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
这种零和博弈的观点可以成立吗?这要取决于人们到底怎样理解财富。
我们可以看看苏轼自己身上的一件事:他被贬黄州的时候，生计很艰难，他发现黄州有猪肉，但当地人不吃猪肉。
他为此还写了一篇《猪肉颂》，其中谈到:"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
意思是说，黄州的猪肉品质很好，但价格低得不像话，这是因为富贵人家不愿意吃，穷人家不会吃。没人买，当然卖不出价。
中国人吃猪肉的历史很短，直到明清两朝，猪肉才成为肉食当中的主要品类。历代名医对猪肉有很多差评，说猪肉容易引发各种疾病诸如伤寒、疟疾、肺病、痔疮。如果猪肉和姜一起吃，还能让人中风、发癫痫，连医圣孙思邈都这么讲。
苏轼当然了解这些风险，但生活所迫，必须壮起胆子吃猪肉。越吃就越会做，竟然也没吃出毛病，东坡肉的做法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只要黄州人学会烹调方法，猪肉就能马上变废为宝。如果王安石看到这个例子，应该会说:猪肉还是从前那些猪肉，没有任何变化，但财富增加了。变法要做的事，就相当于扭转黄州人对猪肉的错误认识，再教他们东坡肉的做法。
那么，这个说法可以成立吗?不一定，因为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东坡肉可以申请知识产权，属于苏轼的脑力劳动成果，这已经不是调节存量，而是产生增量了。
至于改变黄州人的固有观念，这要耗费惊人的 宣传成本，移风易俗谈何容易。即便在今天，我们要破处中老年养生保健公众号的害人知识尚且难上加难，何况在宋朝打破医学界的公论。
当然，无论苏轼还是王安石，对"什么是财富"的理解都还停留在宋朝的思维水平，他们所谓的财富，基本是由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构成的，如果还可以加进去什么项目的话，那就是服役了，包括劳役和兵役。
王安石所谓在赋税不变的前提下增加财政收入，如果他能想到东坡肉那一层，确实比较前卫，苏轼不理解也很正常，但王安石的思路无非就是优化资源配置。这一点，苏轼应该不难想通。他想不通的，是王安石搞的这些优化方案要么只会添乱，要么虽然可以收效于一时，却贻害无穷。
优化资源配置可以创造额外的财富吗?在王安石看来，当然可以。
我们不妨假想一下，如果请王安石处理黄州猪肉问题，他最有可能的做法应该是这样的:把"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的信息散布出去，如果方便的话，直接散布到那些有吃猪肉传统的地区，信息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接下来就自然会有逐利的商人到黄州采购猪肉，贱卖贵买，朝廷再对这些商人高额征税。
这样一来，黄州人得到了额外的猪肉收入，商人和朝廷赚到了钱，其他地区的老百姓吃到了黄州猪肉。
在没有任何人的福利因此受损的前提下，皆大欢喜，这就是经济学中概念里的"帕累托改进"。
王安石如果嫌收税收得不多的话，还可以搞猪肉官营，由朝廷垄断猪肉交易。朝廷直接从猪肉身上赚取垄断利润，这更符合王安石的风格。
那么，无论征收猪肉税还是猪肉官营，算不算与民争利呢?
苏轼一定会点头，因为这本来是商人该赚的钱，却被政府赚了去。朝廷这样做也没什么高明的。不过是采取了商人思维，把自己当成公司来经营了。更糟的是，在商人真正的而不是我们假想的盈利范畴里，王安石确实就是这样做的。
王安石并不否认，当然也无从否认，但在他看来，这不叫与民争利，至多算是与奸民争利，因为商人就不该赚那么多钱。
正是这些奸诈的商人，搞得社会上贫富悬殊，政府里财政吃紧，淳朴的社会风气也被败坏掉了。
所以，从商人嘴里夺食，是一个负责任的朝廷应尽的义务。这怎么能叫与民争利呢?这明明就叫抑制兼并。
所以，苏轼和王安石的核心分歧是:苏轼认为好的朝廷应该藏富于民，不该与民争利，王安石认为朝廷应该与奸民争利，从而富国强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