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路·博尔赫斯

大名无需多说，小说家当中的小说家。

令人着迷的是作家的写作方法。“博尔赫斯成功地发明了一种方法（尽管这种方法在《皮埃尔·梅纳尔》中不够完善，但在随后创作的短篇小说中，该方法迅速得到进一步完善），运用这一方法，哲学怀疑论中的一些似非而是的悖论可以得到优雅的演绎，并可推演出令人目眩的结论。”

“《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写得最为精致的短篇有《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和《通天塔图书馆》。之所以说精致，是因为哲学论点悄悄地融入了这两个短篇的叙事中，而小说的进展就像博弈一样，一步步走向必然的结果，其中，读者只能跟随作者亦步亦趋地采取行动。此外，这两篇小说中的技巧创新使其叙事速度加快，作者总比读者智胜一筹，而读者对此还浑然不知。”他写作《特隆》，仅以描写的手法虚构一个世界，借此探讨思想的各种可能性，将某一思想前提推向其令人感到困惑的结论。我们在玄妙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故事中不知所措，没有意识到穿着文学家外衣的哲学家仿佛有所述说。

叔本华的影响在博尔赫斯这里再次出现，用以回答为什么小说会有机会将思想发挥的淋漓尽致。“他可能会说：诗性的想象能将作者和普通的创造原则相结合；博尔赫斯也可能会和叔本华一样，补充说，这种普遍的原则本质上与意志相类，而（就像柏拉图所言）与理性则大有径庭。‘鄙人一生，未敢苟延生命，阅读不辍，故能不断证实：所谓志向、文论之类，仅能提供一些启发而已，而撰成作品往往弃志向、文论于不顾，甚或与之相互违迕。’”

无论从哲学的还是文学的角度，都有必要经过叔本华。就连卡夫卡都说：“叔本华是语言艺术家。从这里产生了他的思想。仅从语言考虑，我们就一定得读他的作品。”

萨尔曼·拉什迪

“一提到身份，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集体身份识别：你自认是哪一团体的人，哪个团体接纳了你。”从这个角度，我们更倾向于自认为集体中人，忽略自己的个人身份；虽然付出了一些略显拘谨的代价，但集体意味着安全、依存度和荣誉感，我们最害怕被抛弃，被另眼相待，被当作少数派。

作为《午夜之子》、《摩尔人的最后叹息》的作者，个人身份是拉什迪最感困惑的问题，他是写印度的行家里手，但越来越难声称自己是局内人。这也许是作家的宿命，就算不像拉什迪一样面临着通缉和追杀，也在大多数时候不被当作“集体中人”。作家就是毕生孤军奋战、伤痕累累的西西弗斯，永远面对着滚下来的巨石（大众和权力都想将他打倒，二者共同的特点是都喜欢看到自身以外的悲惨），永远并非无可奈何，而是唇边带血、粲然一笑地冲上山坡。

我们明白写作永无止境，因此就像外出寻食的蚂蚁一样，一旦发现食物就想迫不及待地据为己有。在拉什迪这里，这种食物就是“爱克福拉西斯”。

“爱克福拉西斯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修辞手法。它以一种艺术（如诗）来表达另一种艺术（如雕塑）的神髓乃至形式（即通过描写想象中的艺术作品而进行叙事的一种行为），比如维吉尔在史诗《埃涅阿斯纪》中关于拉奥孔的描写，《伊利亚特》中对阿喀琉斯盾牌的描写以及济慈的《希腊古瓮颂》⋯⋯”

“在拉什迪的手里，‘爱克福拉西斯’法用得很娴熟，既可用来回忆过去，又可用来展望未来。科钦犹太人教堂里的那些神奇的瓮砖瓦片，不仅能讲述印度境内犹太人的故事，也能预示原子弹的到来。奥罗拉的绘画把儿子画进了历史，不过，画中的人物名字叫布阿卜迪勒；从神话时代到当今的整个印度史都画进了她卧室墙上挂着的幻影组画里，好不壮观。父亲前来观画，赞不绝口，说她把‘芸芸众生囊括无遗’，但也指出一大缺遗：‘画中没有上帝。’当然，在小说中，奥罗拉的画作仅以语言的形式存在，而正是通过语言加以描述的这些所谓画作，奥罗拉那阴沉而具有寓言性质的历史想象，她内心‘对国家未来所具有的卡珊德拉式的担忧’，始终笼罩着全书。她所完成的最后一幅画，名字就叫《摩尔人的最后叹息》，画意表明她的儿子‘像影子一般在地狱的边境游荡：可说是一幅灵魂在地狱里的游荡图’。”

阿摩司·奥兹

在《地下室里的黑豹》中，“奥兹似乎想说，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孩提时代所选择的这样或那样版本故事的实际演绎而已。一个故事就是我们把自我向未来投射的一种方法；民族和民族神话的情形也是如此。（把历史看成是原先带有预言性质的神话之实现，这一观念在犹太思想中当然是俯拾即是。）在阿摩司·奥兹的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如果这种意识指的不是凭想象虚构故事的能力，那它就是一种坚忍不拔的自我创造意识。”

写作者永远脱离不了自身，他的作品无论是神话、科幻、侦探还是任何小说类型，都摆脱不了他的影子。我们的经历并非限制思想的牢笼，更可能是思想的出发点、引子，是自我向未来的投射。

屠格涅夫

写作者的使命就如屠格涅夫所说，“作为艺术家，⋯⋯必须坚持真理。我认为目前的生活情形正是这样，我所要求于我自己的就是真诚坦率，敢于说真话。⋯⋯只有那些庸才才会屈服，才会去写别人给定［即指定］的主题，才会实施别人安排好的计划。”

库切分析了《父与子》中巴扎罗夫这一形象。“巴扎罗夫是系列主人公中最奋发努力的、因而给人印象也最为深刻的人物形象。在屠格夫的眼里，巴扎罗夫身上既有塞万提斯式的戏谑成分，又有亚里士多德的所谓怜悯和恐惧的成分。具体说来，作者让巴扎罗夫恋爱，以便让他知道，人的激情是不受愉快或不愉快等功利性算计所左右的；作者让他战斗到最后一刻，但悔恨不已地死去，就是为了让他明白仅仅像动物那样凭天性活着到底是个什么滋味。”

我们都好像屠格涅夫笔下这种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厌恶死水一潭，厌恶庸庸碌碌或荒唐的生活，希望在生命中努力发挥自己的潜能，但并不指望能够跳出“富于悲剧色彩又不乏喜剧的味道”的最终命运。

当《异乡人的国度》进入尾声，作为获得了某些提示的写作者，我们战战兢兢，因为译者在后记中提醒我们：

“库切一向认为，写作固然可以自由散淡一些，但当写作的思想前提发生混淆时，写作本身就将成一项很危险的事业。从库切对里尔克诗作的高度评价看，他对真正的艺术是有着一颗应有的敬畏之心的。这在以游戏文字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写作景观里，尤其难能可贵，也是值得爱好文学的人们所大力提倡的。”

写作是危险的，这也许是在技法和眼界之外，我们能从《异乡人的国度》那里收到的最重要的礼物。

评价：4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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