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试图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维护因其独特性而获得例外的权利。他认为他有权利超越必然性和法则以使自己生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就好像他真的超越它们之上。并且，每当他的理想化自我在明显没有实现的时候，他的要求能够让他自身之外的因素为这样的“失败”负责。

神经症患者把工作放在塑造自己身上——把自己创造成至高无上的人。他在自己的灵魂面前坚持他的完美形象，并且在潜意识中告诉自己：“忘记你实际上是丢人现眼的造物；这是你应该成为的人；成为理想化的自我是最重要的事。你应该……”

内在指令包含所有神经症患者应该能做的、应该能成为的、应该能感受的、应该能知道的，以及他不应该如何做与不应该做什么的禁忌。

这些对自我的要求总体上太过困难与严苛。它们是重叠的，因为它们都来自个体想要成为理想化自我的需要，来自他对于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信心。

对于可行性的忽略，贯穿在整个追求理想化自我的实现过程。许多要求是属于无人能够满足的那一种。它们的根源——对荣誉的追求；它们的功能——让自己成为理想化的自我。

内在指令完全就像政治暴政，其统治全然忽视了人自身的心理状况——他当前能够感受或能够做的是什么。盲目地发号施令，只会导致自我欺骗或者不公平的自我批评。

虽然内在指令对于维持理想化形象比其他方法更激进一些，但是像其他方法一样，其目的不是真正的改变，而是立刻达到绝对的完美。他们的目的是让不完美消失，或者让其看起来如同达到了特定的完美。

被“应该”掌控的人们，不是朝着接近更大程度的诚实而努力奋斗，他们充其量实现行为主义上的完美，最终，一个无法用通常的方式去处理的状况必然会发生。并且，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够应对它，他们的平衡被打破了。如果他们没有遭到严重的困扰，他们会一直持续这样的方式生活。

越多了解“应该”的本质，我们越会清楚地看到它们和真正道德标准或者理想之间的不同，这种差异不在于数量上而在于质量上。它们渗透着傲慢的精神，目的在增强神经症的荣誉以及把自己神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是正常道德追求的神经症的伪造品。它们区别了“应该”和真正的标准。

如果我们认为履行责任是其中的信念，我们会尽全力去做，即便它可能很难。这是我们自己的意愿、判断和决定。因为我们和自己是一致的，因此这种努力给予我们自由和力量。相反，遵守这些“应该”，就像“自愿”的贡献或者在独裁制度中的欢呼，几乎是同样的毫无自由。就内在指令而言，这意味着对于未被满足而产生的强烈的情感反应——这些反应贯穿了焦虑、绝望、自我谴责和自我毁灭的冲动的整个范围。对局外人来说，这些反应看起来和刺激完全不成比例。

一个人只要按照他的内在指令生活，他的生活和工作可能相当顺利。但是，如果他卡在两个矛盾的“应该”之间，他可能就被抛置到问题中。

在对待这种暴政的态度和体验它们的方式上是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它们的范围在顺从和反抗的两极之间。虽然这些不同态度的元素都会作用在我们身上，但是通常其中的一个或者另一个会占据上风。

这些“应该”对一个人人格和生活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据这个人对它们的反应方式或体验它们的方式而有所不同。这些“应该”总是产生一种压力感，这种压力感越大，这个人越会试图在他的行为中实现他的“应该”。有时，感觉也可能足够强烈到促使一个积极的人产生不参与活动和不履行义务的渴望。

因为这些“应该”被外化了，它们总是引发一种或者另一种人际关系上的困扰。在这方面最普遍的困扰是对于批评的高度敏感。他对自己是冷酷无情的，所以他不能忍受来自他人的任何批评——不论是实际的或者仅仅是他预测的，不论是友善的还是不友善的——它们都如同他对自己的谴责。当我们意识到由于他落后于自我强加的标准，因而有多憎恨自己时，我们会更好地理解这种敏感性的强烈程度。

在另一个极端，麻木和无情的感受也可能被放大。在一些神经症患者身上，对温柔、同情心和信心的禁忌与在另一些神经症患者身上对敌意和报复的禁忌是一样的强烈。他们的情感生活与其说被扭曲，不如说是完全的贫瘠。

实际上，这是我们把自己塑造成完美之身而付出的最沉重的代价。情感是我们最活跃的部分，如果情感被置于独裁的统治下，我们的基本存在就会产生一种深刻的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感必然会对我们与内在和外在的一切事物的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

《神经症与人的成长：自我实现的挣扎》卡伦·霍妮 | 微信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