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传承发展是坚守和创新的有机统一
——读《端正诗词价值观》有感
光隐先生
近期，看了周文彰会长在中华诗词学术论坛上关于《端正诗词价值观》的讲话稿，感触颇深。周会长所论述的关于“端正诗词价值观”的问题，确实是继承和发扬诗词艺术乃至传统文化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没有厘清，必将会导致诗词价值的式微，甚至会从此导致诗词文化的扭曲和恶性发展。
周会长的讲话稿，论证过程采用了经典的四段式，结构严谨，语言生动，教育引导意义非常强，让人受益匪浅。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周会长指出 “对诗词的价值判断，人们通常从两个维度来进行：一是看诗词本身的品质，一是看诗词对社会生活的意义。”但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周会长却围绕“看诗词本身的品质”的角度，重点讲述了“新词入诗”的问题。他指出了“有些同志认为凡是古代诗词里没有出现过的词汇，读起来就没有诗的味道，因此就不是诗的语言”的错误，这个提法是非常值得点赞和提倡的观点。
之后，他进一步阐述古代诗词中如“烟柳”“斜阳”“西楼”“凭栏”“流水”“碧波”等等，在人们头脑里形成了“诗词模板”或“诗词格式”，成为诗词价值观的内在构成，它反过来成为人们评价每一首诗词的尺度或标准。这个观点貌似还是对的，但仔细琢磨，就会让人模糊。对于诗词的价值评判，是因为用词吗？难道古人用了“烟柳”“斜阳”“西楼”之类的词句，就是好诗？难道今天再用这些词，就不是好诗？
周会长将是否用新词作为对诗词价值评判的标准，却对其他更为重要的方面避而不谈，究竟意在何为？联想到前面他提倡的“新词入诗”，答案就豁然明了了。
综观周会长的讲话稿，他的四段式讲话，虽然在“新词入诗”方面跟他所要提倡的主旨并不契合，但总体还是严谨统一的。他提倡要“端正诗词价值观”，是对诗词创作方面非常有益的思考，对于诗词的传承、创新、发展，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笔者始终坚持，社会需要稳定和发展，人需要释放和慰藉。除了在物质需求层面的满足之外，还需要在内心价值理念层面的碰撞、交流、融合、升华。在这方面，文艺工作者的作用尤为突出。文章是载体，承载的是文化，传播的是文明。文章的价值取向，虽然对社会理性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但这种对内心潜移默化的沁润和引导一旦在人们内心生根发芽，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有什么样的文章，就会滋养有什么样的文化，孕育什么样的文明。因此，一首诗，一篇文章，如果不能为现实服务，不能指导生活，不能给人们带来清风、雨露和阳光，那是毫无意义和价值的。而更有甚者，如果传播的是愤怒、躁动、腐朽、黑暗，那么其意义和价值更是负面的。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批判并不等于负面，那些揭露真相、思考未来、提出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批判，是弥足珍贵的。笔者虽才疏学浅，对于诗词方面更没有周会长那样深厚的造诣，但却相信，这些观点与周会长是能够异曲同工的。而在对“诗”的理解上，笔者自认为跟周会长所倡导的，还是具有很大差距的。以下是笔者的几首拙作，跟周会长及其同道，可谓是泾渭分明。
对于周会长借用“端正诗词价值观”之题，将“新词入诗”作为其中的重点进行讲述，笔者拜读之余，更深表担忧。因为，诗词价值观问题，与新词入诗问题，是完全独立的两个问题。
严格来讲，对诗词的评判，是一个相对系统的问题。好的诗词，需要满足几方面的要求：一是遣词造句没有毛病，语言是通畅的，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二是语言高度精练，少一个字不通，多一个字累赘，这是艺术性要求。三是语言能为达意服务，字、词、句只是表达的工具，最终需要完全展示创作者的思想的，这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性要求。四是诗词要具备文章的基本属性，起承转合完整，而不是打诨插科的几句短语，这是结构性要求。
具体到写近体诗或者填词时用词选择的问题，是笔者在前段论述中关于诗词系统评判标准第二点所提到的“语言是高度精练的，少一个字不通，多一个字累赘，这是艺术性要求”的问题。这里要考虑的，首先不是“旧词”“新词”选择。从语言本身来讲，这是字句的精准度、精练度问题，跟语言功底有直接的关系；从诗的艺术性角度看，这是创作者是否具备诗的艺术涵养问题。在诗的艺术性表现当中，语言承担着艺术性细胞的功能，关系到“意”和“境”的塑造。需要勾勒什么样的画面，营造什么样的氛围，衬托什么样的情感，都会跟词句的选用有直接的联系。这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关于诗的韵味问题，或者说是“诗心”问题。
至于在“旧词”“新词”的选择层面，首先就要弄清楚什么是“旧词”、什么又是“新词”了？这虽然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但相对模糊的判断还是有的。比如古时候的文章常用，而现在日常生活基本不再使用的词语，如“蒹葭”“菡萏”。这些经过中国语言文字长时间的锤炼演变，已经基本被舍弃。如果现在写文章或者诗词再使用这些词语，就会让很多人看不懂，有故作高深之嫌。这种使用令很多现代的人看不懂的词句的做法，让别人不知道创作者要说什么，那就是既为难了自己，也为难了读者。因此，对于现在基本不用的词句，不做区分地传承，不懂得取舍，不讲创新，对诗词的传承和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因此，对于“旧词”“新词”的界定，应该是“常用”和“不常用”，“在使用”和“不再使用”来判断。至于是否曾经被古人用过，甚至是否被古人拿来写诗填词，并不重要。时至今日，我们日常使用的大部分语言，都来自于对古代语言的承继。如果都将其界定为“旧词”，都摒弃不用，那今天的人连基本的沟通交流，都会成为大问题。
“烟柳”“斜阳”“西楼”“凭栏”“流水”“碧波”，这些是“旧词”吗？显然不能这么简单粗暴去界定。比如“烟柳”一词，“烟”“柳”都是今天常用的字词；而“烟柳”的组词，是对雨雾中柳树景象的直观表达，是以艺术性手笔造境的结果。今天我们写近体诗，写散文，写今白，能不能用？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当场景有需要，情感有需要，我们就应该大胆使用，而不需要纠结他人有没有用过、古人有没有用过的问题。
对于在诗词创作当中倡导用“新词”，这一点应该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毕竟，任何时候从事诗、词、文章的创作，都需要结合现实，才能情感真挚。甚至可以说，植根“当下”，是对诗词文章现实性与时代性的要求，是诗词文章的生命所在。但是，诗之所以为诗，还因为有诗的艺术性要求。这种艺术性要求，最直观的体现，就在语言上。“烟”“柳”都是常用词，为什么经过艺术性的加工，组成“烟柳”，就有了诗意，赋予了诗的情感，体现出诗的韵味？这是因为创作者具备从诗的层面去组织语言，去勾勒画面，去注入情感，最终转化为诗的渲染力，展现其所要表达的思想。如果只是“烟”“柳”“风”“月”这样苍白的字句，那诗人和其他人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进而也就没有所谓的“诗”和“诗人”了。这是从历史性维度否定了诗的存在，在诗的传承和发展的角度来说，其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诗词创作中使用“新词”，这是诗词时代创新的要求。但这种创新，是不能脱离“诗”本身的。毕竟，诗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跟其他文章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区别的。失去了诗的语言，就失去了诗意、诗境、诗心。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倡导“诗”还有什么意义？还不如直接写其他类型的文章就好了。比如周会长倡导的，以及中国诗词学会大量发布的一些“新词”，如“吃饱躺平晨到昏”“月余增重两公斤”“天价拼车忙下单”“新浪邮传伊妹尔，美团叫卖杜婆鸡”“夜来电脑上天猫”“美颜何用化妆品”“默想阿拉丁咒语”“与人添堵，依稀记得，往日卷毛时……容我参些股”……如此种种，在中国诗词学会2022年7月4日发布的“新词入诗”作品例选续编中随处可见，令人触目惊心，不胜添堵。可以说，这些所谓的作品，“新”确实做到了。但遗憾的是，境没了，意没了，韵没了，诗也就没了。
其实，用这些词，笔者是不反对的。“美团”和“柳树”，原本并没有区别。在诗人眼里、心中、笔下，“柳树”是“烟柳”；可在这些创作者笔下，“美团”还是“美团”。是“诗”还是“非诗”，是诗词艺术还是打油诗，区别就一目了然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要限定“五言”“七言”？为什么还要去凑韵？难道只是为了用同样字数的短句，同样的外形，给自己写的几行字冠以“诗”之名，穿上“诗”的华丽服装，借“诗”来标榜自己吗？这种附庸风雅的做法，笔者认为这是在浪费创作者的生命。因为“诗”都不存在了，所谓的传承、发扬、创新，不过是镜花水月、海市唇楼。
对于诗的坚守和创新，笔者从来都不觉得这是一个矛盾的存在。没有坚守，所谓的创新就是无本之末，最终会偏离轨道；而没有创新，坚守就是陈词滥调，最终也会因为缺乏鲜活的细胞而失去存在价值和生命。只有在继承中发扬，在坚守中创新，不断总结前人的经验和做法，去学习前人在语言表达、逻辑结构、情景勾勒、思想传递等方面的基本手法，这才是诗词的核心要素和价值。至于用词方面，遵循“畅通”“精练”“意韵”等要素，才是永远不变的内在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