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乙这种典型的小人中伤下，昭奚恤有自保的办法吗？他能凭借一身正气，抵御所有的明枪暗箭吗？其实，昭奚恤也不是好惹的。
据《战国策》记载，有个魏国人在楚宣王面前说昭奚恤的坏话，楚宣王竟然把这事告诉了昭奚恤，说：“有个魏国人讲了你的一些事。”昭奚恤紧张地说：“我从早到晚都在您身边侍奉，没想到竟有魏国人能离间我们君臣关系，这可把我吓坏了。我不怕魏国人，怕的是那些能挑拨君臣关系，还能让天下人相信的人。按理说，这种事应该是您身边亲近的人干的，可现在连外国人都能轻易做到，那您身边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不就更容易了吗？看来我离死期不远啦。”楚宣王安慰他：“我心里有数，你别担心。”
对话里提到的魏国人，不知道是江乙、山阳君，还是两人一起。昭奚恤的反击，不是针对具体指控进行辩解，而是把问题上升到更高层面，这样一来，原来的问题就不用解决也自行消失了。
昭奚恤到底被指控了什么罪名？这罪名是真的还是被人栽赃陷害的？如果是真的，昭奚恤该不该接受调查，直到认罪伏法？如果是栽赃，主谋该不该受惩罚？这些实际问题一下子变得没了着力点。我们很容易觉得魏国人的指控是有根据的，所以昭奚恤才用升级策略，把具体指控化解于无形。
同时，江乙和昭奚恤也在楚宣王面前提前打了“预防针”。他们都是当时绝顶聪明的人，彼此斗法肯定精彩。可《资治通鉴》为什么只选了相对温和的这段故事呢？这可能是儒家学者修史的一种倾向，简单说就是不想教人学坏。
南宋有位重要学者黄震，字东发，是庆元府慈溪人，也就是现在浙江宁波人。他研读经史子集，做了大量笔记，编成代表作《黄氏日抄》。《黄氏日抄》里评价《新序》说：“《新序》十卷，是汉朝刘向编辑、本朝曾巩校定的，内容是周朝到汉朝间有教育意义的君臣言行。前5卷大多有警戒作用，只有江乙说昭奚恤狐假虎威那段，纯粹是小人挑拨离间，不该收录。要是昭奚恤真像狐狸一样没本事，还一直当楚国令尹，那只能说明楚宣王更没本事，纸老虎哪有威风借给狐狸呢？”
黄震的担忧很有代表性，毕竟文章要承载道理，像《新序》这种想为后世树立典范的书，就应该教人学好，而不是学坏。《资治通鉴》也有这方面的考量。虽说历史上的坏人坏事得披露出来警醒世人，但叙述时得把握好分寸，不然一不小心就会带上法家色彩，把高大上的“资治”变成下九流的权谋教学。
实际上，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和阅读人群的增多，《资治通鉴》还真被不少人当成权谋教科书来用。朝着权谋术、厚黑学的方向发展，这肯定不是司马光愿意看到的。
江乙和昭奚恤的斗法充满了权谋色彩，所以《资治通鉴》只能简单提提。要是看看没有道德包袱的《韩非子》，那画风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韩非子》用“贵而主断”四个字概括昭奚恤。“贵”说的是他地位尊贵，“主断”指的是他执掌国家大权，独断专行。楚宣王对昭奚恤起了疑心，向身边人询问意见，大家却都说昭奚恤没问题。这种众口一词的情况，江乙也跟楚宣王说过。这其中的门道可深了。
也许昭奚恤真的深得人心，人人爱戴，但从法家的观点来看，这根本不可能。韩非子有个观点叫“利异”，意思是人人都有私心，君主和臣子的利益不仅不一致，还是零和博弈。所以臣子天生就不可能忠于君主，他们会利用公权力满足自己的私欲，哪会真的忧国忧民呢？
不光是国家的君臣关系，就连小家庭里的夫妻关系也存在利益冲突。魏国有对夫妻向神灵祈祷，妻子只祈求发点小财，得到100捆布匹。丈夫不明白为啥要这么少，妻子说：“要是收入更高，你就该去买妾了。”
这个夫妻祈祷的寓言说明，再亲密的关系也有利益分歧，君臣关系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国君想让大臣们全心全意维护自己或国家的利益，想法虽好，但不太现实。在官僚体系里，大家的利益也不一样。有多少人盼着同僚倒台，好给自己或亲朋好友腾位置？又有多少人不喜欢领导的管理方式，巴不得他调任或被免职？所以，臣子之间有纠纷、意见不一致才是正常的，众口一词肯定有问题。
韩非像江乙一样，很会用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道理。他说燕国有个叫李季的人，明明神志清醒，却用粪便洗澡。这是为啥呢？原来他妻子与人私通。有一天，李季突然回家，巧的是奸夫还在卧室没走。李太太正不知怎么办时，女仆急中生智，让奸夫赤身裸体、披头散发地从大门跑出去。奸夫照做，大摇大摆地从李季面前跑了。
李季进了屋，赶忙问妻子和女仆，刚刚跑出去的是什么人。太太和女仆却回答说没人跑出去。这可奇怪了，大白天明明有人从家门跑出去，怎么大家都装作没看见呢？李季慌了，难道自己见了鬼？太太和女仆一口咬定就是鬼。李季更慌了，忙问怎么办，妻子说要驱邪。于是，他立刻按照妻子说的，用五种牲口的粪便调和，把自己全身洗了一遍。
韩非想说的是，如果臣子们众口一词，国君就会像李季一样，被人愚弄、利益受损，自己却还浑然不知。
在李季的故事里，女仆的机智挺让人佩服。在权力场上也是如此，激烈的竞争会筛选出最聪明机智的人，江乙就是其中的典型。他多次想陷害昭奚恤，可都没成功。显然，昭奚恤也不是好对付的角色。《战国策》里记载，昭奚恤非常聪明机智，没人能骗得了他。
给你举个例子，郢都有个人卷入了一桩案子，法律程序拖了三年都没结果，他心里特别忐忑。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拜托朋友假装要买自己的房子。因为如果他被判有罪，房子会被充公，政府就能出售。朋友照做，去见昭奚恤，说想买郢都某某人的房子。昭奚恤说：“那个人不该被判罪，你买不了他的房子。”朋友心里有数，正打算告辞，昭奚恤马上反应过来，质问他为什么来试探自己。朋友还想掩饰，昭奚恤又说：“要是你不是来试探我的，没买到房子应该失望才对，可你脸上怎么还带着喜悦呢？”
——出自《熊逸版资治通鉴》
昭奚恤和江乙的较量，就像是战国政治生态的一个小缩影。昭奚恤用“信任危机”来化解具体指控的策略，体现了贵族政治家对权力本质的深刻理解；而《资治通鉴》的叙事选择，则暴露了儒家史观在道德理想和现实权谋之间的纠结。这场跨越千年的权力斗争给我们的启示是：政治的本质一直没变，变的只是说法而已。从楚国的朝堂到现在的职场，如何在道德和生存之间找到平衡，仍然是每个身处权力场的人要面对的终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