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感知社情民意的“神经末梢”。然而，“小马拉大车”的困境长期困扰着基层——乡镇街道、村社组织如同负重前行的“小马”，承载着权责失衡、资源匮乏、形式主义等多重压力，导致治理效能难以释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亲自部署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行动，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金钥匙”。唯有从“壮马、轻车、畅路”三向发力，才能让基层治理回归服务本源，激活国家治理的“活力细胞”。
厘清权责边界，为基层卸下“超载重担”。破解“小马拉大车”，首要任务是厘清基层“该干什么、能干什么”。云南省建立村级事务准入制度，明确村（社区）挂牌不超过6个，清理规范标识7万余块，将基层干部从“办公室开证明”转为“一线解难题”；北京市编制街乡履职清单，严格社区事务准入机制，以目标管理替代过程督查，赋予基层更多自主空间。这些实践揭示一条核心逻辑：治理现代化需要以权责清单为标尺，砍掉“冗余缰绳”。形式主义是加重基层负担的“隐形推手”，只有以制度刚性约束上级部门的“甩锅”惯性，才能让基层从“万能兜底”回归“主责主业”。
推动资源下沉，为基层锻造“强健筋骨”。“壮马”需要实实在在的资源支撑，山西省创新编制“动态调配”机制，在县域内差异化分配乡镇编制，避免“编多事少”与“编少事多”的结构性矛盾，并建立乡镇补贴上浮20%的长效激励；云南省推动1426个乡镇组建综合执法队，赋予街乡“吹哨调度权”，实现“基层事基层办”。破解资源约束需要寻求技术赋能，推动治理效率革命和升级。北京市依托“多格合一”信息化平台，整合12345热线与网格治理数据，推动基层服务“一网统管”；昭通市镇雄县通过“五户联防”微网格系统，实现汛期10年零伤亡。当数字工具与治理场景深度融合，基层便能从“人力苦战”转向“智慧作战”。
构建共治格局，为基层畅通“协同之路”。基层治理不能靠“单打独斗”，需要构建治理共同体，打破行政壁垒，激活市场与社会力量。天津市红桥区西北角街区通过“吹哨报到”机制，整合城管、民政等多部门资源，创新“红石榴公益基金”反哺社区建设，山西省发动36万名党员下沉社区，培育“乡村治理骨干”，构建起“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多元共治生态，激发共治的内生动力。可见，当基层不再是政策的被动执行者，而是治理创新的策源地，“小马”便能迸发出超越体量的动能。这种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命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当每一匹“小马”都能轻装上阵、奋蹄前行，中国式现代化的巨轮必将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