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否在棋局中观人，品味局外人看不清的复杂性？
棋局
A MOVEABLE FEAST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流年一局棋
灯下不观色
局内有乾坤
流年一局棋
小时候就听说过一句话，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年纪渐长，我才知道了这句话的力量。
小时候听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觉得赵高这个人真是又傻又横，自己说错了，还吓得别人不敢纠正。长大了，我才知道那是赵高有意为之。他就是要看看，谁已慑于淫威，谁还敢站出来反驳。做一件荒谬的事，原来也是测试自己权威的一种方法。
小时候觉得希特勒就是一个战争疯子。长大后读了很多书才知道，希特勒自有他谨小慎微的一面，疯子其实是被一群自以为精明的人惯出来的。
小时候知道鲁迅先生在文人圈子里树敌很多。长大后才知道，他竟然还“破圈”骂过梅兰芳。鲁迅和梅兰芳没有交集，也没有私仇。他骂梅兰芳，其实是借此表达对一种文化传统的愤恨。
……
读了很多书之后才发现，没有一个人是孤立的，没有一件事是独存于世的。知识世界就像一盘棋，每一个棋子都和其他棋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掣肘——我们只有看到周边车、炮的阵形，才能看懂每一个跳马、将军的招法；只有看到整个棋盘的布局，才能知晓每个卒子、马、炮的具体处境。
但在我们求学之初，知识可不是这样的。它们在课本上列队整齐，在教室里鱼贯而入，在考卷上叫“知识点”。记住它们本身就行了，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那不重要。
只有借助阅读，我们才有机会把这些孤立的点，还原成整局的棋。
灯下不观色
民间有一句话，“灯下不观色”。这是说在某种特定的灯光下，不管灯有多亮，我们都看不出东西的真实色彩。那如果就是没有阳光，只能在灯下看，怎么办？答案是：换不同的灯光，多看几回，我们就能大概猜测出真实的颜色。
想读懂一个人，也是一样。不能只看他的高光时刻，更不能只看他的个人表达。我们得尽可能把他还原到他参与过的所有棋局之中。
正如山本耀司所说：“自己”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撞上一些别的什么，反弹回来，才会了解“自己”。
比如，李鸿章这个人。如果你看他对自己的描述，他一生中只有几件大事：“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好像他所有的经历，都只在中国的棋盘上。
其实，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李鸿章进行了一次环球旅行。从1896年3月中旬到10月初，他先后访问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等欧美八国，行程9万多里。这是清朝这个级别的官员第一次出国访问。他扰动的棋局，可绝不限于中国这个棋盘。
在欧洲，所有军火商都知道来了大买主。
李鸿章享用的那节豪华车厢，由德国军火商弗雷德里克·克虏伯提供，供他整个旅行使用。他的远道而来，令全欧洲的军火商雀跃，这可是远东最大的买主！
李鸿章在德国的那些天，整个柏林为之兴奋：这个前直隶总督权力大得很，要为刚刚被日本人打败的中国军队配备武装。这可是千载难逢的一份大订单！德国Kladderadatsch和Ulk两份报纸轮番出漫画，有趣！
李鸿章坐在由一大堆工厂烟囱放出的烟云上，脚下是一堆堆钱袋。
这边的山头上，裸体的古罗马商神梅屈尔，沐浴着也变成钱袋的太阳光，正引领着欧洲人民走向争取订单的战场。走在最前面的是法国和德国，一个手里拿着火药，另一个拿着最新型的装甲舰；跟在后面的是奥地利、俄罗斯和英国，提了一篮商品；再后面，西班牙手里是一支巨大的哈瓦那雪茄；意大利则拿了一包通心粉。
漫画的解说词是这样一句：“东方的敌人来了，欧洲人民，拿起武器准备战斗！把你们最珍贵的商品卖给他！”
——边芹：《文明的变迁：巴黎1896·寻找李鸿章》
李鸿章可不知道自己在欧洲人心目中的这个地位。据说，他随身的行李中，还有一只活鸡，带这个是怕自己在欧洲吃不上鸡蛋。一个局外人突然闯入了一个陌生的房间，主人是殷勤还是傲慢，其实有自己的理由，客人则往往是懵然无知。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李鸿章一路游览，一路发表见解。他自己是推心置腹，坦诚以待，但他完全不知道，这些话当地人听在耳朵里作何感想。比如，李鸿章参加了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当时现场发生了踩踏事故，造成了近两千人死亡，史称“霍登惨案”。李鸿章发表了一番评论。
当时的俄国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回忆说，李鸿章见到他后，仔细向他打听有关消息，并问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
维特回答说：“当然要禀奏，而且我相信在这一惨祸发生后已经立即禀奏了。”
哪知李鸿章听后竟连连摇头对维特说：“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
然后李又自问自答道，“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我当然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
对此，维特这样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清朝前头了。”
——赵省伟：《西洋镜：海外史料看李鸿章》
那李鸿章就是一个愚昧的官僚吗？当然不是。来看一段李鸿章在美国对记者发表的演讲：
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大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朝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朝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大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信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力。我将牢记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自由来华投资。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下册）
在刚才的三段材料里，我们换了三个坐标系来看同一个李鸿章：在欧洲的军火商眼里，他是一块肥肉；在俄国的政治家眼里，他是一个过时的官吏；在美国记者眼里，他是一个见识超群的政治家。把所有这些坐标系拼接起来，才能看到一个立体的李鸿章。
读书的时候，尤其是读传记的时候，要警惕一件事：一位传记作者因为常年研究传主，在理智上，他要强调传主的重要性，否则这本传记的价值何在？在感情上，他会不自觉地替传主文过饰非，因为没有人愿意长期和一个自己看不上的人共处一室。所以，要了解一个人，只看他的传记是远远不够的，要注意他和同时代各种人物的交往。
我大学的时候，狠狠读过一段西方文学理论。流派、作家，一时间熟得很。比如浪漫主义，从英国的拜伦、雪莱、济慈，到法国的雨果，到俄国的普希金，再到德国的歌德、席勒、施莱格尔兄弟，我都走马观花地看了看，对他们各自的作品和成就也算是粗有了解。但是，因为没有能力读原作，这场莽撞的知识之旅似乎也就只能到这儿了。
直到我翻开一本书，海涅的《论浪漫派》，看到了其中的一段话。
从耶拿到魏玛有一条林荫道，美观的树上结着李子，盛夏干渴之时，吃起来味道好极了；施莱格尔兄弟经常往返于这条路上，他们在魏玛和枢密顾问封·歌德先生交谈过几次，歌德总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外交家，他平心静气地倾听施莱格尔兄弟谈话，赞许地微笑着，有时请他们一同进餐，偶尔也给他们帮一个忙，如此等等。他们也想接近席勒；但席勒为人正直诚实，不愿和他们有什么瓜葛。
——〔德〕海涅：《论浪漫派》
这段话给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门：对啊，他们虽然是作家，但也是人啊。是人就有社交圈，有社交圈就有鄙视链。
单摆浮搁地看施莱格尔兄弟，那他们俩就是：德国浪漫派的奠基人和倡导者、耶拿学派创始人、早期浪漫主义刊物《雅典娜神殿》创办人、剧作家、莎士比亚著作的德语翻译者，等等，全是光环和标签。但是，海涅把这兄弟俩和歌德、席勒这些前辈的关系说出来了：歌德与他们保持礼貌的距离，席勒则对他们敬而远之。
局内有乾坤
上面说的，是怎么从棋局视角去看个人。其实，棋局本身也值得一看。
身在局中，每个人的处境，都远比局外人看到的复杂。
比如，蜀汉丞相诸葛亮。我们都曾被《后出师表》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感动。他身负先主刘备托孤之重，仅凭四川一地的兵力、财力，一次次向曹魏发起进攻，最后身死五丈原。
在这个故事中，诸葛亮的敌人似乎只有一个，就是窃据中原的曹魏。所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嘛。但是，如果你设身处地地站在诸葛亮的角度去想，事情又没有那么简单。
有关国际政治的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对外发动攻击，既可能是为了获取外部利益，也可能是为了缓和内部矛盾。
在刘备死后不到四年，诸葛亮就开始第一次北伐，明显很仓促。为什么呢？读了饶胜文老师的著作《大汉帝国在巴蜀》，我觉得豁然开朗——因为刘备留给诸葛亮的，是一个内部矛盾重重的蜀汉。
那么，刘备去世后，诸葛亮作为丞相，怎么才能保证内部的凝聚力？除了北伐，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国家长期处于对外战争的状态，既能使军政大权不旁落，还可以对各个集团进行强有力的动员，又能趁机吸收姜维这样的外部人才，近乎“三赢”。
事实也证明，诸葛亮去世后，蒋琬继任，对外战争少了，对内大赦多了，看起来符合“与民休息”的政治理性，但是结果适得其反。
读历史书的趣味就在于：把我们熟知的那些历史结果还原到过程中，再来品味它的复杂性。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
书单
BOOKLIST
你可以在这些书中一品棋局的复杂性：
《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美〕彼得·德鲁克，廖月娟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
《1913：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德〕弗洛里安·伊利斯，续文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胡雪岩全传》高阳，文汇出版社2018年版
《慈禧全传》高阳，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