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强大与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以及文化传承息息相关，但是这些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无论多么优秀的制度和传承都要与时俱进、包容糅合，不断成长优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作为古代历史上经常对立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也在不断相互学习。融合了游牧文明悍勇果敢的中原王朝从衰败的两晋再次走向隋唐的强大，学习了中原文化的游牧政权（北魏、辽、金、元、清）更为强大，屡屡尝试入主中原。相对于中原王朝对于唐末藩镇割据的过度反省，除明朝外几乎都被融合了中原文明的农耕政权长期压制。
从商朝女将军妇好出击北方来犯之敌开始，代表农耕文明的中原王朝以及代表游牧、渔猎文明的草原汗国之间延续数千年相爱相杀的历史拉开了帷幕。周朝四夷中的北狄、西戎，从战国开始的匈奴，两晋南北朝的鲜卑、柔然，隋唐时期的突厥，两宋时期的辽、金、蒙古等等都在史书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中原王朝从两晋衰落，中原文明不断融合绽放开创隋唐盛世
古代王朝史可分为三部分：奴隶制夏商周三朝是第一部分，从战国开始到隋唐是第二部分，从两宋到元明清属于第三部分。多数中原王朝初期都比较弱，对北方的游牧文明保持低调。但是一旦进入鼎盛就会打败草原政权，但是三国后的两晋实属例外，基本没有这个阶段，一直被打。衰弱的两晋开启了中原第一个黑暗时刻：宗族豪强衣冠南渡偏安江南延续晋朝国祚，北方沦为五胡变换大王旗的舞台。
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为主要代表的五胡，带着原始奴隶制的彪悍进入中原。而中原以玄学、清谈、酗酒等上流贵族生活（以类似竹林七贤为代表），早已经脱离了大汉王朝“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霸道。神州陆沉的北方进入了类似“养蛊”一样的互相攻杀、优胜劣汰的时代，一直到南北朝对峙局面的形成。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极大提升了中原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融合程度；中原高度发达的文化制度、社会生产力，结合游牧文明的彪悍，让血勇再次凝聚成进中原百姓的基因当中。虽然发生了东西魏、北齐、北周的政权更迭，但这次融合客观上开创出令国人瞩目的隋唐盛世。
游牧文明南下学习汉文化，诞生辽、金、元、清等强大政权
两种文明有很大的互补性，在双向交流过程中中原文化对于游牧文明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游牧文明深刻吸收中原文明成为二元政权后，脱离单纯游牧文明的政权已经不是中原王朝可以随意压制的存在了，这也是纵横把两宋之后的王朝还在第三个阶段的原因。从契丹建立的辽国开始，金、元、清政权都属于对中原文化吸收较好的。游牧文明建立的辽国，第一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国策（契丹采用游牧制度，南部的汉人采用耕种制度），极大的提升了政权的柔韧度，国祚超过了两百年。
女真建立的金国有些生不逢时，遇到了强大的蒙古的崛起。元王朝国祚的短暂绝对不是一句“胡人无百年国运”所能解释的，粗暴治国、与中原文明结合程度低才是元朝灭亡的主要原因。而清王朝在吸收前辈教训的基础上，实现了原始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完美结合，奠定了大清王朝超过千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以及近300年的国祚。
先进的文明、悍勇不畏生死的精神、先进的生成技术迭加，是造就宜耕宜牧政权强大的根本原因；即便是类似辽、北魏这样的割据政权，依然威震八方
在近代史之前，基本上位于东亚的古代中原王朝是一直领先世界的存在；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富庶的民众、先进的政治军事制度，都是古代中国领先世界的根本所在。就中原王朝来看，游牧文明可能在兵源素质、战马数量、机动性以严苛自然环境中历练出来的悍勇方面比中原王朝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由于缺乏中原政权那样严谨的制度以及先进的生产力，所以中原文明、游牧文明间互有胜负，但是两宋以前还是中原王朝更强悍。
契丹建立的辽国和鲜卑建立的北魏属于两个文明融合叠加较好的政权，因此辽国得以享国两百多年，而北魏得以在纷乱的北方逐渐统一稳定了中原。北魏前身代国崛起于内蒙（距离黄河不远），在没有统一北方的时候核心区域一直是内蒙、山西交界处的宜耕宜牧区域。鲜卑拓跋氏充分利用两大文明融合的优势迅速发展，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一直以平城（山西大同）为都城；在孝文帝大规模汉化改革后，北魏甚至以正统自居，并孕育出隋唐盛世。而契丹崛起于辽河流域，同样介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过渡地带。契丹创纪录的实行了一国两制：在北方实行游牧生活的治理方式“以国制治契丹”，而在南方农耕区域实行的是“以汉制待汉人”。这样尊重了版图内的各民族的习惯，融合了两种文明的精髓，所以辽国在和两宋对峙过程中始终不落下风。
综上所述：任何文明的进步与强大都需要与时俱进的学习和成长，方能长久和传承；一味地依靠武力或者单纯依靠文明的先进，都无法保证长治久安。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我们传承至今就深刻地表明了这一点，从我国历史经验来看，单纯的强调武力的强大或者单纯强调文明的先进都会遭遇惨痛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