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27年，宋仁宗天圣五年，辽圣宗太平七年。
这一年最大的一件事，大概就是黄河在滑州附近决了九年的口子终于被堵上了。也许有人会问，九年？才堵上？对啊，黄河的问题始终伴随着整个华夏文明史，在古代治河技术并不怎么发达的时代，有的时候就只能把这个问题晾在那，虽然说事在人为，绝大部分因素还是看老天爷的脸色。
当然有人提了一个意见，既然这个黄河决口了，要不干脆把口子再弄大一点，让黄河改道，改道北边到渤海去入海。先撇开黄河改道会对天下百姓造成多大的灾害吧，北宋朝廷也是左右斟酌后，觉得不行，倒不是因为心系天下苍生，而是黄河是北宋防范北方辽朝的天然屏障，如果真让黄河往北改道，那对于国防来说，是有很大的隐患的。
这里有人会问，不是早在1004年，宋辽两国就已经签定了《澶渊之盟》，约为兄弟之国，从此之后不再打仗，和平了么？这么想就简单咯，对表面上宋辽两国之后，互有使节来往，宋真宗去世，辽圣宗也哭得死去活来。但是从来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两个政治集团，暗地里都害怕对方突然翻脸，都害怕哪方突然撕毁盟约，对自己造成危害。表面上说是兄弟，内心里全是算计。
你比如，虽然两国互相有来忘，但是北宋朝廷上上下下的文人士大夫，从内心是看不起北方的契丹人的，就连辽朝派使团来给太后贺寿，礼部也会把辽使安排在角落的位置。还有《天龙八部》里那个乔峰，汉人身份的时候，是丐帮的帮主，是天下武林的领袖。一旦发现原来是契丹人，改叫萧峰之后，可以说他的命运就是惶惶若丧家之犬啊。
这一期的《文明之旅》，罗老师由一条黄河切入，把话题引到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是什么关系的话题上，也确实改变了自己很多过往对北方民族的误解。我们从小看的书，看的电视剧里，让我们对游牧民族有着比较固化的印象，比如匈奴就是野蛮落后，比如蒙古就是来去如风，烧杀抢掠。我们就是汉本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几年前买过施展老师的那本《枢纽》，这本书里讲述了华夏文明在5000年的时间里，是如果一步步发展到如今的形态的。在中国的大地上，存在着农耕、草原、森林甚至海洋的各个形态的文明，互相之间有过交流，有过攻伐，更有着融合。陈寅恪先生有句话：“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那些草原文明，森林里的渔猎文明，真的就是原始、简单、落后的么？如果仅仅从文字文明的角度来说，那些文化里确实比不上中原留下那么多浩如烟海的章史典籍。但如果仅仅用文字标准来评判，这种推断本身已经太过草率和简单了。原始、简单、落后，一直是我们对其它文明理解的三大误区，陈寅恪、施展、罗振宇，甚至更多的历史学者，都在解答这三个问题，而罗老师的节目，可能是最通俗易懂的那个了。
农耕文明，是定居的生活，有一片地，这地里只要你劳动，每年都能长出粮食，养活这片土地上的男男女女。生活固定下来了，就需要有组织，有管理，于是出现了文字，出现了部落，乃至出现了国家。
而草原不一样，我们知道有条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农耕区与畜牧区的分界线，，在北方，雨量太少也就意味着不再适合种地了。北方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是选择了畜牧业的那一波人类的最好的选择。有这么一个概念，农耕和游牧，是当年分家的兄弟，只不过一个选择了种子，另一个选择了牛羊马这些牲口。
人类文明分化出了农耕和游牧，甚至西方的海洋文明，这只是人类进程中不同的几条路，并不是游牧就是原始。
比之农耕文明，游牧需要的技术条件实际上更高。
首先得有马。马这个物种，如果不考虑战争，对农耕生活其实用处不大。论力气，不如牛，搞运输，不如驴。就拿马和驴的对比来说，驴的优点可就太多了，更好养、不挑食、不容易生病、耐力强、能走地形复杂的路、性格相对温顺。那马呢？几乎是唯一的优点就是跑得快。
在平地上，驴最快50公里每小时左右，而马最快可达65公里每小时。所以，人类最早驯化的是驴，大概距今7000年前，马要晚1000年，是距今6000年前才驯化的。但是，如果没有马，游牧生活就不可能。在古代，人只有骑着马，才可以控制一大群牛羊。
除了马，还得掌握金属冶炼技术，能用金属制造武器，游牧民族才能去打猎，去保护牲畜，去抢别人，同时也防止别人来抢自己。
游牧文明，简单吗？
还有我们觉得这些游牧民族野蛮，是因为站在了我们农耕文明的角度上去看，我们定居，我们有文字，我们有璀璨夺目的文化。你们有啥？只知道来我们这里抢东西，杀人。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确实挺野蛮。
但你不觉得，我们自古就好像是被国家政府驯化好的“牛、羊”么？因为我们固定在土地上，所以国家方便管理，方便收税、征兵，对老百姓的控制力就强。显得很有规范。但是在草原上，这一套就行不通了。家家户户都在移动游牧，天地那么大，国家能找谁收税去呢？没有税收，就养不起官僚体系，国家对老百姓的控制力就弱。
但是，你可别觉得草原上就是一盘散沙，游牧民族其实另有一套秩序，甚至，他们为了捍卫这套秩序，采用了相当残酷的规矩。
节目中讲到的游牧民族对于畜牧业的技术开发能力、对各种信息的获取和分析能力，区别于中国王朝的另一套管理体制，实际上更实际，有效。草原人的朴实，好客，爽朗也是这些文明铸就的。
公元304年，北方的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民族趁着西晋八王之乱涌入中原，史称五胡乱华。三百年的乱世，北方的民族与汉族相互融合，在华夏文明几近灭亡的灰烬上，又燃起星星之火，才有了隋唐更为辉煌的时代。
中华文明可贵的地方，它内涵了多种文明形态，也就是多种人类的问题意识。中华文明里，不仅有江南的小桥流水，中原的慷慨悲歌，也有草原、大漠和雪域的苍天大地。有了如此丰富的内在组合，每当我们的文明在遭遇危机的时候，总会有再次激活它的资源。汉朝时的匈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鲜卑、隋唐时期的突厥，大宋朝面对的契丹女真和蒙古，一次次地把塞外的漫天大雪卷入到中原王朝的庭前阶下，让中华文明重新抖擞振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