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原创非首发，文责自负，原发表于《教师报》，题为《父亲的旅行》，后收录于个人散文集《时间的礼物》，改题为《父亲的平凡与非凡》，署名 李文芬。
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各种庄稼把式无一不通。农忙时节，父亲借来邻居家的牛，犁地，翻土，挑粪，下种，从早忙到晚。印象中，父亲在天黑之后收工之时总会点燃一支手卷烟，皱着眉头猛吸一口，再看看刚种好的花生地或红薯垅，眉头渐渐舒展，好像眼前的一亩三分地给了他舒心的资本。
夏天的父亲每天只穿一件蓝色背心，一个夏天下来，脱了蓝色背心，身上还有一件白皮背心，实在是很滑稽。父亲每天早上都会拎个草帽扛把锄头去地里，走路带风，一副要出去打天下的样子。我们大多时候也要跟着去地里干活。没有不累的农活，但因为有父亲在，我们总不觉得累。父亲会给我们讲一些粗野的笑话，讲一些奇奇怪怪的“古”仔，看到一些新鲜的小玩意也会大叫大笑，让我们一路张望。他教我们挑最甜的新鲜红薯，并教我们不用任何工具的剥皮方法；他教我们如何找到半干半湿的花生，那是最清甜最好吃的花生；他还教我们怎么辨别竹壳里有没有竹壳虫，好让我们把它们抓住扔进火堆里烤熟了吃……总之，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总是笑，而且总会有稀奇古怪的东西吃进嘴里。这对于缺少零嘴的我们来说，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啊！
其实父亲有一份很正规的职业——校长。我读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开始在我们的村小做校长。每个星期一的早上，父亲都要穿上白衬衫正儿八经地走上升旗台，用土味十足的普通话对全校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每次听父亲在国旗下讲话，我就忍不住想笑。回到家，我在父亲面前模仿他在台上讲话的样子，父亲总是一边喝水一边笑，茶杯里的水不止一次溢出来，好像看见了世界上最有意思的表演。
从学校回到家的父亲还要做好多事。鸡笼破了洞，箩筐散了架，扁担发了霉，父亲就会往竹林里跑。砍回一捆青绿的竹子放在屋外，削下一根一根又软又薄的竹篾，用它们编织成自己想要的东西。父亲喜欢蹲在瓜架下干活，一蹲就是几个小时。绿色的竹篾在他手中飞舞，竹屑散落一旁。午后的阳光会从瓜叶间漏下来，落在父亲的头上、身上、手上，不停地跳动着，像个调皮的小妖精。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更好玩的事儿，我就会跑到父亲跟前，让他给我讲故事。父亲跟我讲闹饥荒、发洪水、日本鬼子进村、偷偷读书的事，也跟我讲《西游记》、《三国演义》、《铁道游击队》《双枪李向阳》……父亲讲这些的时候并不看我，他要顾着手里的柴刀或竹篾。我也不看他，我总是在挑弄地下的蚂蚁或者别的什么小东西。我们看起来都心不在焉，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走出那些悠长的午后、那条落满阳光的小巷。每次想写点什么的时候，我总会想起父亲那些长长短短的故事，它们如同一汪取之不尽的活泉。
在我十岁那年，父亲成了我的老师，教数学。我怕数学，却不怕父亲。以前上数学课的时候，我乖得像只猫，在父亲的数学课上，我总是东倒西歪地坐着，且不觉得有问题。
父亲也不说我，他眼里好像没我，只有其他三十四个学生。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你上你的，我听我的，互不打扰，真是一种奇怪的相处方式。现在想来，这真是一种最好的相处方式。
父亲的数学课与之前的很不一样。首先，他不打骂学生，甚至从来都不生气。四年级的数学老师敲断的竹条不下一打，父亲只把竹条当教鞭。对于父亲的不生气，我没有觉得很奇怪，因为父亲在家也不生气，却也没有觉得有多么的理所应当，因为我一到四年级所有的老师都会生气，有的还会生很大的气，用暴跳如雷来形容都不为过。我记得三年级的数学老师是一个姓何的男老师，他每天上课第一件事就是沉着脸说：“没交作业的站出来。”一排男同学靠墙站着，何老师拿起竹鞭“叭叭叭”一路横扫。我没有挨过打，但看着都觉得疼。我很可怜他们，只盼着他们记得按时交作业，不要再挨打，倒从没想过老师这样做对不对。
从来不生气的老师成了稀罕物，班上的男同学对父亲充满了好奇，并不断地试探父亲的底线，不交作业，搞小动作，说小声话……父亲还是不生气，也从不找家长，只是常在课堂上提问他们，下课在教室外面遇见了也随时提问。下课时被问到比上课时被问到可怕多了——那么多别班的别的年级的同学围过来，自家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很可能就混在围观的人群里，答不上来真是糗到家了。不过，慢慢的，大家发现被问到了也没什么，因为父亲从来不会让他们感到难堪，答不上来的时候就给他铺路，或者让别的同学帮忙答出来，一群人嘻嘻哈哈的，说对说错都没关系，从来没有人因为答不上来而被罚站或被羞辱，而且还有可能得到奖赏——跟父亲打一场篮球或到沙池里跳远比赛——这可是极为有趣好玩的事儿。渐渐的，父亲身后多了一帮小跟班，小跟班会问数学题，也问别的。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个家伙竟然跟父亲聊起了梦想！父亲还跟他交换了梦想！他们竟然都聊上这么高级的话题了，我真是羡慕嫉妒恨呀！
父亲的数学课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以前的老师最喜欢问的是“答案是什么？”父亲最喜欢问的是“说说你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相比于只说出答案，太高深了！每当父亲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举起的手会立马放下。父亲也不恼，只说：“再想想。”当他看到有一只没放下的或是重新举起的手时，便会很高兴地请手的主人来回答。不管说得好不好，父亲都会说好，还会适时的帮对方引路：“已知……要求的是……根据……所以……”慢慢地，有几只手在父亲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不放下了，脸上写满期盼，好像一定要让别人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似的。父亲尽量地给他们机会，让他们站起来说。父亲除了叫举手的，也叫安安静静不举手的，也叫只顾说小声话不举手的。他们站起来各种扭捏，父亲不急于让他们坐下，而是给他们搭路。也有搭不通路的时候，父亲也不恼，心平气和地让他们坐下。这些人在父亲的一番启而不发问而无果之后，身心都已筋皮力尽，无力继续捣蛋。渐渐地，父亲的课比任何老师的课都安静。
父亲还特别喜欢夸他的学生，不分场合地夸。课上，对于答得好的同学，他会说：“你的想法挺特别。”“这个思路不错。”“继续继续，说得好。”对于答得不好的同学，他会说：“慢慢来，很靠近了。”“快说到点子上了。”“你说的我懂了。”“你可以这样说……”课下，父亲爱夸某个具体的学生，还不重样。“这小姑娘心静，不容易分心。”“这小子敢想。”“他虽然皮，还是很灵活的。”“把心收一收，后劲大。”“她就是块读书的料。”“这人嘴甜，将来吃不着苦。”“这孩子心细，习惯好。”“她的字是好字。”父亲有时是当着学生面儿夸，有时是在课间跟隔壁班老师一起抽烟的时候夸，有时是在村子里遇到了那些当父母的人夸。有些夸奖刚好被我听到了，我便会转告给被夸的人听。被夸的人听了，无一例外的，那一天像打了鸡血一样，一副神采奕奕、闪闪发光的样子。
父亲也夸我，但只在家里夸我，在班上从不夸我，一次都没有。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坐姿不端还是我从来不在他的课堂上说“我是怎么想的”。父亲甚至从来都不帮我辅导功课，近水楼台也得不了月。有时遇到不会做的题，我去问他，他就只给我讲解那一道题，多一题也不讲。我“抱怨”父亲的“懒劲儿”，父亲说：“我能教你多久呢？你以后的老师又不是我。你真想学，主动来问呀！”
好像真是这么回事儿！想学，就去问呀，多么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
村里的人倒是挺懂得这个道理，隔三岔五会有毛孩子捏着笔和本子来我家找父亲。父亲不管手里正在忙活着什么，都会停下来听来者的问题，并清清楚楚地帮他解开疑惑。站在一旁的我沾了许多光，学会了多种解题方法。后来想想，到底是谁沾了谁的光呢？这真是一笔糊涂账！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被评为镇里的三好学生，回到家，父亲像以往一样，帮我把奖状贴在墙上。他站在一整墙的奖状面前说：“等你考上研究生之后，录取通知书也贴在这面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对我学业方面的希望或叮嘱。那时能考上大学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父亲竟然要贴我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还说得那么自然，就像是说今天晚上吃通心菜一样随意。我暗自嘀咕，父亲是随口一说呢还是真的觉得我是考研究生的料？一想到父亲对我竟有如此高的期望，我便觉得再不能半斤八两的做事了。我得好好读书，免得将来没有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贴在墙壁上。
父亲只做了我两年的老师，相比于他做了我三十年的父亲，这两年短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我从中得到的东西却深入骨髓。而且，因为这一段师生经历，我看见了父亲和学生在一起的样子，也由此知道了为什么村里的小孩子长大后都爱跟父亲唠嗑，还表现得特别敬重。
我总记得父亲那次狼狈不堪的样子。
那天，父亲骑着摩托车刚出门不过五分钟又折回来了。他是扶着摩托车回来的，浑身泥泞。更可怕的是，他右手的虎口裂开了一道很长很深的口子，像是直接撕裂开来的，血不断往外涌，让人触目惊心。我吓坏了，问父亲怎么了，父亲顾不上回答我，呲着牙去找红药水。一阵忙乱之后，父亲的血才止住了，并用纱布包住了伤口。许是疼痛难耐，父亲没有急着去清洗身上的泥巴，而是点燃了一支烟，坐在门坎上。我坐在父亲身旁，父亲才说：“拐弯下坡时你水叔的儿子骑个摩托车冲过来，路太窄了，怕撞到他，就冲到田里去了。”
路和田有着一米多高的落差呢，父亲这是飞车呢！我不敢想象这画面。
“还好，刚刚下了大雨，田里的泥都是软的。”父亲又说。我突然想起什么，叫道：“他比我还小呢，小毛孩开什么摩托车？”父亲吐了一口烟：“他就是小，看到我的车来了就慌了。”我不想听父亲替他辩解，从那么高的地方冲下去，万一……我很愤怒，又心疼又后怕。我开始帮父亲清理头上身上的泥块，捡着捡着就眼眶就红了，像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离别——父亲脖子和耳背还有两道长长的口子，血迹斑斑。父亲侧头看着我，笑着说：“傻孩子。”
就在这时，耳边传来一阵杀猪般的嚎叫声。我探头望去，水叔正拖着他的儿子阿飘往我家走来。父亲赶紧迎上去，水叔看到父亲狼狈的样子，转身又给阿飘一顿乱打，叫嚷道：“臭小子，看看你做的好事!”
父亲去拉水叔，劝道：“细蛮仔，还不知轻重，别打了。”
水叔又狠狠拍了一下阿飘的脑袋才收手，转过头跟父亲说：“这臭小子一回来就说把你撞到田里去了，石哥，你揍他一顿解解气，也让他长长记性。”
阿飘立在一旁大气不敢出，脸憋得通红。我看他被劈头盖脸一顿打，觉得他罪有应得，又觉得有些可怜。
父亲说：“我没事了，别把孩子吓着了。”
“能吓着还好，净给我撩事！”水叔抬手又要打，父亲把阿飘拉过来护在身后：“别打了别打了！细蛮仔哪有不犯错的。”
阿飘哭了，说：“李老师，我错了。”
阿飘比我低一届，也当过父亲的学生。
这声“老师”一出，水叔不敢再打了，在老师面前，庄稼汉不敢放肆。
阿飘真是聪明。
父亲伸手摸摸阿飘的头，说：“没事了，有些事现在可以做，有些事还是长大一点再做比较好。”
阿飘点点头。
水叔带着阿飘回去了。我看到父亲手上的白纱布又渗出血红，气急攻心，对着他们的背影叫道：“你看，都怪你！”
也不知道他们听见了没有。
父亲制止我再喊，说：“他知道错了，会改的。”说完就去清理泥巴去了。
妈妈回来后，我把这件事说给妈妈听。妈妈说：“你爸就是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是指怎样的人？我不太明白，我只知道成年后的阿飘每次从外地回来都会到我家跟父亲坐聊半天。
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是真的好。每到春节前夕，他就会在老屋的祠堂里铺纸磨砚，花上三天的时间为村里人写春联。所有的对联都装在父亲的心里。写之前，父亲总是先将纸张凝视一番，仿佛在度量着什么，然后在装满金水的盆子里蘸几下，撇去多余的金水，便果断下笔，一气呵成。那时的父亲，目光澄澈清明，手腕灵活有力，笔端如天边游移的云彩，瞬息万变。
父亲写字时，旁边总有啧啧称赞声。这是父亲的高光时刻，也是我的。我蹲在一旁，不看地上爬行的蚂蚁不看祠堂里端坐着的观音菩萨，只看父亲用笔写天下。
收了纸墨，父亲卷一支烟，和叔公叔伯聊起天气和收成，又是个地道的农民。
父亲常给人家写“财运亨通”“财源广进”之类的字样儿，我们家的春联呢，只有这两对：“平安二字值千金，和顺满门添百福。”“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平实得跟父亲头上的草帽一样。
父亲的生活就这样在三尺讲台与四亩田地间来回周转，周而复始。有人说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行，倘若真是，那父亲的旅行地就只有村子和邻镇的学校了。不过，这并不影响父亲在我心中的非凡，他的故事、他的笑声、他写的一手好字、他勤勤恳恳的劳作为我撑起了一片广阔而安详的天空，让我非常自在非常安心地在那个小小的村庄里慢慢长大。
长大一些后我才得知父亲是出过远门的。有一次大扫除，我无意间看到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父亲穿着一件白衬衣，双手叉腰站在一座高高的灯塔下，微眯着眼，笑得有些隐蔽。父亲说那是他在广州照的。我当时听了，立马对父亲刮目相看，原来父亲是见过世面的人！父亲是什么时候去的广州，去干什么，我当时没问，不知道那是不是父亲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行？
而我所知道的父亲真正意义的旅行是在1995年的秋天，教育局组织各镇的校长去北京旅游。父亲出门的时候只带了两套换洗的衣服，那从容的样子，像极了一个经常出门的人。一个星期后，父亲回来了，带回几包果脯，一个竹筐，一把布艺扇子，还给姐姐买了一条K金项链。我们很兴奋，围着父亲问东问西。父亲却忙着找吃的，就着一碟萝卜干吃了两大碗饭后才跟我们说起旅途见闻。他给我们一一介绍他买回来的东西，说箩筐有多精致，说布扇子有多精巧，说K金项链有多货真价实。我们频频点头，觉得父亲真有眼光。可惜，那条金项链很快就褪色了。母亲怪父亲不识货，父亲打着哈哈，由着母亲撒撒气。
第二年，父亲又有机会去华东五市旅游，但他没去。我不明白为什么公费旅游都不去。母亲说：“说是公费，有些景点还要自己掏钱的，你爸一个人供你们仨读书，哪来的闲钱啊？光看着好又买不起，景点的东西吃不饱还贵得要命。你还记得不，去年你爸一回来就顾着找吃的！买给你姐的那条项链又是假货，他到现在还懊恼着呢，说那钱顶你一年的学费了！”
原来如此。
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在景点门口点燃一支烟等同伴出来的父亲，还有一个站在摊档前思量买还是不买的父亲。父亲不想空手回来负了我们的期待，又不想浪费可以用在刀刃上的钱，所以选择了不去。十六岁的我理解了父亲的选择，并许下一个心愿：工作以后努力赚钱，带父亲来一次没有任何负担的旅行。
可惜，这个心愿再无实现的可能了。在我还没有积攒到足够的钱带父亲旅行的时候，父亲就身患喉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这一生最远的足迹就此定格在北京城，这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父亲离开的第一个春节，家里来了很多拨后生，都是离开村子到外地打工回来过年的。他们回来后才知晓父亲已经不在了。他们坐在我家的客厅里，跟母亲聊父亲的事。他们说话的时候，好像不是我们的邻居，而是父亲的学生。
父亲离开时是三月，而因为父亲入我家门的年轻后生持续到来年三月。一群人忆往事时，父亲就在墙上看着，慈眉善目，微笑不语，好像觉得每个人都说得很好，在想着要怎么夸他的学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