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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今回想起来，只有我当姑娘那阵儿，才算真正渡过了几年好时光。

家境的殷实，父母的开明，让我在那个年代也能读完中专。学到了裁衣缝纫的本事，才有了机会到广州志盛服装厂打工。

八十年代中，大批南方工厂面向全国招工，我们是首届服装专业的毕业生。招聘会上，大家像一群小燕子似的，叽叽喳喳叫个不停。虽然都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我们也都做好了心理准备，既然学了技术，就要上纲上线，为祖国建设做出贡献。临行那天，我们穿上最好看的衣裳，早早便到了火车站。刚一见面，大家就开始互相打趣，都是第一次出远门，头晚难免兴奋得睡不着觉，个个都成了乌眼儿黑。进了候车大厅，一帮人这里走走，那里停停，手中蛇皮袋子摇处乱撞。直到上了火车，家人们也舍不得走，哭喊声连成一片。有安慰嘱咐的，自然也有劝退的，他们隔着车窗大声喊：闺女啊，现在后悔还来得急。不行就跟爸妈回家吧！说完，大家还是哭个不停，奇怪的是，却没一个人肯站起来。火车还没出山海关，大家就开始说说笑笑，该吃零食吃零食，该打扑克打扑克，该看风景看风景，叽叽喳喳，又像一群飞翔着的小燕子了！

刚到广州那会儿，我们的情绪都不是很高涨，遇着点事就爱哭。这边人说话，听不懂；这边的饭菜，吃不惯；这边天气，又闷又热简直让人抓狂！不单单是地域差异使我们不习惯，高强度的工作也令人崩溃。早上，迎着太阳去车间，晚上，迎着月亮回宿舍，重复的工作内容让我们感觉自己也变成了一台机器，一台喘着气的机器！回到宿舍后，也都睡不着，大家躺在被窝，总是不自觉地聊起学校，聊起家乡。想到童年的美好，想到离别时的场景，就再也绷不住，稀里哗啦地哭成了一团。

不过，事情有坏的一面就有好的一面。好的一面就是：我们开工资了！在八十年代，普通农民家庭一年的收入，也就七八百块。而我第一个月工资，就高达三百元！数完了钱，大家小心地再用报纸包好，家里条件一般的，下了班立刻跑去银行汇款。不需要接济家里的，也开始走出厂区，到当地市场买些水果熟食，就当给自己改善一下伙食。小时候，我是很喜欢吃香蕉的，在北方，除了过年和生病外，其他日子吃香蕉想都不敢想。不过广州的香蕉却很便宜，几毛钱就能买到一大盘。我们宿舍在八楼，我通常都是一边爬楼一边吃，当手里的香蕉全部变成了香蕉皮，也就差不多到了宿舍门口了。

有了工资做盼头儿，我们也顾不上去想家。遇上厂里赶工，能留下来加班的，也都是我们这些“外来妹”。我们年轻，又比本地人能吃苦，自然受到了厂里的重视。可同样，也遭来了本地人的不满。刚到这里时，曾发生过几次口角，好在我们东北姐妹胆子大，人心又齐，才没有被她们欺负。要知道，在八十年代的广州火车站，有两种人你惹不得：第一种，是腰间别藏刀的，那是藏帮，是唯一可以合法佩戴武器的民族。第二种，是光着膀子脚上穿军板儿的，那是东北帮，是敢上去拼命的。所以，东北人在广州还是具备一定的影响力。渐渐地，我们也开始融入到了这座城市。

随着手头越来越宽裕，我们的生活也变得丰富起来。一起打工的姐妹里，属我最舍得给自己花钱。为了赶时髦，我也学着本地人，烫起了当时最流行的“羊毛卷”。我虽然谈不上是什么大美女，个子不高，单眼皮，皮肤又黑，在班级里没什么存在感。可当我看到以前的照片，回想起自己当时整个人的状态，那一颦一笑简直就像那个港星吴倩莲。大家看到了我的变化，也开始蠢蠢欲动，都是青春靓丽的小姑娘，有哪个不爱美呢。星期天，一起逛商场，几十块的牛仔裤，买！一百多块的旅游鞋，买！之前从来不用的化妆品，买！买！买！一场疯狂购物结束后，我们也学当地人，去咖啡厅小资一下，看着外面的高楼大厦发呆。夜晚，当我们十几个高挑靓丽的北方姑娘走在广州大街上时，那回头率，不用说，那是杠杠地！

来广州的第一年，有苦也有甜，不过总体来说是甜大于苦。眼看春节就要到了，回家探亲时，大家都捎了好多东西。比如说，有北方吃不到的水果，有当时很难搞到的打火机、电子表，甚至还有背了一整个彩电的。我当时只带了个相机，还有给父母和弟弟准备的小礼物。现在想想十分后悔，因为有几个聪明的同学，单靠倒卖那些小玩意，就赚出了往返的车票钱！火车刚到锦州，大家便都坐不住，一会把行李拿下来翻一翻，一会又坐下抱怨火车速度太慢。回想当时来广州，二十多个小时，也没觉得难熬，可这短短一个小时，却像过了一个世纪一样！实在等得着急，大家就开始唱歌，当我们唱到“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那句，很奇怪，我们这群北归的燕子，又像离家时那样，哭得稀里哗啦了.....

北方的春节，虽然热闹，但远不及工作来得踏实。北方的雪，虽然美丽，也远不及珠江的风醉人。初五刚过，我便归心似箭。父亲板着张脸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拿出十天来陪陪家人，不过分吧，我看你是越来越野了！说完，父亲好几天都不同我说话，年过得也越来越不是滋味。我以为，是我的不懂事让父亲不高兴。直到我要走的前一天，从父亲的话里，我才明白他的真实想法。在那个时代，通信不是很发达，社会治安也很差，村里常传出某某人去了外地后音信全无的消息。我一个小姑娘，离家那么远，这次回家，又见我有想长期留在广州的意思，因此父亲不得不为我担心。姑娘啊，听我一句劝，广州还是别去了，爸给你买一个缝纫机，咱们在镇上自己开个店，怎么着也比在外打工强！

父亲啊父亲，我虽然敬重你，你年轻时也是走南闯北，见过了不少的世面。可是，你保险没有见过那样的新世界。在那里，充满了机遇，只要你肯挥洒汗水，便可以收获到无限的可能。原谅你女儿的自私吧，我永远感谢你们给了我生命，可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那简直比死还要难受！

就这样，我还是毅然决然的离开家，踏上了开往南国的列车。

二

一开始，我对“广东仔”没什么好印象。

首先，我不喜欢他们的长相。小矮个儿，大脑门儿，脸黢黑儿，眼睛还总贼溜溜地盯着你看。其次，我也不喜欢他们的性格。抠抠嗖嗖，斤斤计较，什么事总喜欢掖着藏着，半天也憋不出一个响屁来。不过，我们姐妹里倒是有不少嫁给广东仔的，和我关系最好的秦丽娟，就是其中一个。

当我们得知她交了男朋友，都骂她没深沉，一勾搭就跟人家走，简直丢我们北方妹的脸。可她不但不听劝，还做起了我的思想工作。

燕子燕子，想想我们来广州也快三年了，我突然想明白了许多事。就先从母亲这辈讲起吧，她们这辈子，就围着这巴掌大的地方，像老鼠一样，打出生后就在土里刨食儿吃，死了，还要埋在片土地里。当姑娘时，闲不下，庄稼活儿，家务活儿，哪个不得干？快出阁了，父母像要甩开一个烫手山芋似的，也不管双方有没有感情，只要对方条件还凑合，过了彩礼，就稀里糊涂给人当了媳妇儿做了娘，整天为一家人的吃喝拉撒操心。再说我们这一辈吧，我们虽然读了些书，也明白了一点事理，不想再做糊涂蛋。可是我们眼界虽然上去了，条件却不允许我们做出选择。你想想，有多少同龄人还在走我们母亲的老路！幸运的是，我们走出来了，没走出来前，我也不知道外面世界有这么好，这么精彩。既然知道了外面的好，那就得想办法留在这。打工的这段日子，虽说对这座城市越来越熟悉，可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那个词叫什么来着，对，归属感。我没有归属感。后来我明白了，只要你在这没安家，你就永远不属于这，永远都只是“外来妹”。婚姻是件大事，算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婚姻也不是罗曼蒂克，电影里的桥段都是骗人的，没经历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朝夕相处，哪来那么浓烈的感情！婚姻的本质就是利益交换，男人娶女人，不就是为了传宗接代那点事儿，顺便找个保姆嘛。女人嫁男人，不就是为了找一个长期饭票，好能在这个社会上立住脚跟嘛。道理谁都懂，只是不好意思摆在明面上说罢了！只有建立在利益之上的感情，才算真稳固，其他都白扯。行了，不跟你多说了，我得赶紧去收拾收拾，阿峰今天请我吃打边炉。哦对了，我说的话，你也好好想想，阿峰那天还提了那么一嘴，说他有不少朋友都想认识一下北方妹，你要是有空，我就带你出去社交社交，别老关在宿舍里，人都关傻了，听说那些广州仔的条件都不错，还有不少家里在南洋做生意的，你可抓点紧啊！

我不懂什么大道理，可我总觉得，这人啊，就像是一条水脉，人生，就是一场奔流入海的过程。小时候，我们是条小溪；长大了，成了一汪水池；以后的日子越积越多，最后汇聚成了江河。这一路上，我们都被雨水灌溉，途中也吸纳着无数的支流，你生命中遇到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给你注入一些水，从而影响到你的一生。丽娟的话，虽然我不是完全认同，可多少也入了心。就这样，我才有机会打开自己，认识了阿辉。虽说与阿辉没有走到最后，不过也算是人生中少有的几个会心一笑的念想。

一想到阿辉，我就想笑。倒不是因为他总穿着一件又肥又大的花衬衫，头发永远都是向后背。也不是他总装出对什么事都无所不知的样子。我想到的，永远都是和他在一起的瞬间。在海珠大桥上，一个瘦瘦的男孩，很吃力地控制着车把，穿梭在一片自行车组成的车海里，他后座的女孩却一直咯咯咯笑个不停。中山大学门口，一个瘦瘦的男孩拿着一束不知从哪个路边花坛里采来的花，也不顾周围学生们投来的异样目光，等待着和女孩一同去光孝寺参观，而女孩却在暗中观察他，看他傻愣在那咯咯咯笑个不停。在街市，还是那个瘦瘦的男孩，正追着一只母鸡跑，那只鸡好像故意要羞辱他似的，每次马上就要抓了，又扑棱着翅膀逃走。旁边的女孩，还是咯咯咯不停地笑，因为几分钟前，正是她把母鸡故意放走。阿辉这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总是一眼就能让人看透，傻到了极点。所以，和他接触，你总会带着那么一点看戏的心态，给他安排一件事，或者特意说些刁难的话，看着他该怎么办，那时，他准保就会按着你的想法走，不会出现意外。

不过凡事也并非那么绝对。

那天，我们和丽娟阿峰一起到夜市吃饭。在当时，很时兴那种露天的卡拉OK，只需要一块钱，就可以纵情高歌一曲。丽娟怂恿阿峰去唱，阿峰脸皮儿薄，死活不肯去。她又鼓动阿辉去唱。本以为，以阿辉的性格，肯定是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唱歌，但万万没想到，他一点也没犹豫，起身便去点歌。阿辉点了一首张国荣的千千阙歌。这辈子，我最喜欢的明星就是张国荣，所以对这首歌十分期待。唱之前，他还说了些把这首歌献给我之类的话，臊得我脸通红。不过他歌唱得还挺像那么回事，也可能是粤语标准的缘故。唱完了歌，我们就都不怎么说话了，快要散局的时候，他说燕子，我有话想跟你说。我当时挺紧张，点了点头等着他说。等了大半天，他才说，我想带你去见见我父母。我自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没同意，也没拒绝。对于这件事，我需要仔细想一想，至少也应该提前告知一下父母。

丽娟说过，一个女人，即使心气儿再高，也离不开男人。当你习惯了批发市场，就总想着要去友谊商店看看，当你习惯了吃夜市大排档，也总想去麦当劳尝尝。人都是想方设法地向上走。阿辉的父母，虽不是什么高官富商，不过放在自己老家，也算是全镇数得上号的富贵人家。何况阿辉人还不错，对我也是百依百顺。反观自己呢，我又不是仙女，还痴想找个电影明星似的丈夫？这么一想，我的心也开始动摇起来。站在海珠广场上，望着珠江上穿梭不停的船舶，我也开始畅想以后的人生。如果以后混得好，完全可以把家人们接到广州，弟弟在这边也能得到好的教育，父母愿意做工就做工，不愿意打工就支个小摊儿，一起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有时候，生活需要改变，也需要改变的勇气，这样才会峰回路转。

本以为，事情会朝我预期的发展，可没过多久，阿辉父母对我的冷淡，以及父亲的一封电报，却把我刚刚酝酿好的梦击得粉碎！

三

“燕，父亲病重，速回。”

这短短七个字，像犁耙上的七根刺似的扎在我的心上。父亲身体向来不错，怎么突然就病了呢？来不及多想，病重这两个字，就足以说明情况的紧急。看来，短时间内我是回不了厂里了，于是，当天我便向厂里请了长假，收拾好行李，连夜坐上了开往沈阳的列车。

一路上，我睡意全无，一点东西也吃不下，大部分时间都是望着窗外发呆。脑子里存储的那二十年的记忆，像过电影似地在车窗里一桢一桢地闪过，与山川河流叠在一块儿令人百感交集。我的父亲，提起他的为人，十里八村认识他的谁不叫一声好？不管是做瓦工，做乡厨，还是后来做豆腐坊，父亲都是干一行像一行。对于家庭，父亲也是无怨无悔地付出，什么都给我们最好的，他就是我们家头顶上的天，可如今天就要塌了，今后这一家子该怎么办呢？看着手里去年春节时拍的照片，眼泪再也止不住地砸向父亲的那张笑脸。

下了车，我急匆匆地赶回家。一开门，竟发现父亲正坐在炕上喝酒。“闺女回来啦，还没吃饭呢吧，快上炕。”当看到父亲安然无恙的样子后，事情的经过以及他的良苦用心，我便全都明白了。

失败的恋情，父母的施压，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疲惫。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去过广州。那座我奋斗五年的城市，那座充盈着欢笑也挥洒着泪水的城市，渐渐地，也只有在梦里才会变得清晰。

有时候，我也在寻思，自己人生的这条河究竟是从哪里开始变得蜿蜒曲折。是阿辉吗？可他又有什么错？那天从他家出来，他请求我原谅，但我还是战胜不了自尊，没勇气和他一块面对困难，所以，这件事不该怪他。是父亲吗？可他又有什么错？哪个父亲放心自己女儿在那样一个浮华的都市里混生活。哪个父亲不想自己儿女平平安安留在自己身边。既然都没错，难道错在我自己？可我又不知道原因。都说长子长女的命普遍不好，他们考虑的东西最多，活得也最累。这话，我只同意一半。我不信命，我认为自己的命是自己掌握的，是一生中做了无数次选择后综合得到的结果。可是，人生又往往面临着无数岔路口，只有走过了，才明白此路是什么样子。假如我当时可以不顾一切，再次回到广州，那时我的人生境遇将会再次改变，我也可能像秦丽娟一样，潇潇洒洒地活一辈子。不过，那也只是假如。

在广州打工的经历，不但没给我带来光环，还成了我生活上的枷锁。回到老家后，实在闲不住，打听到镇上食品厂在招工，便想去试试看。这间工厂和广州那边自然比不了，工资少，工时又长，不过好在离家近，眼下我也没有用钱的地方。厂里大部分女工都是附近村的，也有许多我认识的长辈，都说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多，此话一点不假。我在广州做三陪女，就是从她们嘴里传出来的。我承认，从广州回来后，我在生活习惯和穿衣打扮上，的确与村里人有些差别，但那也不能造谣说我是三陪女啊！我强压住自己的怒火，暗中窃听，慢慢渗透，终于找到了谣言的源头。我二话不说，狠狠地给了那个长舌妇两巴掌。

失业后，父亲便琢磨在市场大厅帮我弄个档口，再买台缝纫机，平时改个衣服，迁迁裤脚儿，顺便卖点裤衩背心。我自然挺高兴，想着不用再受打工气，大小也是自己的买卖。于是没多久，我就支起了我的小店。一开始，我还以做活儿为主，后来发现，卖货可比做活儿来钱快多了，于是，我便把心思全放在了卖货上。找到了门道儿，我就一点点从五爱市场上些衣服来卖，凭我的眼光和搭配技巧，回头客越来越多，时间一长，我就把旁边两个档口也兼并了过来。事业上的小有成就，多多少少弥补了离开广州的失落感。不过，我的爱美和要强，也给我带来了诸多烦恼。

历朝历代，女人就没有不爱美的。只不过，因为社会等等方面的因素，那颗隐忍又躁动的心，被她们自己捂得死死的。本来就喜欢穿衣打扮的我，做了服装这一行后，就更放肆了。超短裙，黑丝袜，露肩的，露脐的，我都敢往自己身上招呼。顾客见了，手在我身上左摸一下右摸一把，喜欢得不得了，可最后还是摇了摇头，感叹道：这件也就你穿好看，我可没你那条儿！当然，也有胆大肯尝试的，可旁边的老公却急了：你他妈赶紧脱了，穿着像个鸡一样！说完，女的好大不乐意，我也死瞪着他，在心里骂，一个男人这么点心眼，这辈子也就这样了。说到男人，我是越来越讨厌，在店里，即便是有了女伴的，他们也总是偷偷地瞄你，真让人恶心。那段时期，家里也帮着介绍了几个，结果都没了下文。要么是我实在看不上，要么是男方嫌我太”风尘”。在农村，超过二十五岁就算大龄剩女，我心想，剩下就剩下吧，有了自己的事业干，结不结婚的倒真无所谓，只是父母那边催得紧！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认识了我的前夫。

我前夫叫王亮，比我大一岁，我们认识时他刚退伍不久。比较起其他相亲的男人，他倒显得挺自然。我是很反感一上来便查户口，就好像这事就准保能成似的。条件可他的心，他便松一口气。不可他心，脸一拉，然后在心里反复权衡。你说一句话，八百个心眼儿等着你，实在太累！和他一起，话虽然不多，却很舒服。他问你的，都是你愿意说的，而他说的，也都是你不好意思问的。总结下来，就是很有分寸感。除此之外，和他也颇聊得上来，外出打工和服役，两件事看似不挨边儿，本质上却有相同之处。而且，我们之前都在同一所中学读书，时常也会提到几个都认识的朋友，聊些八卦，说上几个件有意思的事。那时，他总来大厅找我，有时也会骑着摩托，帮我去五爱调几件货。这么一来二去，我对他最初的印象还不坏。

生意生意，是事关于生存的大事。我年纪轻轻，就可以把生意做得这么漂亮，自然引起不少人嫉妒。首先，就是有人开始效仿我，我上什么款式，她们就跟着上什么款式，不止如此，卖的还比我便宜。其次，就是档口的租金连番上涨，就连其他那些卖小电器的，卖调料的，卖文具的租金也开始涨。我知道，他们嘴上虽然不说，可心里都记恨着我呢。这些事，我不敢跟父母抱怨，只能等王亮来，向他倾诉。因为恶意竞争，我们经常和同行发生口角，到后期，辱骂甚至成了我们日常打招呼的方式。

一天下行，我和王亮往外走。刚走到车库，就看到摩托车旁站了五六个壮汉。他们清一色的麻脸，板寸，立着眼。身上都穿着黑夹克，工装裤，解放鞋。手里还都拿着木棒钢管之类的家伙。

初秋的北方，天微凉，小巷吹起的过堂风，让我不禁打了个冷颤。再看王亮，他一脸严肃，侧脸也起了一片鸡皮疙瘩，腮帮子绷得紧紧的。我下意识地攥着王亮的袖子，他拍了拍我胳膊，示意我站在这不要动。我点点头，悬着颗心，看着他往摩托车那走。

夕阳透过楼宇之间的缝隙，在墙上印出了一个火红的三角形。王亮背对着光，走得不快也不慢，走到那几个轮廓跟前儿，他掏出烟，发了一圈后，开始和那几个人交谈。交谈过程中，还时不时地回头看看我。几分钟后，他转身要走，却被其中一个大汉拦住。他甩开那人的胳膊。那人大叫一声，像发号施令似的，几个人就像老虎似地扑向他。王亮大叫着让我赶紧走，可我还是愣在原地，两只脚像灌了铅。我不知该怎么办，只能眼看着他和那几个人撕打在一起。一开始，王亮还可以灵活闪躲，几棍下来，便招架不住，于是他也不管他人的拳脚，单找一个打，打得那人哇哇大叫，直到最后，他的动作开始变形，就趴在地上护着头，任他们拳打脚踢了。

那些人见王亮一动不动，都停了手，又好像不够泄气似的，把摩托车一脚踹倒，还恶狠狠地指了指我。等他们一走，我连忙扶起王亮，见他紧紧闭着眼，头发被血浸湿，脸也肿得不成样子，我害怕极了，我一边哭一边喊。可谁成想，他竟然睁开眼冲着我笑。别喊了，你喊有个屁用，赶紧把打个车，把我送医院。见他没事，我才稍缓了些神儿。去医院的路上，都是他在安慰我，就好像是我受了那么重的伤似的。你记住，打架时如果对方人多，其他不用管，就逮住一个体格差的，往死里打。他们见你发狠，就不敢再动你了。我在心里想，那你怎么还被打成这样。可我没说，我没心情和他探讨这个，我只想弄清楚他们到底是什么人，要干什么。他说，那些人是想让你离开大厅，我没同意。我王亮不是吓大的。

听他说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不知怎地，我竟然想到了阿辉。同样是难以忘记的画面，关于阿辉的，是那么快乐，那么暖心。而眼前的这个人，虽然没有阿辉那样温暖，给我带来的却是浪漫的，安全感十足的。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安全感，才让我下定决心同他一直走下去。

在那件事发生不久，我答应了他的求婚。

四

结婚，实在是一件幸福又痛苦的事。

王亮两个哥哥陆续成家，已经掏空了公婆的积蓄。没钱盖新房，就只好从二哥家的房子旁兼并出了两间，远看就像一台大巴车后头挂着一节彩钢房似的。双方父母见面，谈到彩礼时，父亲表示：只要闺女没意见，婚礼办风光些就行，以后的日子还长呢。公公赶忙答应，说：那是必须的，车队和婚纱都租最好的。婚宴上也要上档次，必须要有一道海鲜。烟，咱们用五块钱的红双喜。酒，咱就选老龙口瓷瓶。婚庆也请全镇最好的，给乐队加钱，一直让他们唱到后晌，热热闹闹的，亲家公你看怎样？酒过三巡，公公摆了摆手，说他头疼，先眯一会儿。婆婆见公公躺下，又给我爸倒了一杯酒，小声对我爸说：亲家，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件事得求你帮忙。实话实说，办婚礼的钱，我们还差点，能不能暂时从你那挪一些，收到礼金后马上补上。你别多心啊，收了礼我们立马就还。父亲点了点头，半天都没说话，眼前的酒也始终没喝上一口。

从小家境还不错的我，从没为钱操过心。我对过日子的概念，就是有自己的小天地，努力实现一个又一个小目标。装修新房时，父亲来帮忙，他像僧人一样虔诚认真，将瓷砖一片片贴在我即将忙碌一辈子的厨房里。父亲说，闺女啊，我知道你一直对爸有气，别怨爸，好好过日子，只要两口子肯干，在哪都一样。我当时被幸福冲昏了头，并没在意父亲的话，也没有留意到他眼角的泪。我这个人，一向都不懂得怎样恨别人，何况是我的父亲。我认为，无论什么事，归根结底都要转到你自己身上。说白了，路都是你自己选的。只是让父亲没想到的是，他阻止我留在广州这件事给他带来的悔恨，不但没有随时间慢慢淡化，反而越来越加重。当然，这是后话。

新房装修好的第二天，我收到了父亲买来的一整套实木家具。

蜜月一过，我们便开始为生计奔波。服装生意肯定做不成了，留在汪村，我们又不会种地，何况种地的收入也不够花销。到镇上做些小买卖吧，手里的钱也不多，他的那些退伍费不能动，将来还要留着来养娃。而且，赚了钱怎么都好说，若是赔了，那日子可就真没法过了。想来也只剩下打工这条路可以走。

就这样，王亮找了一份纸箱厂的工作，我则在村里一个小作坊，还是干老本行，踩缝纫机，做鞋帮。说实话，一开始，我对婚后生活还算满意，虽然不及在广州时轻松自由，但还算安稳踏实。家虽然不大，却很温馨，一切都随我意愿来布置，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还有多少跟公婆一起住呢。对于王亮，也算满意。尽管在结婚后，他逐渐变得有些....“庸俗”，可我认为那是在军营中沾染的恶习，男人嘛，只要别太过分，不算什么大毛病。我们对生活观念一致，目标明确，只要两个人勤劳要强些，日子就一定可以过好。可是，自从我怀孕后，一切都变了，就好比是一条围巾上的一个线头儿，被生活之力不断地拉扯，直到最后变成烂糟糟的一团。

我的工作难免会接触胶水之类的化工品，怕影响胎儿，我便辞掉工作，在家专心养胎。我就不过多阐述怀孕时的心情，我想每个家庭，每个做母亲的都会懂。我感谢老天爷的馈赠，为当好一个母亲做准备，可他却整日忧心忡忡，脾气变得越来越差。那段时间，他总嚷嚷着要换工作，说养娃开销大，自己那点工资根本不够，下班回家，像开水里的蛤蟆似的蹦来蹦去。我懂得男人养家不易，也理解他的心情，可是既然选择了要孩子，就要负责任，不该将孩子视为我们的负担。临产前，我让他把存在银行的两万块退伍费取出来，以防万一，可他却支支吾吾，直到我生下孩子那天，他才告诉我，那笔退伍费根本就不存在。听到这话，我脑子一片空白。

事情起因是，当兵期间，他在部队没少打架，不仅和战友们打，还和地方民众打，而且屡教不改，最后只能被遣送回来。结婚前，他怕我嫌他穷，就和我说了谎。他坦白完，我倒是表现得很平静，也可能是儿子的出生抵消了这些糟心事。再者说，这个谎话也并非出于恶意，没钱我们可以再赚，两个利手利脚的人，难道还养活不了一个孩子？话虽这么说，眼下这关还是要过，最后还是宝子姥爷帮衬着，我们才算暂时松了口气。

直到现在，还总感觉对我儿子有所亏欠。刚出生时，就没吃过我几口奶。长大了，迫于生计，也没时间陪伴他，任其像野孩子似的满村乱跑。奶粉，在当时无疑是笔很大的开销，即使是最便宜的红星奶粉，一袋也要十几块钱，指着他每月几百块的工资肯定不够。我知道，他也很着急，便没说什么。后来，他成天不着家，有时候一走就是一个多礼拜，回来时，都会扛着一箱奶粉，再把赚的钱交到我手里。我问他，他就说是去外地出差，可我知道，一个纸盒厂工人哪有那么多出差机会。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倒药”。

说是倒卖药品，其实就是卖假药。关于药品包装，对他所在的纸盒厂来说，简直就是小事一桩。有了以假乱真的包装后，其他的就更简单不过了。做药片儿，用黄莲粉和淀粉一掺，既看不出来也吃不出来，人吃了，吃不好却也吃不坏，不会出什么大问题。而且，销路都是外地的一些小县城，大多都是一次性买卖，消费者对此也疏忽大意。我虽然不支持，但也没什么好的办法，那个年头，想要来钱快，必须铤而走险。只怪我当时太糊涂，不知道这样做已经触犯了法律，更不知道，这件事究竟能带来多严重的后果。

那一夜，我心慌得格外厉害。我把毯子盖在小宝身上，起身打开了北窗。窗外那颗樱桃树的枝桠间，结满了闪闪发光的星星，月牙弯刀似的摆在夜空，像是随时都会掉下来扎进我心房似的。秋夜很静，风和月光都很凉，一阵微风吹进来，引我打了个很长的哈欠，我感觉一口将月光吃进了嘴。不知不觉，我的眼眶里盈满了，凉的，疲倦的泪，突然，一颗流星划过夜空，我全身起了细碎的鸡皮疙瘩。后来我才知道，正是那时候，王亮一伙在千里之外的城市中，被警察堵在了旅店里。

五

王亮被判了两年有期徒刑。

直到现在，我也不愿提起那两年我究竟是怎么过来的。我的心就像朵蒲公英，一点微风就能把它吹散。小宝的哭声，常常惊得我一身冷汗，就算是房檐上燕子的啼叫声，也会让我感到心慌。究竟怕什么呢？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整日蓬头垢面的，不想出门。除了小宝外，墙上那本日历便是我生活的全部期望，每天起床第一件事，便是撕下一页，直到那本日历越来越薄，我的心也仿佛减轻了重量。春节，二月二，清明，劳动节，端午，中秋.....我期待过节，又害怕过节。我日盼夜盼，平时觉得一年一年过得跟车轮似的快，可这两年怎么如同分娩时一样难熬！

王亮出狱那天，是个清凉的秋日下午。监狱大门口，郁郁葱葱地长满了野蒿，空气夹杂着一丝植物的苦味，正是这种味道，催得我眼泪噼里啪啦直掉。小宝蹲在地上玩土，我站在那里，看着秋日把我影子拉得好长好长。我在心里反复预演着同他见面的场景，自己该说什么，以什么样语气说，结果越想脑子越乱。他从大门里走出来时，穿上了那套我寄给他的运动服，可是，他并不像我想的那样瘦，好像还胖了一点，衣服很可笑地紧贴在他身上。他脸色还不错，人也挺拔了些，他一边走向我，一边用手揩着眼角，看到小宝时，一把将他抱起来，小宝很乖，喊出了我来时教他说的那句，爸爸，回家。他听到后，笑的像个孩子似的，连忙点头说，回家，回家！从那一刻起，我感觉自己漂泊了两年的魂儿，终于回归到身体里，我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

王亮回来没几天，便开始琢磨如何赚钱。因为有了前科，工作自然很不好找，若是做些小买卖，没钱且不说，小宝太小离不开大人，公婆又指望不上，他自己一个人也很吃力。最后，我们决定在家里弄个小作坊，再雇几个帮工，替鞋厂做鞋。这样，我即能出力，又能照顾家，还没有赔钱的风险。怀孕前，我在同村的作坊做工，也大概了解了做鞋这个行当。在当时，沈阳的南塔鞋城，是全东北最大的鞋类批发市场。里头除了一些品牌鞋和广州鞋外，也有不少价格低廉的本地鞋。这些本地鞋大多没有正规厂家，基本都是以品牌鞋做模板，款式更新得快，价格也比正品鞋便宜得多。鞋厂把鞋帮，模子，鞋底之类的分发给各村的小作坊，验收合格后按件付钱。虽然鞋厂需求量不稳定，可总体收入还是要比打工强，我还是信奉那句话，只要肯吃苦，勤劳要强，日子就会越过越好。

说干就干。我们在院里盖了两间厂房，木窗是从旧物市场买的，棚顶用木板搭成，上面铺几层塑料布就算是做了防水。屋里，砌了个用来烤鞋的烤箱，烤箱连着炕，可以躺下休息，不过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摆鞋。房间的另一面，是给帮工预留的工作台，这些帮工主要负责“绷旋儿”，就是把鞋帮钉在模具上，同样也是计件算工资，活儿虽然不难却十分磨人心性。我则负责将“旋子”上的钉子起下来，刷上一层氯丁胶，再递给王亮。王亮坐在烤箱前，把鞋放进烤箱，烤好后，将鞋帮粘上鞋底，再把“旋子”拔出。最后，我再用除胶剂把残留在鞋帮上的胶擦掉，一双鞋就这样做成了。

做鞋这活计虽然挺简单，可也并非所有人都能干。一来你要能吃苦。赶上鞋厂要急件儿，干到后半夜是常有的事，遇上三九天，王亮还得骑着三轮，冒着风雪给鞋厂送鞋。赶上三伏天，更遭罪了，烤箱烤得他汗流浃背，每隔小时就要冲一遍澡，冰水也是成壶成壶地往肚里灌。二来是你得不要命。做鞋接触的都是些化学物质，就拿那胶水来说吧，为了节省成本，用的都是些劣质品，有多少同行因为成天闻那些有毒气出了毛病，这是拿命在换钱。三来你必须要心细。在完成鞋厂下发的数量任务之外，还要保证质量，既然是手工，就要讲究工匠精神。除此之外，还要控制成本，时常留意帮工市场的行情等等....不过万事开头难，当你摸索出了门道后，一切就变的得心应手。我们，也开始渐渐向自己的生活的目标努力了。

做鞋的那几年，我的心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亮入狱前，我还对自己的人生抱有很大信心。我想着，等我们攒够些钱，就去南方寻找商机，然后回家发展，混得好，也许还能在城里安家。可是，这些想法也随着王亮一起被关进了监狱。

上面我说了，因为做鞋忙，小宝儿时遭了不少罪。那时农村不兴幼儿园，为了早些脱手，小宝刚满五岁就让他上了小学。在校门口，看着他站在一帮比他高比他壮的孩子里，可怜兮兮地回头看着我的样子，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没办法，我俩没日没夜得干，只希望他以后能轻松些，既然在城里安家不太现实，我和王亮就奔着给儿子盖栋房子使劲。在农村，父母的头等大事就是给儿子盖房子，将来好留给他娶媳妇用。我们这样的过来人，太清楚给子女一个小家对他们生活的重要性。而且，自从王亮出来后，性格变得十分内向，在村里也抬不起头来，生怕村里人因为那件事瞧不起他。人要脸树要皮，我们也憋着口气，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点样子给村里人看看。钱，我们一点点赚，房子，我们一点点盖，只要勤劳要强，还怕过不好日子！可就在我们一步步奔着盖房努力时，一场大火摧毁了我们刚刚建立起的希望。

六

我在午夜惊醒，看到了窗帘上有光影浮动。

打开窗帘，只见外头红得可怕。我连忙叫醒王亮和小宝，穿上衣服。刚要开门，王亮拽住我说：不要命啦，赶紧报警！说完，他抱着一盆水，冲进院里。反复折返数次，大火似乎也让他明白了自己的无用，我们便呆立在那，一起看着大火肆虐起来。

橙红色的砖，被火苗衬得像块烧红的铁板。绿色的木窗框里，不断有火舌伸出，夹带着噼里啪啦的声响。火舌尚未窜到的墙另一面，被烟熏得黢黑，火光下，黑烟和白烟像两股潮水似地争相流进夜空。烟，好似夜里的精灵鬼魅，时而钻进了砖头缝儿，时而隐进了火，十分灵动。不一会儿，棚顶的火也开始放肆起来，火苗窜得老高，白的里儿，橙的面儿，红的尖儿，一寸一寸地变长，变高，紧接着，像突然吃了辣一样，惊诧地窜起，甩出一个长长的尾巴来。棚顶的木板被火咬碎，变成一个个火团砸向地面，每次伴随一声炸响，窗口就会有火柱吐出。一些尚未燃烧的木板，扬起了带着火星的焦炭，窗口暂时暗了下去，像是蓄力，又像预谋，说不定何时就会重新翻起火蛇。院子里十分通明，甚至可以看清那些飞扬着的灰吊儿。小时候，我管这种叫“大尾巴灰”，呈黑色棉絮状，附着力强，像黑色的雪片似的。我望着这些漫天飞舞的黑雪，宝子在我身旁，像是看一场烟花表演似的蹦蹦跳跳，我怀疑这就是一场梦，甚至忘记了难过。

消防车半个小时后赶到，第二天，留下一院子污水和一堆没有勇气再拾起的废墟。

忘记扑灭烤箱里的火，王亮感到十分自责。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一直红着眼，声音沙哑，饭也不肯吃。而我并没有怪他，厂房，可以再盖，钱，可以再赚，只要人没事，一切都可以重新再来。所以，每天起床，我都会走进废墟，把焦炭和废料清理出来。好在是厂房，除了棚顶和一些物料被烧外，其他并无大碍。重新吊好棚，墙体再用水冲刷一遍，换上新窗户，就可以继续做活儿了。一场火，不足以打败我。不过对于曾经顶天立地的王亮，却像燃起他心中的脆弱似的，那场大火之后，他就像换了个人。

七

王亮出轨了。

我家有个帮工，三十多岁，没结过婚，村里人都叫他冯程程。她姓冯，可程程并不是她的真名。至于为什么这样叫，是因为她是李四的姘头。李四，是邻村的流氓，用现在话说就是村霸，平时靠倒卖猫狗和强收集市上的租金为生。李四五十多岁，总梳个大背头，穿件呢子大衣，一副许文强的派头。她不到二十岁就跟了李四，后来，李四被人挑了大筋，从此在江湖销声匿迹，程程就回到了汪村。大家都知道她老底，没人肯搭理她，有段时间家里一直招不到人手，实在没辙，就让她来帮工。这个程程，长得一般，圆脸，大眼睛，蒜头鼻，个子不高，小手小脚。后来我见过有种叫加菲猫的，那张脸简直跟她一模一样。她不但长得像猫，动作神态也像，举手投足间都透着股媚劲儿。坐下前，必须用手将屁股上的裙子抹平，极缓慢地坐，生怕椅子上有钉子似的；干活时，总是双腿并拢，摆向一侧，露出莲藕状的小腿，上演一出嫦娥奔月；就连喝水时也有戏，杯靠近嘴边，脑袋总要先那么晃荡几下，一双眼也不闲着，淌出秋水般的眼波望着你，就像是有多少话要同你说似的；整日里，她都挂着讨好般的笑，说话时也总是压着嗓子，一口一个姐，一口一个姐夫地叫着。

我同她关系还不错，赶上没活儿，还总约她一起上镇上买衣服和做头发。她特爱听我说广州打工时的事儿，每次说起，她都亮着眼，停着脸地听。她什么都愿意同我讲，她告诉我，她为李四打了好多次胎，医生说她怀孕几率已经很小了，要是不嫌弃，可以做宝子的干妈。她还说，跟李四她从来不曾后悔，她庆幸自己最好的十年也是最风光的十年，女人的一生，能有这么潇洒的十年就够了。至于以后的事，留到以后再说，眼前的快乐最重要。我很欣赏她的洒脱，不过，王亮对她的印象却很差，他俩是初中同学，他说她这个人不简单，不让我和她走太近，所以，那件事发生前我根本就没往这方面想。而且，从来没受过什么伤害的我，一直对身边的人怀有宗教般的信任。

那段时间，王亮总在半夜醒来，轻轻地穿上衣服出门，个把小时后再回来。起初，我以为他去上厕所，或是去检查厂房，并没在意。可后来，他出去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也越来越长，我便起了疑心，决定跟着他看看他到底去哪。夜晚，月光如洗。房檐下的几何图案，杨柳枝桠，路旁的牵牛花，立在墙上的竹竿，都被月光照得一清二楚。我随他一直向北走，走到了汪河边，午夜里的汪河，我是第一次见，无风，河水如同黑色的果冻般静止，凝重，倒是里面映着的流云和皎月不断地流淌，像电子日历中的动态图画一样。河边腥味很重，我穿着拖鞋，脚踝被岸上的茅草刺得痒痒的，就在我决定叫住他时，我看到了站在堤坝上的冯程程。

我不是一个遇到事就爱哭爱闹的女人。我的父亲，年轻时也干了一些荒唐事，所以对这件事我也有心里准备。事情既然发生，就要想办法解决。眼下，我需要这个家，我过了两年苦日子，又经历了一场大火，这个家才逐渐步入正轨，不能就这么拱手让人。何况小宝也还小，不能没有爸爸。他向我承诺不再与那个女人见面，求我给他一次机会。虽然我知道自己对这件事一定会心怀芥蒂，可日子还要往下过。第二天一早，我收拾好行李，打算回娘家住段时间。我的母亲，虽不识字，却富有一定的生活智慧。她的一些话，让我思考是不是我自己出了问题，仔细想想，我对他，对这个家，已经做到了我能做到的一切。论长相，我并不比那女人差。我们的感情，也并无裂痕。论我对他的付出，两年的苦日子足以说明一切。既然问题不出在我，那就出在他身上了。一想到他，想到那个女人，我的心就像行驶在隧道里的车，急切地想要马上到达出口。

除了这件事，还有件事让我感到心烦。回娘家的这些天，发现我的父亲沾染上了赌瘾，而且赌额非常大！当母亲说家里的几十万存款现在就剩下两三万时，我大为震惊。和父亲发了好大的脾气，最后以死相逼，才打消了他要借高利贷往回捞钱的念头。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一个因为赌，一个因为色，正逐渐离我远去，留给我的是个看不清也猜不透的躯壳。而我，怎么也想不出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日子，就像一潭烂泥，我能做的，只有一步步，低着头咬牙往前走，不敢去看前面还有多远才能到达彼岸，因为，我害怕失去迈开腿的那份勇气。

八

有人说，男人出轨，只有零次与无数次之分。这句话很准确地验证在了王亮身上。只是，他不再像第一次那样自责与愧疚，甚至还拿出了破罐子破摔的架势。我怎么也想不明白，究竟是自己的纵容导致他变本加厉，还是那场大火，烧毁了他的伪装。他变成了一个极为自私的人，酗酒，纵欲，庸俗不堪。我们也在一次又一次的争吵中，逐渐变成了对方的仇人。

砸在我脸上的拳头，日复一日的劳作，孩子的哭闹，对未来的迷茫.....这些因素让我整个人变得阴郁。虽然还不满四十岁，可爱情似乎离我越来越远，渐渐地，我对生活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儿子身上。曾经我以为，儿子就是我的软肋，为了他，我什么委屈都可以忍，什么苦都愿意吃。可现在我才清楚，我真正的软肋，其实就是自己没有恨别人的能力。只是这种不自知，让我稀里糊涂地过了整整二十年，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

在那段极灰暗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在广州的那段时光。每次想起，我都会暂时忘却生活的苦，把自己扔进那春意盎然的电影里，跟着里面的人笑，跟着里面人哭，直到画面渐渐模糊，随眼泪谢了幕。

2003年的大年初五，我接到了丽娟打来的电话。她提议寝室的姐妹们一块聚聚。上次她回沈，就因为我过年活儿太忙没去上。这次人到的比较齐，她说，无论如何你也得过来，不来就是瞧不起她。

晚上干完了活儿，我回到屋里，把箱子里的衣服铺在炕上，准备挑选明天穿的衣服。

我看那件不是挺好的吗。王亮在炕上一边喝酒，一边斜睨着看着我找东西。里头套这个，外边穿件羽绒服。

我没说话，低头继续找。

明天你几点回来，别太晚，十几大件鞋等着要呢。唉，我跟你说话呢。他说。

找到一件灰色针织裙。样式虽老了些，不过厚度还行，也比较适合聚会穿。我把它展开，在身上比了比。

一天跟你说话真鸡把费劲。操你妈的。

小宝醒了，看了一眼王亮后，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你喊什么！看把孩子吓的！

一天都他妈该你们地，一个个都跟个冤种似地。我操你妈的。

把小宝哄睡后，洗了衣服，怕第二天不干，又用风筒吹了半个小时，平铺在炕头。一抬眼，已经凌晨两点多了。

即便是在正月，夜色也是十分凝重的，雾很大，看不到星星和月亮。这样的夜之所以存在，仿佛就是为了等待黎明似的。我睡不着觉，隔段时间便起身，摸摸裙子看看到底有没有干透。窗外，天光一点点地变亮。我认为日出这件事，不是非要有景物衬托才美，即便在屋里，也能感受到那种变化，在短暂的水墨蓝过后，蓝里就会透出一些红，待一会儿，就变成了明亮的金黄，接着发出白炽灯似的光，整个窗外一片澄明。这种变化令人陶醉。拉开窗帘，玻璃上的冰霜被阳光映射出彩虹的颜色，麻雀在院子里叽叽喳喳地叫，在积雪上留下了一点点的小窝。又到了冬天早上最难熬的时刻了，我深吸一口气，抓起旁边的衣服披上，跑到厨房，将炉灰掏出来，生好火，把水壶放在炉盘上。

习惯了某种生活，哪怕出现一丝的变化，都会使我感到不安。虽然饭局订的是下午，我还是一大早就出了门。到酒店时，距离约定时间还有四个小时，我决定在这附近转转。算下来，已经有七八年没见到他们了，我期待见到她们，又怕聊起各自的生活。我怕的，并不是因为自己生活境遇会使我感到委屈，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的惬意而羡慕嫉妒，我只怕如今的自己让她们感到陌生，怕那个广州时的“吴倩莲”这个念想在这个世间已无踪影。不过，好在她们没有谈起这些，我们聚在一起时，又像十多年前一起在宿舍里谈天说地，仿佛当中的岁月消失了一样。

让我感到变化最大的还是丽娟。她胖了足足能有五十斤，一身白色运动服，走起路来就像一只大白熊。不过从一些细节上看得出来，她有意穿得很“朴素”。去年，我听说了她和当年那个广州仔离了婚。如今，她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饭局上最活跃的便是她。

“当然要对自己好了。好像没了男人不能活一样。”“出轨这种事，绝对不能原谅！”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孩子也不希望你过的不快乐。”“对啊，我又找了个有钱老头，都快六十了，要现实点。”丽娟的这些话，句句就像钉子似的扎心。吃完饭，同她一块回镇里的一路上，我和她说起了自己的近况。

令我没想到的是，正是这番倾诉，让我有缘能再次见到阿辉。

九

三月，积雪虽然尚未完全融化，空气却已不再那么干冷，打开门，还能闻到潮湿的泥土气息。早上，蓬头垢面的我拎着垃圾桶出门。刚走出院子大门，便看到了他。

不知怎地，见他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装作不认识他。匆匆扫了他一眼后，赶紧越过他身前，快步走向往垃圾堆。

“燕子。”他叫住我。

我有些尴尬，赶紧放下桶，拽了拽线裤，拍一拍身上的破棉袄。我试图表现得自然些，心里想了好几句开场白，可到最后还是问了他一些比如什么时候到的沈阳，来干什么，准备待多久，怎么知道我家住址之类的一些实际性问题。

回答我的时候，他一直盯着我，而我却不敢看他。直到他问起我当初为什么不辞而别时，我才鼓起勇气看他的脸。他个子不高，使我可以平视他，当我看到那张熟悉的脸时，觉得自己好像恢复了一些勇气，这种勇气既是他给我的，也是我尚未完全泯灭的青春给我的。在广州的记忆被我唤醒，我也顾不上自己狼狈的样子，和他坦白当时的境况。

说完，他的表情似乎不像开始时那样严肃，他试图接过我手里的垃圾桶。我拒绝了他，我说我要回去了，家里还有许多活儿要干。他说想去我家里看看。见我半天没说话，他又说，你的情况丽娟跟我说了，我去就说自己是从广州来的鞋商，想了解当地作坊的情况。主要也想去看看孩子，待一会就走。见他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也只好答应。

家里太久没来客人，王亮见到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后十分激动。谈到做鞋时，嘴里更是滔滔不绝。“我跟你说啊朋友，别看你们广州鞋知名度高，甚至有的出口国外，但质量不见得比我做的好。现在不都讲究纯手工，那些LV的包，瑞士表，劳斯莱斯，哪一个不是一针一线，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用人来造。做鞋，也是门手艺。”

王亮一边说，一边给他介绍自己的“工坊”。他则是一边点头，一边笑，偶尔偷偷看我一眼。

“如果说，我给你们机会跟我到广州，你去不去？”

直到现在，我还能记起自己刚听到这句话时的感受，心慌，震颤，眼睛发酸，我像孩子似的站在那不知所措。这句话，阿辉虽然是对着王亮说的，可那电光火石间向我传递的眼神，是那样的坚定，固执，温暖。期待着我给出答案。

“这个，这个得看你出多少钱了，背井离乡的，要是赚的差不多，谁也不愿意.....”

我打断王亮，说：“谢谢你。年轻时我去过广州，那时没选择留在广州，现在也不想回去。”

“你让我们好好想想啊。燕子，你怎么回事，你不总吵着要.....”王亮赶忙拽住我胳膊说。

“我是说过要去广州，但不想去那边做鞋！”

“难道你。”阿辉的声音越来越小。“难道你就不爱广州吗？”

我强忍着眼泪，假装去厨房倒水。眼泪滴在茶杯里，在水面里扎出了几个钉子。

当我回到屋子里时，阿辉已经走了。

“那广州鞋商说，还要在这待上几天，容我们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就打这个电话。”王亮指了指炕沿上的纸片说，“南方人是挺会办事儿的，还给了小宝一千块钱，我看他挺有实力，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咱们跟他去广州吧，抓住机会，万一人家反悔了呢！”

“要去你自己去！”说完，我的眼泪再一次落了下来。

那个电话，我始终也没有打。四月一号那天，张国荣在十四楼纵身跃下，和阿辉一起，永远的在我生命中消失，留下了最美丽的遗憾。

十

小宝十六岁的时候，我们终于盖起了一栋大房子。

那个房子盖的真是漂亮啊。二百平面积。水泥板棚顶。光是地基，就有六米高，二十层的水泥台阶，齐齐地伸向门口，走在上面就跟要去登基似的。房檐是朱红色的琉璃瓦，雨搭又宽又长，下雨时在下面支张桌吃饭都不打紧。瓷砖选的就更高级了，我俩特意参考了市内的别墅，选了橙色和红色的磨砂砖，我爸还特意尝试着做出菱形图案，看起来更鲜亮，更高级，更洋气。在当时，盖房都讲究个气派，也没想过实用性，窗都是四扇大的塑钢窗，门也是四米长的铝合金门，到了冬天，冷风嗖嗖地往里灌，一天烧多少煤都不管用。尽管如此，我们一家三口住进新房时还是美滋滋的，王亮能挺起腰板走路了，宝子在铺着欧式瓷砖的客厅里头打滚，客厅回响着他咯咯地笑声。我就更高兴了，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在上梁宴上，村里人哪个不夸上一句：燕子，你们家这房子盖的真气派。你家孩子真有福，长大了得找啥样媳妇呦。听到这话，我好几天都没合拢嘴。

那些成语说得好：物极必反，乐极生悲，兴尽悲来。老祖宗留下的，必有其道理。就在我们住进新房那年，村里传来了拆迁的消息。拆迁对于其他村民来说，是件大好事，是一生中少有可以改变命运的契机。但对于我们却不是，虽然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拆迁费，但我们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栋房子注入了我们太多的心血，承载着太多美好的愿望。看着铲车和抓钩机把那么漂亮的房子毁掉，我的心都快要碎了。

拆迁以前，要说对国家，那我是一百个感恩戴德。去广州，干作坊，孩子在家门口就可以上学，日子也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代。拆迁这件事，需要国家和老百姓进行有效沟通，不能视农民们为洪水猛兽，更不能强制解决。百十来号穿黑制服的人，凶神恶煞似的，现场惨烈程度不亚于阿富汗战场。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了解农民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本以为农民得到了补偿，就可以彻底解决了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但他们高估了这些农民对钱的免疫力。这些农民，穷苦了大半辈子，突然有了钱，大都会不知所措，他们对钱没有规划能力，过渡消费，赌博，出入娱乐场所，钱刚打到卡里，通常都是几天乐，最后还是得“扎脖儿”。

王亮就是个例子。有了钱后，他隔三差五的就去镇上的“帝豪”歌厅。因为这个我跟他没少打架。眼看着钱被他挥霍掉，我也管不了他，没办法，只能选择同他离婚。

搬进回迁楼之前那两年，我和小宝一直在外租房住。在这期间，我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小宝上了中专后变得特别叛逆，每个礼拜回家脸上总是带着新伤。毕业后，王亮让他去学校分配的电缆厂上班，他死活不肯去，王亮一巴掌把他扇到了三轮车底下。第二天一早，他离开了家，搬进了男士宿舍住。和王亮离婚后，我把他接过来，想着自己能照顾他，起码能给他做口热乎饭。但没想到的是，他给我的第一份见面礼，就是把一个十七岁的女孩肚子给搞大了。

都是女人，你说我不心疼那个小姑娘是假的。我跟儿子说：你是个男子汉，既然出了这事，就要对人家负责，我去跟人家父母谈谈，看看对方有什么条件，尽快把婚礼办了。可他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我不，她就是个烂货，我不可能跟她结婚。说完，我狠狠给了他一巴掌。混蛋！你不喜欢你霍霍人家干啥！说实话，那是我第一次动手打儿子，打完他，我浑身气得直哆嗦，我怎么也想不通，为啥把孩子教育成了这个样子。都怪他那个该死的爹！都随他！不过打归打，我也不能不为自己儿子考虑，他还小，还有无限可能，婚姻是件大事，不称他心，日后也是件麻烦事。

姑娘家在外地，我让儿子跟我一起去，他说不可能，除非我想让他去死。没办法，我只好同那个姑娘一起回去。在火车上，我一直哭，姑娘见我哭，她也跟着哭。下了火车，买了二百多块钱水果。她家住山沟里头，路也不好走，下三轮车后我差点一头栽进水沟里。进了门，好家伙，屋里最起码有三十人。看这架势，我也没打怵，我说：老伙计，我是来解决问题来了，用不着这么多人商量吧。经过几次谈话，我大概认清了形式，姑娘的父母都是老实本份的农民，主要拿事儿的还属姑娘的大姑。她大姑弯着眼，有笑的动作却没有笑的模样，她说：不结婚可以，我们家也不一定看得上你那小子，不过你得补偿，我家玲子是黄花闺女先不说，你也是女人，也知道做人流多伤身体，这样吧，拿十五万这事就算完，打胎和后续问题我们自己承担，黄金有价，青春无价，不算无理要求吧，你看咋样。她大姑说完，我脑袋嗡地一响。

十五万，我倒是能拿得出来，可那是儿子的拆迁补偿费，是打算用来给他结婚用的。眼看着他就快二十岁了，说结婚还不快？到时候没有钱干瞪眼咋办，还能指望他那个不着调的爹？儿子啊，你可真糊涂啊，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作！就在我犯难的时候，她大姑说，这样，既然咱双方都有诚意，来了便是客，在这吃顿饭，咱们边吃边聊。她说完，我心想这不就是鸿门宴嘛，唉，吃就吃吧，也容我好好想想该怎么说。一场饭吃下来，也没吃出什么咸淡，满脑子就是怎么说些漂亮话，讲些大道理，好把损失降到最低。最后，我说这是大事，我得回去跟他爸商量一下，刚开始还不让我走，我说，放心，姑娘知道我家地址，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要想跑也不能来。好说歹说，承诺三天后给结果，这才放了我走。

最后，还是人家姑娘仁义，背着父母打了胎。我去医院看她时，她跟我说：燕姨，你别见怪，我们家人就这样。跟小宝在一起是我自愿的事，不怪他。我听小宝讲过，知道你也不容易，那钱我花着也不安心。听她说完，我眼泪簌簌地往下淌，我说：孩子，就凭你这话，我也肯定让你当上我儿媳妇。可她却摇了摇头，说：姨，我知道小宝不喜欢我，即使结了婚，他心也不在我这，和他在一起，我一点都不后悔。我爱谁，我自己说的算，我也不是件商品，能摆在台面上交易，日后让人家笑话。

有那么一瞬间，我仿佛从姑娘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倔强，善良，具有母性般的自我牺牲精神。我考虑了一下，即便是姑娘不追究责任，我也准备好了五万块钱给她。给她时，她死活不肯要，我告诉她，这笔钱不是你的青春补偿费，是燕姨给你的认亲礼，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闺女。说完，她把我紧紧搂在怀里哭。我说姑娘，你别哭了，再哭我心都要化了。

后来，玲子去了南方，我们见面机会虽然不多，不过逢年过节时一定会收到她发来的祝福短信。十年后，我接到了她的婚礼邀请。她给我订好机票，又安排了食宿，婚礼上，还让我同她父母坐在一起。唉，是我没有那个福气啊！至今我也忘不了她穿婚纱的样子，是那么美丽，那么大方。当然，我也忘不了她看着我的眼神，忘不了她喊的那一声妈！

如今，我已经做了奶奶。有一次儿子跟我聊天，他说，妈，你知道我小时候最怕什么嘛，我最怕就是听到你说，没办法，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我听完猛地一惊，这时才想起丽娟的话：“孩子也不希望你因为他而过得不快乐。”

从那之后，我感觉自己下半辈子不会再有真正能让我感到开心的事了。

2018年的夏天，我的父亲因肺癌永远离开了我。

出陵那天，我独自坐在父亲墓前，回想过去这五十多年来所发生的一切。当记忆被反复捞起，有个问题至始至终都在困扰着我，那就是：我的一生，究竟从哪里开始出现了问题？我苦苦思索着，甚至忘记了时间流逝。

站在山岗上，俯瞰到远处的城市的轮廓，红红的夕阳宛若从楼宇间升起。

森林在晚霞的映衬下，浮现出一片幽黑。

掠过楼宇的夕阳，刺痛了我疲惫的双睛。

闭上眼，忽然发现，一条金色的大河从我眼前激流而过。而丽娟，阿辉，王亮，冯程程，铃子，这些面孔也逐渐变得清晰.....一霎那，我感到心中澄净如水，曾经对这个世界生发出的所有情感，都化作了感恩之情。我要感谢这些人，是他们将自己的生命之水注入到了我的生命河流中，让我能源源不断地向前奔赴，是他们，共同组成了属于我的鎏金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