里，添得过“勤”，磨出的苞谷面非常粗，添得过“懒”，石磨空转就做无用功，听到磨盘开始空响时，就得把苞谷添进去。姐姐还那么小，就炼就了这样的本领，全得益母亲一边气喘吁吁地推，一边大声地吆喝“快添，快添”的教导。
小磨，使用的频率不高，用得最多的是，寨子里哪家有大屋小事，邻里帮忙的几位大娘，提来几斤头几天用井水浸泡得胀鼓鼓的黄豆，用小磨磨成豆浆，然后做成豆腐。我家的小磨，这时发挥了公共服务功能，我想，这也是别人家很少有小磨的原故吧。
农历“七月半”前后，我家的小磨也派上了自用用场。这个时节，家里的存粮已经没有了，地里的苞谷刚蔫花，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母亲到地里扳来一些嫩苞谷，将正在含浆的籽粒一颗一颗的剥下来，用小磨推成浆，做成苞谷粑，为全家人准备填饱肚子的餐食。
开饭的时候，母亲把放在蒸笼下面顺便煮的瓜豆舀了一碗端上桌，接着又把蒸笼端上来，打开蒸笼，一股香喷喷的苞谷粑味道在屋里弥漫开来，令人食欲大开。全家人，每人拿着一个苞谷粑，打开叶子，咬一口苞谷粑，吃一口沾着青椒辣水的瓜豆，竟然那么的爽口，我至今都还记得那苞谷粑的味道。
除了石磨，我家磨房里还有一件宝贝，那就是安放在最里边的石碓，农家生活必不可少的物件。我在前边已经说了，我家一天要吃八斤粮，其中大米四斤。这日食四斤的大米得用石椎舂出来。为此，每天晚上，母亲推好了苞谷面，还得接着舂稻谷（老家人叫“舂米”），准备第二天吃的大米。
“舂米”既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说是体力活，就是舂碓时，要用单脚踏在碓尾上，用力踩下去、松开、踩下去、再松开……如此反复重复；说是技术活，就是要掌握好力度，力度太大了，会把米舂碎，力度小了，稻谷壳又剥不掉。为此，开初得轻轻地舂，当稻谷壳瞌去十有八九时，才能用力舂，舂好一窝米得花去一两个时辰。
石碓除了“舂米”还能舂耳块粑。记得土地刚承包到户那年（我们村是1979年），秋收完苞谷稻谷，家里比往年多出了很多粮食，父母还特意栽了一块挽谷（梗稻），仅挽谷就收了一百多斤，这是专门用来打耳块粑的稻米。
腊月二十四，父亲扫了阳春，母亲就浸泡挽米准备舂耳块粑。这年我家舂了少说也有百来斤的耳块粑，应该是有史以来舂得最多的一年。舂耳块粑那天，不仅是全家出动，还特意请来外婆帮忙，负责在厨房把握火候蒸挽米。我和姐姐负责舂碓，母亲负责调和，舂好一个，就从碓嘴上取下粑团递给父亲搓揉。
父亲一边搓一边说：“做耳块粑，这搓揉的工序很关键，搓得不好，日后浸泡在水里就会起层、发酸（那时没有电冰箱，耳块粑冷藏保鲜就是放到水里浸泡），就吃不成了。”为此，父亲很有招法，用双手使力将出碓时不成规则的粑团反复挤压，揉成圆圆的一团，用手掌边沿在收尾处“切”出如乒乓球搬大小的“收尾粑”，让收尾处不留丝毫缝隙。
父亲的这一招果真管用，我家的耳块粑，在水里浸泡三四个月也不会起层发酸，次年的三四月间做农活时也还有耳块粑吃。可是，那时，没有人意识到那么管用一度被视为家宝的石碓石磨会悄悄地消逝……
改革开放后，随着田地里的收成增多，一家人的口粮仅吃大米都吃不完，已经不吃苞谷饭了，母亲不用每晚都推磨了。加之，农村经济也渐渐好起来，邻寨的表哥家买了一台柴油机，安起了打米机，村民吃米不在用碓舂了，我家的石碓也闲置了下来。
后来，村里通了电，父亲买了台小型的粉碎机，专用于打苞谷，四五十斤苞谷籽，倒进粉碎机里，十多分钟就打磨完毕，喂猪用的苞谷面就这么搞定了，我家的石磨就这样“退役”了。
就这样，磨房里的三大宝贝一年四季几乎派不上一次用场，磨房里常年没有人进出，布满了蜘蛛网，房上的房草也长起了青苔、野草。后来，弟弟外出打工赚到了钱，回来将磨房掀翻了，在磨房的位置盖一楼一底大平房，石碓、石磨便成散落在老屋后面的遗物。
烈日下，清除完老屋房前屋后的杂草，我将石碓、石磨重新拾了回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曾经的一家之宝从屋后搬到老屋里。我保留老屋、找回石碓石磨，只想找回那份格外深沉的念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