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资料：艾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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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微观下的逃避机制

1. 常态

功能社会观点：圆满完成在既定社会中要完成的角色的人，即为常态。对应的神经症患者是无法顺利适应社会，但在争夺自我的战斗中不准备彻底投降的人，留有个体性和自发性（神经症的概念在此角度成立）。

个人价值角度：有一个最适合个人成长的、幸福的环境，即为常态。对应的神经症患者是放弃自我以便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的人（仅为概念上，非神经症的含义。该情形称为忽视人的幸福和自我实现） 

区分的意义：社会确保顺畅的功能和个人充分发展的目的间存在矛盾冲突。逃避机制就源于孤立的个人的不安全感，如果一个人在完全分离的世界里不能寻求积极自由（用爱与劳动建立关系），那就只能放弃自我，通过消弭自我与社会的鸿沟来克服孤独——这是无法回头的，这种逃避具有强迫特征（即当停止逃避时，事情并不会变好，人会自动继续逃避）——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所谓融入的生活只是机械的强迫活动。

2. 机制一：权威主义

放弃自我独立的倾向，使自我与某人/物合为一体，以便获得个人自我缺乏的力量（继发纽带：受虐-施虐）-

受虐经常以理性化方式表现，被视为爱与忠诚，自卑感常常是实际缺点的表现。它同性倒错一样，由无助和软弱等引发兴奋和满足；施虐存在于相同人格的人身上，理性化程度更高，常用对他人的过分友善、关心来掩盖，如父母对孩子、夫妻之间。这种爱的原动力，是一种统治的满足感与愧疚感。被关进笼子里的孩子长大后对爱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就是因为爱除了获取，更像是一种束缚。

弗洛伊德最早将施虐-受虐归因于人的死本能在性上的体现，毁坏针对自己为受虐，毁坏倾向他人为施虐。阿德勒则将其以纯粹理性视角判定为自卑感、权力欲。弗洛姆认为，受虐倒错或精神受虐中的受苦均不是真正的目的，只是手段——让人忘掉自我。倒错的抹杀自我以身体为媒介表现，并与性情感相连；精神受虐中的受虐倾向攫取了整个人，他可以逃避决定，让他人为自己的命运承担最终责任。弗洛姆把深藏于施虐和受虐基础内部的共同目的称为共生（symbiosis），双方均失去一定的完整性，相互依靠。渴求权力不是根植于力量，而是根植于软弱，是无法独自生存下去的挣扎。权力是有能（potency）的倒错。施虐和受虐者中不全是精神症者，也有许多常态，这些人的性格几乎都是权威主义性格——羡慕、臣服权威，也希望自己成为权威，要别人臣服于他。

对于权威主义性格，爱由权力自动激起，其喜爱无助的对象。有的权威主义性格者蔑视权威，抗拒一切来自上面的影响（即使是好的方面），其背后很可能是臣服倾向。这类人会对受削弱、开始瓦解的权力产生仇恨，这是出于一种轻蔑，出于主张自我的企图，弗洛姆称之为反叛分子。他们喜欢限制人类自由的条件，喜欢被迫臣服于命运——长官的意志、市场规律，总之是让人感受到人难以反抗的现象，或称为自然规律、人的命运。权威主义性格者还崇拜过去，因为历史永存，而尚未出现过的东西是疯狂的。施莱尔马赫将宗教体验定义为决对依赖体验，原罪概念就是受虐体验的典型特征。

权威主义哲学中不存在平等，缺乏权力便明确无误地标志着罪与卑劣，性别或种族不同必然就是优劣的标志。

几种分类：合理性权威（利益一致，为依附者提供帮助，如师生）与抑制性权威（利益相反，使依附者被剥削，如主仆）；外在权威（人或组织）与内在权威（职责、良心、超我）；匿名权威（常识、科学、道德、舆论）

3. 机制二：破坏欲

破坏欲不同于施虐欲，其目的不在于主动或被动的共生，而在于消灭其对象。但是二者的根源是相同的，都是难以忍受的个人的无能为力与孤立；破坏欲可能还有焦虑与挫折作为来源。为避免这种感觉，我可以摧毁世界。人们会用爱、良心、爱国主义等去包装破坏欲，如心爱的物品、人物受到批评时，人会下意识地释放破坏欲，这是合理的。部分情况下，也会存在不合理的破坏欲，尽管多数人在同时会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如果破坏欲不能向外施展，那么就容易导致自我破坏，如自杀。破坏欲的目的在于根除一切使自己感到渺小的东西，它是生命未能得到实现的后果

中产阶级下层的破坏欲时纳粹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个人的孤立与个人的成长被压制，这就是该阶级破坏欲的根源。

4. 机制三：机械趋同

一种逃避机制是指完全从世界上隐退，以便让世界的威胁彻底消失，个人在心理上自我扩展。

另一种逃避机制，是把自己塑造为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人的样子，满足别人对他的期望。当差异与鸿沟消失，人也就不再如此感到孤独、无能为力。人在主观上依然觉得是自己自发，但是感情和思想受到压抑，思想、感觉、愿望的内容实际是从外部灌输的，尤其是思想的虚假性。人的批判思维很早就开始受到压抑，从政治观点到艺术欣赏，都存在伪思想，尽管这种伪思想可能是对的，是合乎逻辑和理性的，而另一个由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错的。但是，伪思想仍然具有虚假性，这种不合理仅在于它并非引发行动的真正动机，但又装作是。

积极主动思考得到的内容总是原创性的，这种原创性并不一定是前无古人，而是指用思维作为工具，去发现外面的世界或内心的新东西。伪思想借助的合理化工具并非洞察现实的工具，只是一种调和愿望与事实之间差异的工具。自我丧失，无论是好（弗洛伊德未意识到）还是坏的丧失：

人失去了自己的身份特征，要在他人连续不断的赞同和认可之中寻找自己的身份特征。他并不知道自己是谁，如果他按照别人的期望行动，至少他们会知道他是谁，要是他仅仅相信他们的话的话，要是他们知道他是谁，他也会知道他是谁。

四、纳粹主义心理学

本章多是对于希特勒（包括本人及其跟随者）的分析，以及关于德国当时中产阶级下部分对极权拥护之原因的分析，具体逻辑在前有述，内容更多是以例验证。如希特勒及党徒的施虐-受虐性格，爱有权者、恨无权者（英国强大之时爱羡，英国的软弱使之痛恨），以及以达尔文主义为借口的伪思想的矛盾。不再赘述。

五、自由与民主

1. 个体之错觉

传统信念认为，现代民主把个人从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表达我们思想的权利，只有在我们能够有自己思想时才有意义”。个人日益孤立会产生两种逃避方式：一是权威主义性格的逃避机制，另一个是孤立的个人变成强迫性趋同的机器人（但主观上认为自己只服从于自我）。从一个人的儿童时期开始，原创性思想也就与感觉及情感一样遭到扭曲，零乱的事实被灌输到学生的头脑，而不给思考的时间。没有事实知识的思考是假大空，但是只有“信息”同缺乏信息一样，都是思考的障碍。另一种打击原创性思想的方法，是认为真理是相对的，科学（这种语境下也成为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必须要努力排除主观要素，于是它成了事实的机器，而失去了思想者的愿望（弗洛姆称之为最主要的刺激）。”真理首先能使人在外面的世界里定位“，”个人最大力量的基础在于人格最大限度地整合，这也就意味着以最大限度地认清自己为基础“，认识自己是”人获得力量和幸福的根本要求之一“。

当人们的愿望、思想甚至感觉都不是自己自发产生的，而是由外界各种权威灌输的，我们就成为了机器人，生在个人自决（selfwilling）的幻觉中。身份丧失使得趋同更为迫切，它意味着只有严格按照他人的期望生活，才能确信自我存在。虽然与他人期望趋同获得了安全感，但代价是生命受阻。如果我们只看到表面上的乐观进取与常人的经济需求，而看不到机器化了的普通人的潜意识里的痛苦，那么我们就看不到来自人基础方面的对我们文化的威胁——欣然接受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任何一位领袖，只要他的发言与诺言令我们热血沸腾。这正是法西斯主义的沃土。

2. 自由与自发

积极自由在于全面完整的人格的自发活动。

一些人的思想、感觉、言行都是自我的真实表达。艺术家可以定义为自发表达自我的个人（巴尔扎克语）。小孩也有自发性，他们有能力感觉和思考的正是他们自己的东西。实际上，许多成年人身上会同时展露成熟与幼稚的表达，这不一定意味着成熟的表达是深入的结果、幼稚的表达是随意的结果——许多成熟的外露也许是习得或灌输的结果，而较为幼稚的是这个成人自我表达的结果。

多数人至少可以在瞬间察觉到自身的自发性，这是我们真正幸福的时刻。爱是此类自发性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且不是指施虐关系中那种操纵的爱，而是在保存自我的基础上与他人融为一体的爱。爱与劳动重要的都是过程，这与世俗判断标准是相悖的，这导致人常常为迎合世俗而追求一种名为“成功”的幻觉；一旦人真的掌握了幸福，便一定觉得不过如此，失望不已，只能转化为自恋或自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