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拜财富教”的狂热和相应之“宗教裁判”≠ “求生存”或“我要吃饭”：

最近几十年来，流俗文化趋向于“财富崇拜”，有钱人往往被 “别人”——对某些人而言也是被“内在化的别人—自己”这一潜意识的“精神孪生体”视为成功者。反之，“穷”则易被 拜财富教的宗教裁判所。如今有很多人在意识表层中，认为自己的工作打拼是“为了吃饭”甚至“为了生存”、或“为了自己的现实利益”，然而反讽的是，他们的吃饭与温饱往往在很多年前就得到了充分甚至过剩的满足——其中很多人实际上已在数不清的餐馆饱尝了一大堆古代国王都未必能想象的美味佳肴！然而，他们依旧宣称乃至相信自己的工作是为了 “有口饭吃”——尽管他们即使真的数年或数十年都不像现在这样“拼命换钱”地工作，估计也很难被逼死。而每年的职场狠拼反而实实在在伤害了很多人真正的健康（即使不提情绪上承受的巨大压力）。少数人对金钱的那种“强迫症”化的追求已经是远超其生物性水平的、反过来统治其自身的强迫性力量（但这种力量常被混同于人作为一种生物的所谓本质性或先天性/核心性追求），“钱神”成为如今不少人用自己的生命为之累死累活打工的主人。

我的某些间歇性需要、倾向不等于我或人类“应然”如是努力的神圣追求：

这些人士可能未曾思考这样的问题，就算我拼命赚钱是为了“生存”、“吃饭”，就像我活着要吃喝、或者我要满足性欲（或说满足性欲在一些列前提条件和强度下可使多数人快乐，而一段时间缺乏满足则会刺激相应的欲望，虽然这种需求刺激的强弱和频率其实也受大量因素影响）。然而，我活着是否是为了成为取食机和射精器？此外，即使一种价值观引导下的行为在一系列给定条件下能使我快乐或常被我感到极为需要，是否就能因此推论出它就是我或“人类”的本质或核心需要（即使不讨论如印度等地从古至今数不清的禁欲苦行僧或类似的禁欲主义者），其是否代表这种行为就是必须让我的一切其他需要或价值追求为其让路的神圣东西或多数人（甚至全人类）的核心目标？（这里我们还没有区分人类复杂、发展性、多元化的目标系统中的基础性条件和高级目标的差异，（很多学者认为还需要区分积极主动性的追求和相对而言更偏消极性的“匮乏性目标”——如周期性的需要回归均衡状态的生理需求或主观上感受过于缺乏（需求的“张力”）过大而渴望去满足的目标））在我看来，对某些强烈地以自利主义为圭臬的人士而言，他们可能把自己对钱财的需求上升到不得不为的“强求”、甚至变成准宗教性的，反过来主宰ta自己的原教旨主义式价值观。他们可能一方面不反对任何价值观都没有绝对的真理性或应然性这类观点，另一方面却又笃信“自己应当不择手段尽可能利己”是类似“上帝”般应然或实然的价值目标。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人，也可能一方面自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方面依旧不断地为自己的孩子、妻子、丈夫乃至父母无数次地付出甚至牺牲生命。（即使不谈从古至今的无数场战争中，我们不得不承认战士中有相当数量，在战争中发起冲锋时，并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誉、战利品或出于对军法的恐惧）。

我的“个人利益”真的是出于或有利于个人吗（兼论人的强大惯性被低估的作用以及人避免认知不协调的重要倾向）：

其实不少心理学家早已经区分了容易被人类混淆的“强迫性的行为”、“惯性行为”等与满足更真实自我的某些趋乐避苦需要之间（虽然是相对的，但却不能完全混淆的）重要区别，比如人类行动有一个特点，如即使有些复杂或系统性的努力在启动时确实有不同程度的主动意识（且不说有主动意识不等于其就能带给人趋乐避苦感！乃怕最初给人带来痛苦甚至崇拜邪教迷信般的强烈荒诞感），但科学研究证实了我们经常在生活中看到的现象：对其中几乎绝大多数行为，只要不被外力强力扭转或带来过强烈的痛苦感（且不论很多在初期看来可能连想都不敢想的痛苦也会习惯成自然）坚持一段时间后，去会形成行为或思维上的惯性，成为（半）自动化的习惯性生活模式，成为了具有了相当强的强迫性力量——一旦不如此行为或思想就让自己很难愿意——不论这种行为在当下（是否总是如最初般）令自己快乐或对眼下的自己是否真的利大于弊，因为让人去改变习惯——其本身就会让人在初期极为不适（而非一些人嘴上说的不合自己的利益，直到养成新的、替代性的新自动化行动方式）。其实我们若仔细观察，就可以在身边发现或听说：许多顽固者或老年人都存在很多旁人眼中明显可笑、甚至明显不利已或利大于弊的生活偏好却依旧被他们反复固执地执行着，除非环境的巨大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旧的行动或思维方式后，一旦建立起新习惯，他们又会顽固甚至无视破绽地为自己的新习惯辩护。

除了长期类似的生活模式会养成自动化的行动或思维倾向，但另一方面，人类存在另一个极容易被忽视的特点：即很难接受自己已经为之付出大量努力的（价值）追求必须被自己判定为错误的！由此常常是我对这种行动的“难以舍弃”悄悄成为了这种行动必然有其合理性的实际论证起点——这时与其说基于一定的理由、逻辑来采取这项行动，不如说我需要、并因此总能为自己的各种已经做出、无法修改或挽回的行为找到辩护的理由。（参见心理学理论中关于人类普遍存在的避免自我“认知不协调”的倾向）。结果，当初即使哪怕真是是为自己谋幸福的奋斗努力，在一些人士身上很可惜逐渐变成为强迫化的、既未必给自己再增加快乐或幸福，又不能给别人带来帮助或快乐的生活。（附：避免认知不协调只是人在认知不协调可能发生时的消极性倾向，不等同于所谓人类行为的核心、基础或首要的、积极性原动力——即使这些存在的话）

“个人利益”“商人”等词汇背后的混乱与表象的简单化：

其实我们常常使用的 “个人利益”一词本来就是一个（甚至对当事人自己）含糊、矛盾、发展性的概念。为家人奉献被解释成满足利益，有意无意伤害家人也被解释成满足自己的利益。不抽烟被解释成满足自己的利益、抽烟也被解释成满足自己的利益，逃避焦虑等负面体验被解释成满足利益，挑战焦虑带来的新鲜刺激也被解释成利益。惯性地、不加批评地继承自己的原生家庭中的一些在心理学家看来利大于弊、甚至使自己都感到长期不满的生活方式被解释成满足利益，而挑战、学习更新鲜的生活模式甚至不断挑战有（生命）风险的事业也被说出满足自己利益。参与审美活动（包括欣赏令人伤感的悲剧、故事甚至为之流泪）使痛苦也如同欢乐一样被解释成满足自己的利益。一个早已“富可敌小国”的足球俱乐部老板根据教练的建议，自掏数亿元腰包为自己的足球俱乐部购买能够提升足球队战斗力的天价优秀球员时，会被人认为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商业利益，而当俱乐部老板卖掉好球员（其中不少使自己旗下俱乐部的成绩下降）时，还是被解释为了其自己的“商业利益”……

以笔者拙见，人的外在行为或内在心理活动完全可以如世间万事万物那般，在运动发展变化中充斥着内在的、广泛的矛盾、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多维性和发展变化性。而将“自利教”奉为“三观”领域真理的虔诚信徒们便抓住别人难免表现出的或自己主观推定的言行上的矛盾性或复杂性，就以此认为人的各种行为背后之最终动机必然可还原为自利。乃至由此论证自己应该、或不得不像“所有人”或“别人”那样，尽可能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核心常是自己的金钱，然后可能是地位、名望之类。

抛开心理学的视角先不论，将市场经济的热情参与逐利者视为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这一观点，其实在经济学领域内就早已被视为纯属虚构、有明显缺陷的假设。限于本文侧重对此不做展开。笔者想指出的是：很多拼命赚钱的人不得不反复向自己证明：商业社会中的人的核心或普遍目标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然而这种观点很可能存在循环论证：因为人的存在身份是多纬度、多侧面的：父母、丈夫、妻子、子女、冒险运动爱好者、非理性的狂热球迷、乃至公益志愿者…然而不论是“商人”这一身份，还是参与商业或市场交易活动的人，在我们讨论与这些概念相关的问题时，可能早已不自觉地赋予其内涵以隐藏的设定，因为在此类语境逻辑框架内，不论你怎样去证明人们行动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最终还是要回溯到“在商言商”或“商人嘛难道不是是逐利吗”这类“论据”，这就类似我们给某人贴上了“自私者”的定义，便总能够“证明”其做事最终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当秉持这类逻辑的人士退休后，这些已经深陷“拜自利教”的人士由于退出了社会，难以再在职场领域内通过使自己藉由外来收获、成绩而“由外而内”地暂时接纳（内心中遭到潜在否定、甚至蔑视攻击的）自己，便只能常常将求长寿、但求健康（其实从他们内心讲最好长生不死）作为自己的神圣人生理想和这些老人常念叨在嘴边的“真言”，可惜的是，他们的内心因为（暂时）不知道如何获取内在的、有更强真实感与充实感的精神生命所带给人的无尽快乐与价值收获体验，在等待自己的外在躯壳逐渐终结的过程中，不断产生的焦虑反而在不知不觉中损伤了自己的健康！他们还可能有意无意地更渴望增加自己在家庭中越来越不容许质疑的权威性与正确性——有不少人越老迈昏聩却往往越看重这一点，因为这是他们讨要内在缺失的、只能靠外来输入的自我认同感来维系的、外强中干的残存“自我防卫”阵地（这也是我们常会发现很多人在退休后变得越来越不愿意向子女甚至配偶反思或承认自己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金钱的数量真与快乐或幸福成简单成正比吗：

即使那些不辞辛劳真的赚到了巨额金钱之人——根据他们中很多人自己的描述（若您有此人脉也可以直接询问他们以便验证），成功后带来的快乐感的持续时间、甚至快乐强度往往低于成功前的预想。许多统计学研究表面，尽管许多人自认为努力赚钱是为了更大幸福和更少痛苦，但从统计数据来看：似乎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工作但报酬不多的人，其生活的幸福感得分数值反而超过那些尽管从事着高收入或别人眼中幸运或体面的工作，但当事人本身却对此很厌烦的人——当然，这种统计本身的有效性是可以争议的。

金钱在满足某些条件时确实会使人快乐并产生其他价值，并不意味着人类极为复杂、五花八门、各有千秋且发展变化着的（开放式）欲望系统——不论是否与金钱欲相一致——尽然都能靠金钱来兑换或还原，更不意味着金钱的数量就真的总是简单与自己的利益和快乐成正比。

此外，金钱带来的快乐也并不是人幸福之全部，即使是曾经以原教旨主义态度狂热膜拜财富的巨富往往都感受到这一点——金钱即使最初确实产生过快乐，但这种快乐的实际持续时间之短和可兑换的内心各种匮乏或失衡感常常远少于我们在未得到它们时的想象，而为之付出的辛苦或快乐的单位投资成本（不仅仅要看财力成本，还可能要看心理和生理的各种成本如此过程中的各种委屈和内心失衡、各种艰辛与压力感、疲劳乃至对身心两方面的其他无形伤害之类）却可能随着人在企业中职位和收入的提升以及相应压力的增加而不断增强：任何即使最初令人快乐的东西，当人为之强求达到一定量后，其“边际快乐感”便可能降低甚至沦为负数——就像再美味的饕餮盛宴在达到一定量后会令人厌烦甚至反胃呕吐。

强迫症式的、对自我利益或其同质快乐的苛求容易走向物极必反：在不知不觉间从（半）自发的追求异化为对财富的宗教化膜拜乃至被财神无休止地奴役。此时的人，与其说是强烈需要外来的钱财名利，不如说更需要金钱来使自己从毒瘾般发作的金钱欲中暂时被“保释”出来。问题是，贪欲有时反而会刺激而非减弱贪欲，就像我们无法用火来灭火。由此不得不向欲望之黑洞中源源不断地投入更多燃料来“以火灭火”。

崇拜财富与权力的心理学与传播学分析：

在拜财富教的流俗文化中，金钱既是人在社会中向上攀爬的标志，也是其资本。而在其中拼命攫取着的人所喜爱的并不是永远画着毛泽东大脑袋的那一张张纸“本身”——而是因为这些纸币提供了一种身份象征以及相关的“自我认可”。我们发现，很多靠努力打拼才终成巨富的成功者常有因自己的出身贫困或某些早年经历所带来的深刻的、但又极不愿被自我直面的自卑情结需要去无休止地“对抗”或“补偿”。然而，成功者毕竟只是少部分，故而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不少人既羡慕又嫉妒乃至乐于讽刺有钱人或乐于挖掘、传播关于他们的负面消息，同时又自相矛盾地巴结并渴望成为有钱人。由于潜在的自卑或其他自我否定、自我拒绝甚至自我憎恨敌视之类内心力量作祟，不明就里的这类人士常不自觉地将对自我的接纳与认同更多建立在外在成就——对内心“创口”有些南辕北辙的弥补上——如作为外在成就象征物的金钱上。他们努力像自己证明这才是活得现实，但这倒更像是在不停逼迫自己——去符合他们恰好生活的那个年代与特定地区所提供的、机械化的外来标准所流行或强加之“成功”或“合格”标志，又或者是努力“符合”自己这类人被预先设定的门第血统或“社会”期望之类，而不管这是否是自己真的需要的还是“别人”需要的，究竟是使自己幸福？还是使谁幸福？

社会之所以给很多人留下人类是唯利是图之辈的程式化印象，还与大量社会性机构（公司、政府等）很难避免的结构性弱点所易导致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晋升后果有关。即：在双方工作能力都类似的情况下，那些比常人更自私、更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人，他们会为了获得更高的职位而突破内心的底线边际不懈向上攀岩钻赢，其结果是：在大量社会组织中，越是令人关注乃至羡慕的高管或高官中通过各种卑鄙手段战胜他们一路上的“敌人”而爬到此高位的人便潜在的有可能越多：而这种高位又使他们更易成为媒体和大众瞩目的焦点。在羡慕嫉妒恨的情绪下，人也愈发将收集和传播新闻信息的焦距调整到此类位于社会金字塔上层的人身上（这是群影响力、社会示范效应与自身人数其实成巨大反比的群体）——导致那些可能具有过强崇拜权力之人格障碍，比旁人拥有远为扭曲的权力癖之人反而更易成为我们观念中对于社会的“典型”样本，在这样一种（主观化）的伪客观社会现实中，人便不自觉地（选择性）收集、巩固而非反思下面这种类似形而上学本体论的观点：即所有人（或大多数人）本质上（或天生）就是对金钱或权力欲贪得无厌之徒。

其实，这种情况绝非仅存于现代社会，对照史载，那些在史录中占比最多的人物，其实也常是无数芸芸众生所占比例极小、且常常心理变得越来越畸形，以至于欲罢不能、近乎疯狂地追求权力的那一小群。但这一小群人的受关注度和示范效益却不对称地被极度放大，因为历史通常首先、甚至不得不聚焦于那些站在生存难度更大（但未必是个人幸福值更高）的权力顶峰的极少数特例之人。我们读历史时往往会忽略一点，即在统计学意义上具有更强参考性或有效性、拥有更多样本的无数普通人的案例反而更难受到史家在选材时的重视——例如，占人类总数大约一半的妇女在男权社会中就被“正史”边缘化甚至直接忽视，似乎她们几乎没有存在过一样！少数几个进入我国正史高光区域的妇女常常是极品的贞女烈妇或处于另一极端上的被妖魔化、狐狸精式的人物，还有则如武则天这种为了高位连自己的孩子都杀掉了不止一个的变态女人。

以笔者拙见，很多自我利益的热诚“发烧友”就像瘾君子一样，饮鸩止渴般地为了对抗内心潜藏的自卑感和自我空虚感、或是由于潜在的过强控制欲（及与之相应的、潜意识中的对人际关系之不安感——即由于其个人以往的（家庭—文化—心灵）等成长史而变得只会将人际关系视为人与“类人之物”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等复杂心理因素驱动下，反常人地拼命打拼以尽可能爬到社会更上层的“成功”人士便在无形中获得了对新闻媒体所塑造的“人类社会”的主导肖像权（即使不讨论政权掌握者是否火上浇油地利用手中权力去影响媒体，大搞对统治者们的崇拜心理）。由此，一个人格可能极不正常地人反而成为了在人格上多少还比他正常一些的多数人的“榜样”或范本。

讽刺的是，在现代社会权力竞争最激烈的一些地方，如对于身居公司或政府高层职位者——那些自认为自己不得不“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人恰恰可能是社会中最不缺乏生存所需之物的大富之人，但从另一方面讲，他们又确实需要依靠自己的位高权重来“养活”自己（这个“自己”已经远远超过他们自认为的物质层面，而是指向了他们黑洞化的精神生命——故而不断需要外在的权力之类来暂时逃避而非标本兼治地解决源于内心的对（象征强大意志与人际安全的）控制力的匮乏感）——而他们挂在嘴边的“逻辑”（外加他们的地位给这种“逻辑”提供的无形、然而却极强的背书效应）使别人（首先也使他们自己）真心认为：人作为一个动物要生存吃饭，就必须削尖脑袋、，哪怕昧着良心地牺牲别人来无休止掠夺那些未必是自己真正需要或真正缺乏的东西。也许，这些人真正缺失的，与其说是权力或类似的“成功”，不如说是缺乏对内在自我的真正接纳（而非鄙视）能力、或是对人际安全感的潜在缺乏，由此如吸毒上瘾般——被不断增大的权力欲和自己付出的、难以挽回的巨大成本刺激、强化（而非减缓）了内心失衡的状态。

然而即使是那些硕果仅存的有幸摘得最高权力者，也常常为了那个其实已经牢牢绑架了自己的政治权力（而非真的为了再次增加自己的快感）牺牲了作为人类的很多较基础之重要需求如家庭归属感和亲情。相反，无数“成功”的帝王反而在这方面比普通人家可能品尝了更多旁人难以想象的、外在风光背后的痛苦。例如即使是被奉为大帝或明君的汉武帝、唐太宗、汉景帝都不得不基于权力而整死亲生儿子，纵然是汉武帝这种极为残酷的成功者，正史也明确记载他在逼死儿子后，为其死而痛心追悔不已。至于那些得来政治权力更不容易的人，如篡汉的王莽和篡唐的武则天，他们为了夺权都杀掉或直接逼死了自己不止一个儿子！（吕后和武则天则在获得了权力后为了保卫这来之极为不易、自己付出了太大成本的东西，还干掉过自己的亲孙子。）他们或许有了天下，却可能连一个真正的家都没有！面对权力这个黑洞般无止境的吸血鬼，很难想象这种连市井坏人都未必忍心下手的自残骨肉，真的能让他们快乐？！即使政治权力能提供一时的快乐，但能换回或抵消杀亲（注意还不是丧亲）的巨大痛苦吗？如果他们周围最近的人——终日以虚伪警惕之心又惧怕、又压抑自己真正情感之方式来应付他们，他们对此真能幸福快乐吗？这样的生命即使拥有了外部看似富丽堂皇的大楼，但其内部却可能由于缺乏（家庭）“归属感”这些类人的更基础性的需要而在内心的地基处便可能摇摇欲坠（由此也越发使得手里的权力成为看起来不可或缺的救命稻草）。

尾论

在一个可以自由选择工作环境，鲜有读者真的是在类似古代中国的政治险峰上过着如临深渊般进退艰难日子的人，我建议或许不妨重新品味这句名言：即最幸福的人不是获得最多的人，而是计较最少的人。不过，我并不主张机械或强行限制金钱等欲望，尤其是温饱尚存困难的人士。我想说的是，如果想靠金钱彻底买到逃避内心空虚感、自我否定或自卑等情结的仙药，最终会发现自己如同被刺激上瘾般，反而可能无止境地增加也非减少了自己的贪欲！也许，某些人士更需要的并不是无休止的物欲诱惑，而是内心的自在与解脱。记得有句话说的好：金钱是最好的仆人，也是最坏的主人，我们要拥有钱，但要警惕别让钱拥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