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期待一个热闹的年，热闹得就像电视播的那样“全城人民都在节日的喜庆当中！家家张灯结彩，人人喜气洋洋。”人民广场上大家欢聚一堂，锣鼓声声震天，人们舞龙，舞狮，踩高跷，扭秧歌。家家贴对联，剪窗花，穿花袄，放鞭炮。炮竹声接续响起，不那么震耳，但清脆透亮。抖空竹的将空竹抖到天上，“噌”，又接住，“嗡”的响。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包饺子，等12点的钟声，抢年炮。
我从来没真的见过这样的热闹。
很小的时候，我似乎见过有些热闹的年。那会儿，妈妈会领我和爸爸去姥姥家过年。姥姥家的孩子都会回去，六家子，20几口人待在30平不到的房间里，板凳上，床上都坐满了。挤着，显得热闹。
在屋里，大人们玩儿牌，斗酒。家里电视小，春晚在一个屋子里播着，播成了背景音。偶尔有人瞄一眼，大声喊，“快看，那个谁出来啦”然后大家停了手里的牌，咽了嘴里的酒，看。看完了，好的，一起叫声好，不好的，说一句“哎呀妈呀，真没劲。” 然后接打牌，喝酒。
跟我年龄相仿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跟老鼠似的抱窝聚在一起，把大人和屋子之间的空隙当游乐场，钻来钻去，乐此不疲。只有过年能聚齐这班闹人的猢狲，翻了天还不会被训。似乎，有玩伴儿和玩儿不完的游戏，让人觉得热闹。
快到午夜的时候，大家一起包饺子。几百个个饺子皮儿在大面板上骨碌碌的转过，大人们填上馅儿，再抽几个放上洗净的硬币。说是，谁吃到硬币谁就能交好运。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想得到一份幸运，至少，我想。
大人们也会准备压岁钱，等12点钟声一过，你冲他拜一个新年好，就能领一个红包。妈妈会在除夕给我准备新衣服，买不起新外衣的时候，就买一套新的线儿衣线儿裤。她把新衣服藏起来，等过了12点儿和压岁钱一起拿给我，嘱咐我睡醒再穿。有点儿小期待，似乎也让年热闹了不少。
但就算是这样的热闹，我也仅仅见过一次。
又一年这样过年的时候。我吃到一个带硬币的饺子，欣喜得满世界宣告。我的大姨，当时是个只认得钱的暴发户，嘲笑我说，“啊哎呀，你是为了吃到钱才吃饺子的吧！” 我把钱扔给她，摔了一盘饺子，领着我爸回家。热闹的年戛然而止。
第三年，再这么过，已经变得索然无味了。我在姥姥家楼下游荡了很久，然后没告诉爸妈，一个人走了。那个年，让这一大家子真正热闹了一把。在那个讯息不便的年代，他们翻遍了附近的大街小巷，走遍了亲戚家，在接近午夜的时候找到了我。我发着烧，靠着妈妈的背，在自行车上渡了岁。
再往后，大人们也厌烦了往一起凑，串亲戚少了，电话多了；电话少了，短信多了；短信少了，微信多了；微信少了，干脆一条朋友圈公告算是拜年了。人们爱漂亮，将会响的串炮换成了绚丽的烟花；连政府都爱惜着环境，全面禁止烟花爆竹燃放。人变老了，一年熬不过一年，春晚仍然是背景音，只是伴着起伏的呼噜声。
年连一点儿热闹都没了。但细细的品起来，心里还是有年味的。跟父母聚在一起，全都套上红彤彤的家庭装，挽着他们的手，就有细细的暖。一起贴春联，买灯笼，吃串糖葫芦，将家里装饰的稍微有点儿不同，似乎就真的不同。年就是那平常的日子里特殊的一点点。
2019，这个猪年。竟然与父母相聚都是奢望了。那一点点的年味儿，抵不住我的憾。正写着这篇文章的时候，看到了地铁里“古北水镇过大年”的广告。
那画框中的热闹，正是我曾期待的那般。可如今，我已不期待了。
2月4日到2月10日只是一个普通假期。要只是个普通假期该多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