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回家，发现小区里的路边车子稀少了，往日为停车发愁的顾虑瞬间烟消云散，想想下午在街上也是差不多的状况。这才猛然发觉，外地人已回去的真的不少了。
自己一直在外奔波，时间的脚步也在不紧不慢地行走着，随时都能听到新年的脚板响，由远而近，由微而鸣。人的心早已开始燥动起来，还没回家的人心情越来越迫切。
在上海，除了人流集中的场所挂了一些红灯笼之外，是感觉不到新年的气息，享受不到浓浓的年味。即使到了新年也听不到鞭炮声，三十夜看不见高空绚丽的焰火，没有红色的对联，甚至没有走亲访友。
上海人过年其实就是一顿饭。进入腊月，去饭店订一两桌，招呼亲戚朋友，吃上一顿，吃完就算过年了。
我来上海二十多年，每年都是正月出门，腊底进门，但03年，因为许多原因没乘上归乡的列车，独自一人在上海过了一个年。
那年我住纪鹤路边的两层出租房里，下面是门面房，也是我的办公室，后面是仓库，两者中间有个楼梯，我住二楼，门面上面是个大平台。其实我根本就没准备不回家的，家里父母都在等我，在家读书的一对儿女也在盼着我，一年没见面了，我怎么能不回去过个团圆年呢？腊月二十六送妻子上了回去的客车，对她说，拿到拿不到钱二十八都回去，妻点头的时候有点难过，但她没掉眼泪。
可是别人答应好的钱迟迟没有兑现，日子却一天天的过去，比翻书还快。二十八上午，在我垂头丧气地过了嘉松路时碰到了队里的小五子，他问我怎么还没回去？我笑笑，你不也是一样？他说他住在周浜，做的下水道没完成，老板不给钱，回不了。又问我，是不是也没拿到钱？见我点点头，他笑了，那就去我那里过年。我没他那么潇洒，心在隐隐作疼。
那年二十九的上午接到父亲的电话，问我在哪里？我吱吱唔唔说不清楚，老父大概听说了一些，对我说，有路费回来就好了，家里有吃的，用的，不要担心什么！我还听到旁边的母亲在叫，快去找车，还来得及。
放下电话，我的泪流出了眼角，不管我愿意不愿意，老天要强留我在上海过年。
那天下午三点多我就骑车去周浜了，嘉松路上没几辆车，开的是飞速，在急着赶回去吃年饭吧？荡悠悠的我还在替他们想。
到了小五子住处才发现，老洲街上有个叫小孬子的也在他那里。他们已经忙活了一下午，烧了一大桌子的菜。
那年三十晚上，三个没办法回家的人，在上海乡下的一个出租房里过了年。记得那晚都喝多了，归来途中，我骑着自行车在嘉松路上东倒西晃的，马路上没有一辆车，没有一个人，我大声地吼着“着常回家看看”，声音在凛冽的北风里是那么地微弱。
这种心情影响我好多年。以至于买房子那年，许多人都说（包括家里人）应该在新房子里过个年。但年近了，我依然锁上门，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