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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 2010 年继承财富占了法国总财富的 2/3 ，而通过储蓄累积的财富只占 1/3 。鉴于目前的遗产继承额高企，如果这样的局面持续，那么继承财富在总财富中的比重将会在今后几十年继续攀升，预计在 2020 年将会达到 70% 的水平，并在 21 世纪 30 年代接近 80% 的水平。
如果某社会的顶层富豪主要是通过继承来获得财富而不是劳动致富，例如巴尔扎克和奥斯汀笔下的社会，那么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整体资本存量以及资本存量中的继承资本余额必须规模庞大。通常来说，资本 / 收入比必须在 600% 或 700% 左右，而大部分资本存量必须是来自遗产继承。在这样的社会中，继承财富可占各年龄阶段平均财富资源的 1/4 （如果资本收益不平等状况突出，那么更有可能占到 1/3 ）。
大部分崇尚精英主义的人都认为巨额薪酬差距是正当的，因为由薪酬造成的贫富差距据说要比由继承财富造成的差距更具合理性。从拿破仑时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曾有一批数量很小但薪资很高的高级公务员群体（收入是当时平均水平的 50~100 倍），这些人最低也是政府部长级别。这种情况总是被认可的，包括拿破仑本人也认为这种情况合理，因为他本身也是科西嘉贵族后裔，当时认为最聪明能干的人所获的薪水应该能够让他们过上与最富裕的遗产继承者相当的生活（这与伏脱冷所说的完全相反）。
民主社会的根基在于崇尚奋斗的世界观，或至少是通过奋斗而实现价值的信念，即社会普遍认为，财富不均等更多的是由能力和努力程度决定而不是遗产和租金。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财富增长速度平均要略高于收入增速（有关这种资本 / 收入比高企的趋势见本书第二部分论述），而大额财富的增速更是要远高于平均财富的增速。这就是通过财富榜分析得出的结论，如果《福布斯》财富排行榜数据可靠的话。
与其给富豪编一个道德排名（这种做法常常最终沦为唱西式赞歌的举动），不如去理解财富动态变化背后的普遍规律，即只讲财富而不讲个人，并由此思考相应可以普遍适用而不用考虑其具体国籍的监管措施，
如果我们观察各高校的投资策略，那么就会发现所有的高校都很重视多元化投资，而投资明显偏好于美国和海外股票以及私人部门债券（政府债券，尤其是美国国债，因收益率较低而在全美所有高校的投资组合中的比重不到 10% ，资产规模最大的高校干脆基本不投资于美国国债）。高校资产规模越大，我们越容易在其投资中看到“另类投资策略”，即收益率极高的产品，包括私募股权基金股份以及未上市外国公司股权（这需要极高的专业投资能力）、对冲基金、衍生产品、房地产以及能源、自然资源和相关产品等大宗商品（这些也需要高度专业化的投资技能并能获得高额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