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江虹的短篇《九三年》是一篇细思信息量极大的小说。

      故事讲述一九九三年，贵州无双中学建新教学楼项目终于获批，身为校长的“父亲”请来了四川内江一支建筑队。建筑队里面有个戴着断腿眼镜的人叫卢开智，是建筑队里的“寄生虫”，他抹不了灰、修不了石、拉不了线、砌不了砖，唯一能做的是挑灰浆。卢开智虽然做不了体力活，但读书涉猎广泛，会用微积分解数学题，会下围棋，懂哲学。

      有一次，父亲要去县里开一个紧急会议，卢开智临时顶替父亲上一节初中语文公开课，讲解《狂人日记》。学校所有语文老师都在场，在一片讶异中，卢开智用周氏两兄弟和弟媳的八卦公案做开头，让听课者平静下来。接着，他开始讲杜勃罗留波夫的观点：文学必须强调真实性和人民性。人民性表现得最充分的地方，也就是生活的真实性最充分的地方。

        下面原文这段很精彩：“灰浆工人说要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意志和愿望，就必须抛弃偏见，努力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这里的他们，就是你们无双镇上的每一个人，也包括在座的你们。体验你们的生活和感情，只有平视，也只能平视，才能表达出你们真正的情感，而这种表达如果带有哪怕一丁点认知上的优越感，都是不真实的。……最后送你们一句话，不要相信眼睛和耳朵，要相信脑髓，脑髓才是人最后的篱笆。”

        “我”很快就被卢开智所折服，有一次和卢开智聊天，我说理想就是想考个电力学校，拿高工资，卢开智说可以有更高远的想法。我又问卢开智中国最好的大学是哪所？卢开智没有当场回答，后来画了一座拱门，清式皇家风格，门上悬着一块无字匾。还没来得及详细问，卢开智就被父亲叫出去，次日这位灰浆工人被打死了，打死他的正是镇里派出所所长搞丢的那把54式手枪。

    进入建筑队有三年了，但建筑队不知道卢开智具体事是哪里人，家人是谁。父亲就在本地给他找了块地，挑个日子下葬了。很久很久之后，父亲打电话要我回去处理卢开智迁坟一事时，我正开车穿过北京海淀区，看到了卢开智当年画的那座拱门，牌匾上写着四个字。

      我一直认为肖江虹是中国青年一代最好的作家之一，他善于把话藏在细节中。比如拱门上牌匾的那四个字，比如卢开智从哪里来？怎么这么厉害，为什么来到这里？他是被谁杀的？只需认真读，略做思考，答案就会付出水面。

        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类似卢开智的“扫地僧”流落到民间一些不起眼的旮旯。朱学勤曾经有一篇很有名的随笔《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他主要讲五六十年代那代人，卢开智是九十年代的，北大陆步轩是2000年开始到猪肉摊做“扫地僧”。每个时代的的背景和原因都各自不同，只是有一些可以被拿出来讨论，比如“北大屠夫”这个。

      最近一些年，散落到民间的“扫地僧”更多了。比如有数据显示8万研究生、30万本科生当外卖骑手，去年讨论最火的应是四川大学毕业生、《南方周末》前记者陈涛失业做外卖骑手一事，令人感慨的不仅仅是知识的贬值，还有昔日新闻业的沦丧。今年8月保山学院后勤服务公司招录7名保安，其中四名是硕士，两名是本科，一名专科，这个是没编制的。混得好一点的，能考个编制，小学老师之类的，甚至可以做个公务员，比如今年，中科大毕业后到斯坦福大学读了博士的苏联同学，就考取了安徽宿州市灵璧县乡镇机关公务员。类似这样的事例太多了，无法一一详举。

        很多人对此类事情感慨，主要是从小接受“读书改变命运”的教育，以及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顽固认知。其实，“扫地僧”散落到民间也不见得就是坏事，就是浪费人才。他们随时可以改变社会，甚至是历史！

        这里我想分享上世纪初一位“扫地僧”的话与大家共勉：“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这是历史上最厉害的图书管理员，在接受外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谈及如上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