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切的期盼中，中国没能等来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莫言的期待也再次落了空。在过去许多公开场合里，他曾多次提到一个心愿：

“希望中国能尽快出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那样，焦点都集中到他身上，我就可以躲到一边安静写作了。”

自从2012年成为第一位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7年来，焦点从未从他的身上移开过。

有媒体在2016年做过一次统计，莫言得奖后的1500天里，他去了全世界至少34个不同的城市，参加过18次讲座、26次会议，更是题了几千次字、签了几万个名。

1500天里，唯独缺少新作品问世。

那时的莫言疲于应对接踵而至的需要他出席的场合，他曾承认，自己在2013年一整年没有读过一本书。

2013年中澳文学论坛上，另一位诺奖得主库切不无惋惜地说道，“我非常同情莫言先生，诺奖有的时候颁给正处于写作生涯中间状态的作家……确实会有影响干扰的效果。”

如今时间来到了2019年10月，距离获奖后的第1500天又过去了1000多个日夜。

这1000多天是令人欣慰的。莫言终于又陆续在《收获》《人民文学》等重要文学刊物上发表新作品，其中有小说，也有诗歌和剧本。在此期间，他还迷上了书法。最近，他出了一套作品全编《莫言作品典藏大系》。

种种迹象表明，身为作家的莫言正在慢慢回归。

同样改变的或许还有心态。大众的高度关注曾令他饱受困扰，现在的莫言尝试着换个角度去理解它的存在，在接受《十点人物志》采访时他说：

“大家对我的关注高了，这未必不是件好事儿，与时代保持密切的关联，才能让作品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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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鼎诺奖7年后，莫言有了新的变化。

以下是他的自述：

获奖之后事情变多 未必是件坏事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人说我作品少了。客观地讲，首先是大家对我的关注度提高了，其次我的事情也多了，有很多事情必须得做，这势必会使创作时间受到一些挤压。

但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一个人也不能一天到晚天天坐在书桌前。人需要生活，需要跟外界接触，需要与时代保持一种密切的关联，这样才能使自己的作品与时俱进。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获奖之后事情多也未必是坏事儿。

再者，我也不会再像年轻时那样过多追求作品的数量。记得当初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同学之间比赛，好像谁在一年内发表的作品最多，谁就能受到大家的尊重。这样的年纪已经过去了，作品还是要尽量写得好，与其发表10篇一般般的小说，还不如发表一篇比较好的小说。

最近几年，我进行了一些多文体的尝试，戏剧、话剧、诗歌，小小说和笔记体小说也大概写了几十篇，甚至在写毛笔字的时候也即兴写出一些很短的文字来。

倒不是说尝试这些文体是为了给写长篇小说练手，因为这些文本本身就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要把它们写好也并不容易。比如说笔记小说，看起来寥寥数语，但通过这寥寥数语表达的思想，也许是一部长篇都难以表述出来的。此外像戏曲、话剧这种文体，要求就更高了。

尽量用多种文体来拓展自己的创作视野，拓宽自己的思路，开阔自己的眼界。说不上是为写长篇小说做准备，我在写这些文体的过程中就已经充满了创作激情和乐趣。

至于外界的评价，我不是很在意。外人的评价是很难进入内心的，他们只是根据一些可量化的标准来衡量你。

真正对自己评价最准的，还是你自己。给自己设立的目标实现了没有？追求的东西实现了没有？如果实现了，那我会感觉自己完成得不错。如果仅有外界给你的虚名，但你心中认为最神圣的东西远远没有实现，那么我对自己的评价也不会太高。

我自己的小目标，还是要写点东西，目前已经有一些关于小说的构思。

有了外界给予的荣誉之后再写新的东西，要说没有顾虑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诚实的。在作品发表之前我会反复看、随时看、随时改，希望能获得大家的肯定，人都是这样的。

无论多么老，这点虚荣心还是有的。

另外，现在写出来的小说在什么水准线上，自己是基本知道的。如果读者读完之后认为作品有突破，有新的元素出现了，我当然会很高兴。

也会有读者指出来，什么地方应该摆脱过去的老路子，关于这一点自己也要保持警醒。作家跟任何职业一样都是有局限性的，局限受多方面的决定，体质、出身、学养……所以一个作家想要源源不断地创新、彻头彻尾地创新，这个其实很难做到。

我们这代作家底子差 先写小说后识字

今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了26卷本的《莫言作品典藏大系》，把我的作品一部部排列开来，有一种编年史的感觉。作家的进步与退步、创作中的起起伏伏，通过全集是能够看出来的。

我从事文学创作快40年了，全集里一些年轻时候写的作品，由于受到个人经验及时代的限制，有诸多令我不满意的地方。但是不讳少作嘛，如果现在再重新修改一遍，第一没有时间，第二也显得不正式。

那些作品，当年就是那样写的，相信读者会通过文本回忆或想象当时的环境，也由此看到一个作家逐步成长的历史。为什么要出全集？就是向新读者展示一个作家的心路历程。

很多人都会问我，你最喜欢自己的哪部作品？这真的很难评价。我的写作是分阶段的，中年之后写的作品当然各方面比较成熟，但这不能否定初期写作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

比如《红高粱》这部小说，在写作技巧上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包括语言的通顺、词语的用法等等，都可以更加规范一些。但一旦把这些修改掉了，那就不是《红高粱》了，所以很难用现在去否定过去。

像《生死疲劳》《丰乳肥臀》《檀香刑》《酒国》，我真的很难分出它们哪一个应该排第一，因为都各有侧重。

《生死疲劳》让我感觉比较满意的，是在结构上借助六道轮回，这样一个不屈灵魂的转世，通过动物之言观看人类社会的变迁，这样的结构还是比较新颖的。另外，语言也是流畅的，写到动物的时候，狂欢的精神体现出来了。

最重要的一点，这部小说塑造了一些比较典型的人物形象，像蓝脸，一个顽固地与时代对抗的人物，后来被时代证明了他的正确性，这是值得历史学家反思的一个现象。

《丰乳肥臀》是家族小说，写了那样一个母亲、那么一个漫长的历史，也塑造了像上官金童这样永远长不大的男人，永远离不开母亲的巨婴。

《檀香刑》，更有个性的小说，塑造了一批不为人知的人物，有罪犯，有刽子手。另外，小说借助了戏曲的形式，也是我对戏曲的感恩和致敬。

《酒国》，在90年代初也算是把一种极其复杂的拼图式结构做到极致；《红高粱》把战争小说换了一种写法，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旧有文学观念还很深入人心，这种写法还是引起了一定震动的。

要我说，自己的作品只能每一部都分析一遍，如果要排出一二三四，对我来说比较困难。当然，读者可以排。

现在回头想，如果在1979年的时候，我说我要写作40年，那感觉真是太漫长了，“哎哟，40年啊，什么时候才能熬到”。但现在真到了2019年，1979年仿佛就在眼前，一转眼就过去了。

年轻时顺时针往前看，好像日子非常遥远，几十年太远了；但逆时针往后看，回想起10年前5年前，就感觉非常短暂。实际上时光是非常快的、不知不觉的，从青年人变成老年人的过程谁都拦不住，所以就只有更加勤奋、更加努力地写作，才能不负光阴。

我们这一代作家，大多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出生，严格地讲，我们的文字文学基础比较差。那时候学校基本不学习，所以我们这批作家，面临着先写小说后识字的过程。

现在我写书法或写诗歌，必须先要正音，了解这个字的演变过程、来龙去脉，需要从最基本的“小学”训诂补课。

当然古人讲了，“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我是先写小说后识字，现在到了识字的过程。

我对粮食始终充满了崇拜

海明威说过，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摇篮。一个人性格的养成，跟童年时期的各种遭遇有关系，很多作家的处女作也往往用童年视角写成。

我小学五年级就早早辍学了。那时候办人民公社，我力气不够，干不了成年人的活，只好去放牛放羊，一个人牵着一两只羊在辽阔的草地上，为了让羊吃得更饱，我中午也不回家，就带着一块馒头吃。

有时候连馒头也没有，只是两块地瓜、一块饼子。一个人在田地里，当时不知道什么叫孤独，就是觉得特别想和人说话，但没有交流对象；你大喊大叫，也没有听众。这样让我感觉很恐怖。

说到童年有什么梦想，梦想是不断变化的。当年饿得半死的时候，梦想就是赶快吃上一顿饱饭。还记得在60年代，听着我母亲和我婶婶用棒槌敲打野菜做饭的声音，心里就想，什么时候能吃上一顿窝窝头，一种玉米面做的饼子，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后来吃上了玉米面，就开始想，什么时候能吃上小麦、吃上馒头，就心满意足了；吃上馒头了，可能就想着吃鱼吃肉了。生活物质上的梦想，是在不断变化的，这跟人的欲望有关。

小时候对饥饿的记忆刻骨铭心，所以即使到了现在，我还是对粮食充满了特殊感情。有时去超市，一到粮食区我就流连忘返，豌豆、黄豆、豇豆、绿豆，各种各样的大米，捧到手里闻到那个味道，心里很感动。

我是农民出身，知道一粒米得来多么不容易。所以我对粮食始终充满了崇拜的心情，我崇拜粮食，粮食就是农民的宗教。

其他方面的梦想当然也有，文学梦想很小就有。先读小人书，后来读长篇小说、历史小说，读多了之后就会想，既然作家是一种职业，那么我能不能行呢？文学梦想就此产生了。

当时我的邻居是一个大学生，学中文的，被错划成右派遣返回乡，变回和我们一样的农民。在劳动的间隙，他经常给我讲他认识的作家，他了解的文学知识，于是我就会比一般农村孩子多了解一些文学知识。

文学梦想的另一个源头，是从小听故事的经历。爱听故事是儿童的天性，正好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们，每个人肚子里都好像有讲不完的故事。再者是集市上的说书人，还有好多说唱队，当时县里组织了一些有文艺才能的人下乡演出，管饭，还有少许报酬。

这种口头文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听得多了，按耐不住想把听到的故事转述给别人。转述不可能原封不动地讲一遍，往往要添油加醋，这已经算是一种创作了。

现在讲故事变成了我们社会的一个俗语，好像每个人都在讲故事。音乐家用琴键讲故事，美术家用色彩讲故事，舞蹈家用身体讲故事——小说家，当然用文字讲故事。

我终于成为了一个讲故事的人，实现了童年时期的愿望。

做一个谦虚的人比较舒服

说起我的母亲，她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农村妇女勤劳、任劳任怨、忍受苦难的能力。我觉得中国农民最大的特点就是忍，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没有受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

如果把中国农民放在一个非常艰苦的环境里，他们也能活下去。这就是忍受苦难的能力，顽强的生命力，活下去的力量。这一点是我在农村这么多年的深刻感受，也通过我的小说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还有我的父亲。他一直教育我们“矮半头”哲学：做人要谦虚谨慎，夹紧尾巴做人，别张扬、别咋呼，别有一点点成绩就觉得世界盛不下你了。

我父亲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他对我们的榜样作用很大。

记得1982年我刚刚提干，那时候农村青年在部队被提拔成军官，对家庭来说是件大事，因为这意味着命运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国家的人，拿国家的工资，即使转业后分配工作，也是脱离农村了。

当时提干的信到了，我父亲刚从地里回来，看到信之后什么话都没说，只是从院子的水缸里舀了一瓢凉水，咕嘟咕嘟喝下去，就扛着锄头回去下地了。

同样是儿子被提干这件事，父亲的一个远房本家则是直接跑到集市上，敲锣打鼓喊着，我儿子提干了，我儿子当军官了。

两位老人的区别太明显了。我父亲就是这样一类人，他在我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对我说，你得了奖，并不代表你就是最好的作家，只能说你比较幸运，如果这个时候你趾高气昂摆出一副获奖者的嘴脸，会令人憎恶。

父亲这种低调的做法，也许会有人批评说，你这是市侩。但我认为这还是对的，做一个谦虚的人，总比做一个趾高气昂的人让人舒服。

我现在60多岁了，随着年龄渐长，对时间也越来越敏感，感觉到时光流逝越来越快。童年广阔天地间放羊，觉得时间是那么漫长，现在则仿佛20年一晃就过去了。

我从来不总结自己的人生，也不太好总结。曾经我在总结时用了一些比较夸张的语言，后来成为了无数人攻击我的把柄。

所以要我现在说，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跟大多数人没什么区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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