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及时奋发
“君子”是一个终身不渝的过程，不仅生时闻达，受到肯定，为人敬仰，更应“盖棺论定”，为历史所记载。
其实，这实在是一个短暂过程中的“小结”，接力赛的一次传递，不能没有也无须张扬。
一个人能被冠以君子而画成句号，当然是不虚此行，值得肯定，没有这样的一种庄重的“仪式感”，那是“行者”的“耻辱”。
一天书房门也没有进过，斗大的字识不了半箩的乡老給我们这样的后人留下他们的语录：“人，浑身的皮肉不值钱；就菠菜叶子大的一张脸，值钱！”
终生最大事，活得有尊严！
“脸”，人生的尊严。任何时候也不能丢掉自尊，何况是君子！维护尊严，万金难买！
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十五，20》
到死，声名也没有被人称颂，是君子的终生遗憾！
这是老师对已经走上“干禄”之路正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学生，将要走上“仕途”的弟子们，所作的劝勉与砥砺。人应该为社会为他人做出有益的事业来，既来读书求知，既已走上从政之路，就一定把“君子”这个具备着“德”与“位”两大内涵的尊贵称号，表现得名副其实，让有理智的人能够真心首肯，衷心拥戴！
君子的根本是“仁”，君子的行为规范是“礼”，君子的处事待人的准则与基本态度是“忠”“义”“信”“勇”与“恭”“敬”“惠”“敏”。是承担的政治责任与个人品德修养的完美融合。
整体的，全面的，一丝不苟的，贯串始终的，从知“道”时开始，从“为学”时开始，从就职时开始，都不如从“小”开始，一直到“朝闻道而夕死”。
《礼记•曲礼》规定：“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贵族如此，其他人都如此么？走着瞧，或许能够走完这个程序。
孔子总结他的一生，是这么说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二，4》似是而非，许多遗憾，确实在走自己的路，一个顽强自立的人的路，“克己复礼”的路，“小康”而后“大同”在召唤的路。
人，愈老愈精明，愈老愈是宝。“宝”是从幼小入学开始的，“三十”是一个“节点”，立。“人无礼不立”，既立，就表明知礼；立，是一个位置，在社会上站住了脚跟。在这个宗法社会上有一定的名分了。
孔子是很重视他的名分的。他是贵族的后代，精神因子里有先人很深的影响，但是，他在“立”之前与其后，一直是受到歧视乃至排挤的。一件刻骨铭心的事，是：
“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 《史记•孔子世家》
刷尽他的面子。
他的态度是，忍辱于贫贱中，从事许多鄙事，自己培养自己，自己提升自己。终于感动了鲁国上层。鲁大夫孟釐子临终派继位人懿子出面推荐，让南宫敬叔陪着，受“公派”专程到“周”去问礼，从而有机会见到老子，受到深刻的教诲。回来之后，有了些名声，身边的学生也比以前多了些。外因通过内因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些，是孔子三十岁前的一些经历，是“自立自强”的过程。
一个支配终身的生动的经验就是，成“名”的核心力量在自身！
而立之年，也就是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与国相晏婴来到了鲁国，特意向孔子询问秦穆公以偏小之国而称霸的原因。孔子特别肯定穆公善于启用贤才，是贤才兴邦。这使景公非常的高兴。不久，鲁国内乱，孔子去了齐国。齐景公又两次问政于孔子。孔子的政治主张得到景公的欣赏，或将重用。这段经历不仅让他的社会声名继续提高，也使他对所掌握的学说有更多的信心。这是从“而立”向“不惑”发展的重要过程，也是关键节点。
但是，晏婴在景公面前贬低儒家的学说，齐国的当权阶层也都反对他在齐国主政。景公改变主意了，孔子不得而已回到鲁国。
孔子从“为儿嬉戏，常设俎豆，设礼容”开始积累，近三十年奠定的职业习惯和理想信念，应该是更坚定，不迷惑了。所以在鲁国内乱，他无缘踏进仕途，齐景公也抛弃了他，深深刺痛了他的这一段时间里，它并没有改弦易辙，而是继续修诗书礼乐，广收弟子，扩大了他在国内国外的影响。他学识上更加长进，解答了当时一些难题疑问，进一步提高了他作为“师”的社会声望，被尊称为“君子”，应该是当之无愧的。这是他义无反顾的理想追求过程，更是理念更趋坚定的节点。
从鲁定公立到定公九年，孔子从四十二岁到五十岁，也从坚定“不惑”走向对“天命”的深层次的认识。从事业上，更以自己的规范行为对为政者施加积极影响，使社会声誉进一步得到了提高。这就使后人景仰的君子“闻达”之道进入了新的境界，即以自身的修养对社会施加正面的影响，给后人以启迪与召唤，充分发挥理想信念的社会效应。
就在孔子进入“天命”的时候，鲁国发生一件大事，阳虎作乱不遂，出奔齐国。而公山不狃占有费地背叛季氏，派人来召请孔子。孔子想去，说，如果用它，它有可能把那里改变成东方的周王朝。但是，子路反对，终究没有去成。
没去成，却受到定公任用，做了中都宰，执政一年，四方都来学习中都的榜样。于是从中都宰而为司空，由司空到大司寇，职务步步升级，并由司寇而摄行相事，参与主持齐鲁两国君主的聚会，也提高了他的声望。成了德、位双馨的“君子”。声名就继续上去了，也进一步增强了他 “克己复礼”的雄心。
后来又经历了一段为政时期。虽然短暂，虽然艰难，却也轰轰烈烈。在一番较量之后，它转入一个“新”的过程，寻求“用武”之地。远离故国、告别亲人，一去就是一十四年。这期间，它看得比较透了，处理问题更从容一些了，对于所谓天命，对于人事，他知道分寸，能预见后果了，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扑腾”之中，在楚国迎接他的计划胎死腹中之时，年近“古稀”的他，率着忠诚的弟子回归故乡。这时候更感觉到，对于克己复礼，他亟须赶紧做的事还有很多很多，必须向他忠诚的弟子做出必要的交代。
生命已经在转向，不得不面对现实。但是，他的思想性格已经活跃在“知天命”与“耳顺”之间，一切政局变故，所有阴谋阳谋，都不足以动摇他对自己的对未来对学生和学生所接受的教诲的继续施行的信念。终于有了季康子“以币迎孔子”的隆重。他离开鲁国十四年之后，返回故土。这十四年，他最坎坷，但是也最从容，正如他自己的概括：知“天命”而“耳顺”，对于当代政治上的一切风云变幻，都看得清楚，听得明白，能够从容对应。与之相应的是他的声名也愈加彰显，“国际”舞台上，两种政治力量都知道他的思想行为的威力，或将任用他，或坚决地排斥他。这都是他为人的光荣，思想信念的威力，在他的全部活动中展现一个为人师者的风采，一个政治家的风采，“君子”的风采！
对于中国政治走向，对于中国文化历史的进程，孔子在七十三岁之前，做了“从心所欲，不踰矩”的大事，终于把自己推向了“万世师表”“大成至圣”的高峰。他对于春秋的修订，就是“克己复礼”信念的结晶，也是他为人的一柱碑石
由此推想，“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是孔子人生誓言，是那个时代他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君子”是“人”与“民”的君子，不是为了尸位素餐。他的追求，一生奋斗，为着“修己以安百姓”。为着“小康”进而“大同”。
孔子的名声，一定会与人类同存。
人类在昭昭前行，一定有孔子终生奋斗的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