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命理学的说法，命由天定，各人自有命数；但运唯机缘，时来方得运转；命与运两者相辅相成。或许应该相信命运这回事，后来的经历似乎印证了“许半仙”的预言。

        一、走上黄土坡

      在江南丘陵地带，黄土坡随处可见，由于土壤酸性太高，庄稼不易成活，极少被垦殖，稀疏的小树和野草自生自灭。

      早前的黄土坡常常被当作乱坟岗，除清明祭扫外罕有人迹。后来发现黄土可做砖瓦，相继被采挖去做了砖瓦的原料，黄土坡渐渐名不符实。

      在浙江东阳南马镇附近，有一片连绵的黄土坡，一个个小村皆依坡而居。贫瘠的黄土坡，滋养着坚韧随和的野草，也养育着吃苦耐劳的乡人。这里盛产建筑工匠，著名的徽派建筑就出自他们之手，与此同时也曾走出过不少文化名人，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和著名报人邵飘萍的老家就在附近。“文革”后期，南马公社曾在此兴办了一个五七中学，我的高考之路就起步于此。

      1976年夏天，初中刚毕业的我前途茫然。想继续读高中，希望渺茫。虽然我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而且还是三好学生，但那时升高中要生产大队推荐，分给我们大队的名额只有一个，而大队某“高干子女”恰巧和我同届。从此就在家务农，毕竟心有不甘。一天傍晚，大队书记兴冲冲地来到我家，说是公社新办的五七中学今年给大队一个名额，已经推荐了我。我想这应该算是给我的一个安慰奖。

      在“文革”前夕，伟大领袖曾发表过一个著名的“五七指示”，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还要从事农副业生产。  其中有一段对学生的要求，当年我们都会背诵：“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生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的五七中学先后出现。

        “五七指示”的要求在农村五七中学被打了折扣：学工没有条件；学军也仅仅是跑步和队列训练；就学农最扎实。我们半天上课，半天参加农业生产（学校有实验田）或建校劳动（搬运砂石）。上的课也和普通中学不一样，除了通常的文化课，还要学习拖拉机的原理和维修，学习农作物种植和病虫害的防治。虽然这样的学校有点不伦不类，但毕竟也让像我这样的学子得以延续学业，为即将到来的高考提供了台阶。

        我们的学校座落于西田村的黄土坡上，从坡底到坡顶起码有一华里，每次到学校我们都需要爬坡出一身汗。之所以选择这里办学，就是为了利用这黄土坡的一片空地。虽然学校已经开办一年了，但校舍的地基才挖了几个坑。那时流行的电影《决裂》中就有学生们白手起家自己建学校的场景，这样光荣而时尚的活动我们自然也不能错过。于是，搬运砂石就成了进校后学工学农的首要内容。砂石场在离学校5公里开外的矸溪坑，女生负责装卸车，男生负责搬运。几十个尚未发育成熟的半大小子，推着自己家里带来的独轮车，两侧车架各有一个大竹筐，装满砂石能有三四百斤，喘着粗气行进在路上，前后绵延几公里，好不壮观。有路人议论：这班小伙子是中学生还是劳改队呀？干着苦力活还没有工分！

    拉着车走平路不算太累，一遇上下坡就特别费劲。爬坡时需要两腿后蹬，双手使劲压低车把，弓腰撅臀，方得勉强上行，到得坡顶已是汗透衣裳，腰酸背疼，将车稳住略歇一歇，还要迎接下坡的考验。由于惯性作用，载重的独轮车如脱缰的野牛，拽着你一个劲往坡底扎，此时需要身体后仰，用脚底撑着地面，同时用两手腕发力控制住车把，尽力稳住车子。由于遗传因素，我属于瘦肉型，自重太轻，下坡时与其说是我在拉独轮车不如说是独轮车拽着我飞。终于有一次独轮车轮似乎被路上的一块石头别了一下，箭一样向路边的水沟斜飞过去，在紧随我之后的同学的尖叫声中，我完成了一个腾空翻动作，完美地把自己和一车砂石卸在水沟里。好在狼狈不堪从水沟里爬出来后，居然身体部件和独轮车均无大碍。回到西田村，我已是精疲力竭，路过一个池塘，想去做一个简单清洗，偏偏祸不单行，不小心身体失衡跌到水里，成了落汤鸡。回到住处，倒头就睡，醒来后浑身难受，已经感冒发烧了，多亏郭顺德同学借了一个自行车送我回家休息了几天才恢复过来。

        我们20多位男生借住在陈龙庆同学家。他家是几年前从南江水库库区移民到西田村的，用拆迁的木料修的二层黄土墙小楼，结实而宽敞。我们两人一个席位在他家二楼木楼板上打地铺。学校雇了村里的一位大妈负责烧开水、用大蒸笼蒸饭。大家自带粮食，每天一日三餐的吃食都是一盒米饭，用自带的梅干菜或咸菜下饭。偶有家离学校近的同学带了白萝卜来，切块后放到饭盒里蒸，加点盐下饭，让人口水直流。虽然顿顿梅干菜下饭让人难以下咽，但弟弟还是很羡慕我，每周六下午我一回家，他都会迫不及待地把我带回家的饭盒打开，刮下剩余的一点米饭，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那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口号喊的最响的年头。我妈说，青黄不接，村里有几户人家已经开始吃原本用来喂猪的大麦了。我家所剩不多的白米留着给我带到学校吃，家里人平常就吃掺了萝卜丝干或红薯干的米饭，弟弟妹妹们已经好久没有吃上纯粹的白米饭了 。

      学校借用了西田大队的大会堂做教室。由于过于空旷，老师们上课时只能尖着嗓门喊，常常还有调皮的同学自顾自地说个不停，让门外走过的路人以为里面在吵架。 1977年10月下旬的一天，复员军人出身的班主任邵洪溪老师走进教室，先以粉笔做武器，精准地击中带头吵闹的同学，然后喊口令一般大喝道：“安静一下！”邵老师先卖个关子：“我要宣布一个消息，你们一定想不到！”待大家终于老老实实地闭上嘴，他才压抑不住兴奋地宣布：“高考恢复了！”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意外的消息让大家脑子都翻腾开了。对农家子女来说，上大学读书就意味着，由此可跳出农门，走出山沟，做一个曾经可望不可及的“公家人”。人生的道路突然打开了一扇大门。在此之前，除个别同学父母是城镇职工有望通过子承父业顶职接班外，可供选择的人生道路基本就三条：参军、做工匠、回家务农。按我父母的规划，原本等着我的不是做木匠就是做泥水匠，从没奢望过，可以凭借读书去做公家人。

      自此，学校的气氛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学校和同学们都围绕高考在做着调整。课程安排改了，“以学为主”的原则得到了贯彻，不再安排我们参加农业生产和建校劳动了；课堂纪律突然变好了，原本喜欢在课堂上吵闹的同学好像变成了哑巴。同学们之间好像也开始了阶级分化：学习基础比较好的，都在努力补课，争取考上大学或中专；学习基础比较差的，渐渐丧失了信心，有些同学干脆自动退学了。最纠结的是中间状态的，在考与不考间犹豫不决。

      二、转战大拐弯

        转眼到了1977年年底，为提高升学率，县里决定集中优秀生源，抽调优秀教师，分片区举办高考复习班。南马、大联、维风三个相邻的五七中学设一个高考复习班。复习班只招50人，模仿高考进行考试，按成绩录取，进不了复习班的就只能在原校自生自灭。于我而言，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那时我的偶像就是鲁迅，不知天高地厚地想当文学家，所以一门心思要考文科。但复习班只设理科，我也进不了正规中学的文科班，只能参加理科的考试，好在我的数理化基础比较好，作文又得了满分，以总分第二名的成绩进入了理科复习班。

      高考复习班设在南江南岸的古高村。我们的上课条件有了显著改善：借用了古高小学的教室，终于有了正规的课堂，老师们不需要尖着嗓子喊了。生活条件却依然如故，还是借宿在村民家，在楼板上睡大统铺。虽然已经拉了电线、装了电灯，但长期停电，我们都自带了煤油灯照明。由于高考恢复，课本、练习本都成了紧缺物资，洛阳纸贵的情景也历史重现，粗黑的牛皮包装纸也被我们抢购来当练习本。       

      这个复习班配备了几个公社五七中学最强的师资。给我们教数学的吴文军老师，听说是“文革”前的大学生，被打成右派下放改造的，讲起课来条理清晰、简明扼要，让我们十分钦佩。课堂的座位是按考试成绩排序的，成绩第一、第二的坐第一排最中间，依次类推，完全不管男女、高矮。这个排位是动态的，每星期都会有一次测验考试，然后又按最新成绩重新排座位。我这个文科生也只能“入乡随俗”，继续和大家一起参加以数理化为主的考试，侥幸一直排在前几位。

      由于就我一个人要考文科，除了文理通用的语文、数学、政治可以和大家一起复习外，另外两门主课——历史和地理，既没有辅导老师也没有复习资料，就靠自己带的两册初中课本，闷着头自习。于是我就享受了特殊待遇，大家上物理化学课时，可以自由活动。

      在东阳与永康的交界处，一脉溪流自磐安大磐山向西奔流，穿越东阳南乡后与义乌江汇合融入婺江，再经兰江、建德江、富春江、钱塘江，最后流入东海。相传早年南江上可行船，通金华、杭州，经大运河可上京城。南马镇所在地泉府的名称即从“船埠”雅化而来。因此这南江就是我的祖辈乡亲与外界连接的动脉。如今，南江已经断航多年，但雨季时节江水涛涛，冲毁江堤、席卷农舍的事时有所闻。古高村紧挨着南江，江水时急时缓，在村旁形成了一个大拐弯，拐弯处是一个深水潭，这里就成了村人洗衣洗菜和儿童戏水游泳的最佳去处。也常有从上游被江水冲下来的柴草、树枝漂浮于此。我常一个人漫步于此，拿着复习资料边走边读。读累了，就望着江水发呆，脑子里不知不觉浮想联翩。想起有人形容历史是一条长河，我们不就是在黄土坡上自生自灭的野草或小树吗？无论是存活抑或是随风飘零都是自己的命，倘若能够借助流水飘向远方，那就是前世的造化了。搁浅于此的柴草、树枝，是否也会乘水位上升时飘出这大水潭，走向更远的地方？盼望着这次重新启动的高考，如同一股激流，让我们有机会从这大拐弯处冲出去，到更远的地方，看到更多的风景。 

        1978年的高考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高考前有一次志愿预填报。但那时我们对大学的学科和专业设置完全没有概念。根本不知道文科的学校和专业有哪些，具体怎么填的印象已模糊，心想不管哪个学校不管哪个专业，只要考上就好。因为喜欢文学，所以第一志愿毫不犹豫地填中文系，然后是历史系、政治系。志愿书汇总到学校后，好心的邵洪溪老师再次来劝我：“文科是为考不上理科的人准备的，你的理科成绩那么好，应该报理科，学文科可惜了！”见我不为所动，又特意到我家，让我父母来劝我。我父母虽然没有读过书，但也认可当时流行的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们劝我的理由是别人都说理科好。但我心早决，回答他们：“我只想考文科，考上就行，你们别管了！”对他们而言，能考上是第一位的，文科理科的事也就不再坚持了。

    三、初出茅庐

    高考的日子终于来临。考场就设在我读初中的学校——泉府中小学，离我家只有三里路。和平常去上学一样，依然带了一个饭盒一小罐梅干菜当午饭，早早来到考场外，先洗米蒸饭，然后等候进考场。考试过程波澜不惊，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语文考试没有命题作文，颇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憾；二是那几天天气酷热，在考场里见到了巨大的冰块，心想真奢侈呀，要是做成棒冰给我们吃该多好。三天的高考我只参加了两天半，最后一门英语因为从来没有学过就直接放弃了。当别的考生在考场里对付ABCD的时候，我已经穿上土布衣裤，扛上锄头，到生产队劳动了。

    那时正是“双抢”（抢种抢收）的大忙时节，我和生产队员们一样起早贪黑挣工分，身上一身汗，腿上两脚泥，似乎已经忘记了曾经参加高考这回事。一天夜晚，我和往常一样，到晒谷场上乘凉，看着天上的星星，听村人们侃大山。这时，村里的广播响了，区广播站播音员正在用东阳普通话兴奋地播送区教办的通知：“现在广播通知南马区今年高考上线名单……”，播音员很体谅听众的心情，这个名单连续广播了两遍，还说已经在南马供销社门口张贴了名单。我的名字就在其中！乡亲们纷纷到我家道喜。那一夜我也是直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睡着的。第二天一早，我兴冲冲地赶到南马镇，南马供销社门口比往常更热闹，榜单前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在那里我与“新科举人”们不期而遇。此时，我脑子闪过的是曾经在课文里读到过的《范进中举》的场景，不禁哑然失笑。

      过了一个月左右，邮递员给我送来了杭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然后对照通知书的要求忙着办理各种手续。其中办理户口转移手续最具象征意义。凭着录取通知书和生产大队的证明，我用独轮车拉了100多斤稻谷到南马粮管所，算是交回生产队已分给我的当年口粮，然后领回了25斤浙江省粮票和5斤全国通用粮票，从此意味着我已经正式跳出农门，吃上了“公家饭”。

      那一年，五七中学复习班有13人考上了大学，还有6人考上了中专。高考升学率超过了同期“科班”的正规中学。因此，这个复习班此后延续了好几年。据说我这个理科班的文科生故事也屡屡被当作教育学生的案例。

      不久，又传来了扩大招生的消息，就在这次扩招中，我小学时的班主任陈如意老师，初中时的班主任金正秀老师，五七中学的班主任赵洪溪老师，都被录取到了浙江师范学院的专修班，后两位老师居然还成了同班同学。

      1978年10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初出茅庐未满16岁的农家少年怀着五分兴奋、三分好奇和两分忐忑，带着一个祖传樟木箱、扛着一床新被褥、挎着一个印有三潭印月图案的皮包，坐汽车、倒火车，于傍晚时分被迎新的校车带到了杭州大学中文系的校区。

      我与“五七指示”的缘分也许是命里注定。当跨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天，我惊奇地发现，杭州大学所在地附近的三条街道就叫学工路、学农路、学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