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困局：新右翼的兴起与挑战》。

1.阶级分析框架是理解当前美国政治的关键。美国社会可分为三个基本阶层：跨国公司和大富豪、中产阶级和中小企业主、低收入依赖福利阶层。

2.“新右翼”运动的“减税”计划不仅是简单的减税，还包括强化征税和打击避税。这一政策主要有利于中小企业和中产阶级，而不利于跨国公司和大富豪，也可能损害最低收入群体的利益。

3.美国的种族矛盾本质上是阶级矛盾。平权运动的受益者主要是少数族裔精英，而非底层民众。不同族裔的底层群体可能有共同的阶级利益，这打破了传统的族群政治逻辑。

4.反全球化和贸易战是“新右翼”运动的重要诉求，代表了美国蓝领工人等群体的利益。虽然全球化总体上让美国获益，但利益分配不均，蓝领工人深受其害。“锈带”地区蓝领工人的选票成为决定大选胜负的关键因素，这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格局。

2016年，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新右翼”运动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强势兴起。虽然因新冠疫情等影响未能连任，但是特朗普和“新右翼”运动并非美国政治中的一个插曲，卸任后的特朗普依然牢牢掌控着共和党，并展现出了在2024年大选中重返“王座”的态势。显然，输掉2020年大选并不意味着“新右翼”运动的衰退。它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政治格局，引发深远变迁。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也因此深受影响。美国发生了什么？“新右翼”运动为什么会强势崛起？可能将美国带向何方？

理解世界尤其是理解美国是中国崛起所必需的。不仅是官员和学者，全球化时代的普通中国人同样希望了解世界，这确实关乎我们的生活，例如美国总统的一个推特就可能引发第二天我们股票账户的显著变化。然而，由于特朗普和“新右翼”运动强势介入，过往很多我们熟知的有关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的常识或多或少失效了。因此，急需研究“新右翼”运动带来的新问题，才能重新认识正在发生巨变的美国，认识西方世界的变化趋势。

美国政治的阶级理论分析框架

首先需要一个恰当的视角和分析框架。在中国，大家熟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这对于理解中国近现代史至关重要。但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情况就不太一样了。早在二十世纪初，在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并不断引发风暴的同时，维尔纳·桑巴特的《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就举起了“美国例外论”的大旗。从美国的地理和资源背景、美国的国民组成特性、美国人对钱财的喜好品质以及国民的生活方式等方面，而非阶级视角分析了美国工人的诉求和行为，探讨为什么美国没有出现同期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十分普遍的工人运动和阶级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生产力发展、福利改革、对外“剪刀差”等原因，西方世界更是一度形成了所谓的橄榄形社会结构。在一段时间里，中国课堂在讲授西方当代史时也一度认为，以阶级分析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可能不那么适合西方国家。

然而，近年来，“新右翼”运动和激进左翼运动的同时兴起用确凿无疑的事实告诉我们，美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例外之地”，阶级理论才是认识美国政治特别是当今美国所处困局的最佳工具。因此，本书试图重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来解释今天美国政治，理解“新右翼”运动的政治目标和行动诉求，理解特朗普横空出世和“新右翼”崛起背后的美国政治社会变革。当然，与十九世纪的欧洲相比，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能力、全球化等因素要求阶级理论的分析框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进完善。与传统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二分法不同，当前美国社会包含3个基本阶层：

其一，跨国公司、大企业、大富豪。

其二，主要是依靠劳动获取报酬的中产阶层、中小企业主。

其三，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国家福利的低收入阶层。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穷人支持给富人减税的共和党？”

首先，“减税”是“新右翼”运动的重要诉求。在上一个任期中，特朗普政府推行了规模巨大的减税法案，并在2024年大选中再次将“减税”作为主要竞选主张。当然，特朗普的“减税”主张一直招致民主党的普遍批评和坚决反对，2021年以来拜登政府自然而然地将反向“加税”作为重要的施政举措。在一般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中，“减税”是有益于富人的政策，而共和党能够赢得2016年大选以及特朗普始终能够掌控共和党的最关键支持则是来自白人蓝领、中小农场主等并非富人的工薪群体。因而，在2016年1特朗普当选总统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席勒就郑重撰文发问：为什么穷人支持给富人减税的特朗普？

这篇文章结构精致复杂，列举了众多因素，构建了复杂的因果机制。不过，归根结底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就只有一个字——“笨”。白人蓝领等穷人太“笨”了、不听劝告，认不清自己的利益和特朗普的真实面目，支持了严重损害他们切身利益的共和党。这一论断也迅速得到了广泛传播。当下美国政治中的另一个怪现象，近年来，美国的大富豪们要求“加税”的戏码反复上演。例如，在2019年6月，《纽约时报》就刊登了美国18名超级富豪的联名公开信，他们呼吁民主、共和两党的总统候选人支持对美国最富有的群体征收更高额度的财富税。这封联名信的签署者包括：乔治·索罗斯、迪士尼家族继承人阿比盖尔·迪士尼、脸书联合创始人克里斯·休斯以及沃伦·巴菲特的合伙人查理·芒格的女儿莫莉·芒格。为什么富人反对给富人“减税”的特朗普？

难道也是因为这些富人太“笨”了，“笨”到认不清自身的利益？显然，即使贵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席勒教授恐怕也不敢说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水平就比乔治·索罗斯、沃伦·巴菲特等人强，更遑论去评价他们的经济实践能力了。跨国公司和大富豪们肯定不会是因为认不清自身利益、太“笨”了而反对特朗普和共和党的“减税”计划，当然也不可能是因为所谓的“道德高尚”“浑身流淌着道德的血液”。那么，他们又是为什么反对“减税”？“新右翼”运动提出的“减税”计划对他们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减税”计划对美国社会的不同阶层又意味着什么？

表面上看，如今“新右翼”运动的“减税”计划似乎就是共和党的里根总统在1980年代实施的“涓滴经济学”的翻版。也就是说，通过“减税”，一方面，降低个人负担，刺激个人消费，扩大美国的内需市场；另一方面，降低企业负担，让在美国国内的企业能够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再生产，同时吸引在海外的美国企业和资本回流美国，吸引外国企业和资本进入美国。进而，达到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市场、提升劳动者工资的最终目标。在这一过程中，虽然美国政府因为“减税”在最开始阶段减少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分配比例，并且需要削减一些公共开销和主要是用于穷人的福利支出以维持国家财政平衡；但是，等到蛋糕做大了、经济增长了之后，最终还是会让政府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让美国穷人在经济增长中收获更多的好处。

然而，“新右翼”运动的“减税”计划不只这么简单。跨国公司和大富豪们真正反对的是特朗普“减税”计划的另一面：强化征税，打击避税。具体来说，如果只有“减税”措施，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并不会将生产车间迁回美国，这既有供应链和产品制造的综合成本考虑，更是因为全球避税能让他们在其他国家享受到远远低于特朗普“减税”计划提供的21%的公司税率。例如，2016年8月，欧盟委员会调查显示，苹果国际销售公司在注册地爱尔兰的实际税率只有2%—3%。这个官司打得旷日持久，2024年9月欧盟委员会才又做出了进一步裁决。而在2018年1月，在特朗普政府“减税”计划的强迫式“吸引”下，苹果公司向美国国内汇回了2600亿美元资金，并按照15.5%的优惠税率一次性缴纳了380亿美元的巨额税款。这意味着，“减税”计划其实“迫使”苹果公司多支出了300多亿美元。简而言之，特朗普政府的“减税”计划实质是：既要“减税”，也要更好地“征税”。

进而，可以来看一看“减税”计划背后的美国阶级斗争。实际上，在“减税”问题上，绝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做出有违自身利益特别是阶级利益的选择。在特朗普的“减税”计划和民主党的“加税”计划中，都会有不同的利益集团或社会群体收获利益，而另外一些群体却会受到损害。大致情况如下：

第一，特朗普“减税”计划的受益者主要是中小企业和中产阶层。他们既没有搬出美国和全球避税的能力，也不可能花高价请专职的税务师和律师为自己“规划纳税”。因而，“减税”法案会直接减少他们的税费支出。并且，有可能通过刺激经济增长、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提升工资水平等方式进一步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他们是“新右翼”运动的主体，是特朗普长期掌控共和党的核心力量。

第二，美国收入最低的社会群体的利益会因“减税”计划受到损害。公共福利主要来自国家税收，因而“高税收，高福利”，“低税收，低福利”，两者总是相互伴生的。除了极少数的资源型国家，不可能存在“低税收、高福利”的情况。所以，对美国那些处于最低收入阶层的低端服务业从业者和无业人群来说，“减税”计划很少降低他们的实际税负（因为他们本来也不用交多少税，往往达不到个税的起征点），却会削减他们赖以为生的公共福利。因此，他们一直更支持主张“高税收，高福利”的民主党。美国政治中从未发生过“穷人支持给富人减税”的奇幻情节。

并且，这两类人群虽然都属于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但是现在他们在美国政治中却存在尖锐冲突。因为美国政府提供给第二类群体的公共福利往往来自向第一类群体征收的税。

正如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提名的副总统竞选搭档、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J.D·万斯，他生于1984年，出身蓝领工人家庭，他的父辈、祖辈在近百年时间里曾经一直是民主党的忠实支持者。他的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写道：

“我怎么也不会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就像是一场挣扎，而那些靠着政府的慷慨赠予活着的人却能用上我只能在梦里用上的花哨玩意……每隔两周，我都能领到一份微薄的工资单，能看到从我的工资里面扣除的联邦和州政府的所得税。而我们那个药物成瘾的邻居买丁字牛排的频率可能比我领工资的频率还高。我穷得不能给自己买丁字牛排，但在山姆大叔强制下，我的钱最终被别人拿去买了。这就是我在17岁时的心态。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阿嬷口中的‘工人的党’——民主党并不像他们被吹捧得那么好。”“政府在付钱给那些啥都不干的人们！这些人在嘲笑我们的社会！我们这些努力工作的人反倒因为每天工作而受到嘲笑！”

第三，跨国公司和大富豪较难从共和党的“减税”计划中收获什么好处，甚至可能遭受很大的损失。前面已经讲了苹果这个跨国公司的例子，再来看一看大富豪。在奥巴马时期，沃伦·巴菲特就说了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我的秘书的税率比我还高”，他据此一直建议政府多向富人征税。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巴菲特的税率始终还是远低于他的秘书。为什么？不是美国政府不想多收税，而是因为大富豪们的避税工作做得太好了。正如共和党议员曾经回应巴菲特的：“你要是觉得税率低了，就少搞点避税手段。”当然，美国大富豪中也有少许“避税不力”的特例，例如特朗普本人。2017年，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曾经曝光了特朗普2005年的税单。这份税单曝光前，民主党、各路媒体乃至特朗普的共和党对手们摩拳擦掌，认为即将抓住特朗普的避税丑闻，准备大干一场。然而，最终税单显示，特朗普当年的纳税比例是25.3%，这令特朗普的政敌们十分失望。虽然这一税率仍然显著低于中产阶层的实际税率，美国中产阶层的实际税率在30%左右甚至更高，但在美国大富豪中十分罕见。也就是说，特朗普的“减税”法案有利于他自己这样的不善于全球避税的少数富人，因为他的产业主要是在美国的地产及相关产业，但是并不利于大多数和他一样富有的人，所以从政后旧日的很多富豪朋友与特朗普分道扬镳。同样，也能看到，现在支持共和党的美国富豪大多是资产主要在美国境内的、从事传统产业的富豪，比如拥有美国第二大私人集团的科赫兄弟。

第二个问题：种族矛盾的背后是什么？

这是美国社会的长期问题，并且近年来日益尖锐。在族群政治的逻辑下，不同族裔有不同的利益，同一族群有同样的诉求，就应当联合起来开展政治行动。在美国政坛，民主党一直被认为是更注意维护少数族裔利益的政党，共和党特别是“新右翼”运动则被认为更代表白人的利益。然而，也能在美国政治中看到许多不符合族群政治逻辑的现象：例如，在“新右翼”运动兴起的同时，为什么以白人为主的共和党在黑人等少数族裔中的支持率并未进一步下降反倒是有所上升？还有中国人比较关注的美国华裔，在加利福尼亚州，为什么华裔州议员投票支持了明显损害华裔利益的SCA5法案和亚裔细分法案？

对这些现象，其实毛泽东主席早在1963年在声援美国黑人运动时就一针见血地给出了答案：“民族斗争，说到底，就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平权运动是数十年来美国族群政治的重要议题，它的基础逻辑是负有原罪的白人要向曾经被奴役的黑人等少数族裔提供各方面的补偿。近年来，美国平权运动最受人关注的具体举措是在教育领域向黑人等少数族裔提供更多的大学录取名额，但这一举措在实践中却遇到了诸多问题。其一，由于大学录取率最高和政治行动力最差等原因，同样处于劣势地位的亚裔而不是白人反倒成为近年来黑人获得的教育优待资源的主要付出者。例如饱受争议的加州SCA5法案基本诉求就是要降低亚裔群体的大学录取率，以为黑人等其他少数族裔提供更多的上大学名额。其二，究竟是哪些黑人能够代表黑人群体获得“平权”的补偿？事实上，近年来多数大学录取名额被黑人精英的子女获取了，底层黑人的子女往往在中学没毕业前就可能深陷帮派和毒品之中。但是，巴拉克·奥巴马的孩子、勒布朗·詹姆斯的孩子，凭什么能够代表黑人群体享受比白人蓝领、亚裔码农、拉美裔服务员、红脖子农场主更多的优待？与黑人精英不同，底层黑人更需要的是安全的社区、稳定的工作，远离帮派、暴力和毒品。

上届特朗普政府的住房部长、著名黑人医生本·卡森就曾经讲过：“奥巴马当选时，我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都感到非常自豪，我们的政治终于打破了肤色的边界，但他的成长背景与我这样的普通黑人是不同的，与我们并没有共鸣。”奥巴马的父亲是肯尼亚人，他并不是被十八世纪乃至更早时候被贩卖到美国的非洲黑奴后代，他的家族并没有种植园劳动经历，奥巴马更是从小一直跟随白人母亲和外祖父母生活在白人精英社区中。与之不同，本·卡森确实是曾经的种植园奴隶后代，从黑人贫民社区逆转人生考上了医学院，一步步不懈奋斗成为世界知名的医生。他还在自己的回忆录《恩赐妙手》中写过当医生工作时的苦恼：“在接诊时，白人患者一般并不会质疑他的黑人身份。但是，黑人患者往往会非常的多疑，因为他们觉得我是黑人，我作为一名黑人居然能成为医生，肯定又是政府讨好黑人的某种政治安排，所以我的医术是值得怀疑的。”

卡森医生同样认为，美国的大多数种族问题都是阶级问题。所以，这些年，一些非洲裔美国人被“新右翼”运动的“安全与秩序”纲领吸引，一些亚裔美国人被“新右翼”运动反对平权行动的主张吸引，一些拉美裔美国人被“新右翼”运动的就业政策吸引，并因此都放弃了传统的族群政治逻辑，即“是黑人/亚裔/拉美裔就必须投票支持XXX，否则就是对自己肤色的背叛”。在美国少数族裔比例显著增加的人口结构重大变化前提下，这是民主党迟迟未能建立起绝对优势的重要原因。同样，支持SCA5法案的加州华裔议员和“小镇做题家”出身的华人中产并不属于同一个阶级，他们有着不同的大学录取路径和录取标准，华裔议员并不会成为损害华裔利益的SCA5法案和亚裔细分法案的代价。但是他们却可以通过支持SCA5法案在选票、道德制高点和密室政治交换等方面收获诸多利益。

第三个问题：美国为什么要打贸易战？

“新右翼”发动贸易战的逻辑是什么？2016年以来，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成为美国社会中的强大政治运动。总体来看，数十年来，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让美国收获颇丰，但是全球化的利益在美国内部的分配并不均匀。跨国资本、金融资本、科技巨头在全球化浪潮中赚得盆满钵满，蓝领工人、无法跨国的中小企业和在地资本则深受其害。例如，有美国智库曾经研究指出，美国每年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中获得的收益高达1万亿美元，而损失只有500亿美元，但是这500亿美元的代价主要是由蓝领工人特别是“锈带”地区的蓝领工人承担的，而联邦政府、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法案用于帮助他们转岗培训再就业和扶持补贴的资金只有40亿美元。这些数据未必足够的精准，但是大的趋势确实如此。

“所谓的自由贸易政策对美国工人来说一直不利好。由美国公司制定的协议使得公司更容易关闭美国的制造工厂，抛弃美国工人，而更方便把工作转移到低工资国家。”

不难理解，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美国制造业蓝领工人逐渐积累起了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极大怨气。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蓝领工人的怨气并没有对美国拥抱全球化的大趋势和内政外交政策产生方向性影响，因为这时候他们在选举中并不重要，不足以影响总统宝座、议员席位和国会控制权的归属。具体来说，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以来，蓝领工人和工会组织一直是民主党的忠实支持者，东北及五大湖各州等美国工业基地，也就是今天的“锈带”地区一直是支持民主党的铁盘。因而，“锈带”地区的蓝领工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保有着“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的路径依赖，就像万斯参议员的外公外婆那样。更重要的是，在“新右翼”运动兴起前，共和党一直比民主党更加支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所以，在美国的两党政治体制下，“锈带”地区的蓝领工人没得选，他们的诉求无从表达、怨气无处宣泄。

然而，“新右翼”运动的兴起改变了这一切。在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横空出世，打出了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鲜明旗帜，被特朗普改造后的共和党承诺将通过贸易战等方式把符合美国蓝领工人需求的中低端制造业工作带回美国。“锈带”地区的蓝领工人因此有了可以真正表达诉求，或者说至少能够发泄怨气的选择。在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正是依靠蓝领工人的选票以微小的差距赢下了威斯康星、宾夕法尼亚、密歇根等三个关键的“锈带”州，从而代表共和党拿下了总统宝座。要知道，自1984年大选里根总统之后，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已经在连续7届大选累计28年中没有赢得过这三个州的支持。同样，在2020年大选中，拜登和民主党能够获胜的关键则是又以十分微弱的优势赢回了威斯康星、宾夕法尼亚和密歇根这三个“锈带”州。

简而言之，虽然蓝领工人群体的选票总量并不多，现在美国制造业工人总数也就只有1200多万人（而且这1200多万人并不是都受到了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负面影响），但是蓝领工人群体在两党竞争激烈、胜负差距极其微小的“锈带”地区发挥着关键作用，百分之一、百分之零点五甚至更少的选票就可能左右美国大选的胜负、总统宝座的归属。所以，“锈带”地区的蓝领工人成了当前共和党、民主党争夺的关键选民群体。特朗普提出了共和党的新口号：“共和党是代表美国工人的党，代表美国家庭的党，代表美国梦的党”。拜登则反复强调自己是“宾夕法尼亚州工人家庭的孩子”的阶级标签。由此我们看到了一幅非常有趣、好像拿错了剧本的情景：在最最资本主义的美国，“代表工人阶级”却成为当下两大主流政党至少是要在口头上和宣传中反复强调、不断重申的共同“政治正确”。

结语

“新右翼”运动都将长期持续，“新右翼”运动不会随着特朗普或者其他人的老去而谢幕，它已经成为这个世界政治版图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深刻影响着美国、影响着欧洲乃至连带影响着我们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