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6月，陈屿白大学毕业。
四年里，他们每周在桥上见面。他给她讲机床和齿轮，她给他讲诗词和修辞。他们不再写信，但养成了另一个习惯——交换钢笔。每学期结束，他们交换一次，像是在确认彼此还在，还在等，还在共勉。
1990年7月，分配结果公布。
陈屿白站在工业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的公告栏前，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陈屿白，分配单位：北方工业城市机械厂，技术员，回原籍。
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回原籍，那个有三百公里距离的地方，那个有绿色邮筒和八分钱邮票的地方。他们要分开了，像1985年那样。
“我……”他在桥上对她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有话要说。”她打断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
不是他们交换过的任何一支。是新的，永生牌，笔杆上刻着一行小字。他凑近看，是四个字：“请你等我。”
她顿了顿，看着他的眼睛：“我们可以再等的……”
她没有说完。但他听懂了。
他想起1985年的春天，他在《青年文摘》上看到那则启事，犹豫了很久，终于写下回信。他想起那个绿色邮筒，那声”咚”的一声轻响，那八分钱邮票和七天路程。他想起电话里的五分钟，“通话请简明扼要”，他想说的话那么多，最后说出口的，却只有一句苦笑。
他想起桥上的一年又一年，江水的东去，交换的钢笔和没说出口的等待。五年了，他们终于不用再写信，却又要开始等待。
“我愿意。”他说。
这是他第一次说出这句话，不是写在信纸边缘，不是刻在钢笔上，是当面说出来的，在桥上，在江风里，在1990年的夏天里。
她笑了，笑容里有释然，有感激，有他熟悉的光。她把那支刻着“请你等我”的钢笔递给他，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支刻着“桥上见”的钢笔，递给她。他们再次交换，像完成一个迟到的仪式。
“这支，等我调过去的时候，再换回来。”
“好。”他说，“我等你。”
—还是这句话，从1985年等到1990年，从信纸边缘等到当面说出，从绿邮筒等到一座桥，从八分钱邮票等到一张分配通知。
1990年9月，火车站台。
陈屿白北上，回原厂报到。沈听澜留在省城，继续教书。临别时，他递给她那支刻着的钢笔，说：“继续教我写作文。”
她回赠一本抄满诗词的笔记本，扉页写着”共勉”二字—那是他们第一封信的结尾。
火车启动时，他在车窗里挥手，口型说的是“等我”。她站在月台上，看着火车变成一个小点，手里攥着那支还带着他体温的钢笔。
绿色邮筒被她抛在身后，八分钱邮票被她收进抽屉。今天不需要信纸，不需要等待，只需要相信。
1992年春节，沈听澜调到了北方工业城市。
不是师范学院，是市里的一所普通中学，语文老师。她放弃了省城的编制，只为他。
他们在机械厂的职工宿舍结婚。一居室，很小，但够住两个人。母亲从江南赶来，抹着眼泪说：“等了七年，值得。”
婚礼很简单。他们特意去了一趟镇上的邮局，绿色邮筒还在，漆皮更斑驳了。八分钱邮票已经停售，改成了五毛钱。他们寄了一封信，没有收件人，只有两句话：“我们结婚了。谢谢你的七年。”
信投进邮筒，那声”咚”的轻响，和1985年第一封信时一样。
晚上，他们在新房里整理东西。她翻出那叠保存完好的信，从1985年到1986年，一共四十七封。他翻出那两支刻着字的钢笔，“共勉”和“等你”，笔杆已经磨得发亮。
“交换吧。”她说。
“好。”他说。
他们交换了钢笔，像1985年约定的那样。但这一次，不再是为了等待，是为了纪念。纪念那个绿色邮筒，那八分钱邮票，那七天路程和五分钟电话。纪念信纸边缘的燕子和玉兰花，“困，但想到你在背单词，就不困了”。
窗外传来鞭炮声，是邻居家在过年。他们坐在床边，手拉着手，看着那叠信和两支钢笔。
“以后还写信吗？”她问。
“写，但不是用信纸，是用日子。每天写一点，写一辈子。”
她笑了，靠在他肩膀上。窗外是1992年的春节，烟花在天上绽放。
绿邮筒还在，八分钱邮票已成往事。但信纸上的光，终于照进了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