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12）

“给我的爷爷奶奶”

三周前的平安夜下了一阵小雨，街头的往日喧闹像火苗一样被雨水浇熄了，“咝”地散发出节日安然熨帖的气味。林肯中心旁边的大马路上行人寥寥，千万个孩子一年只有这一天提早睡下，而那个一身喜庆的白胡子胖老头，无论他的住址到底在哪，也正在收拾行装准备出发。电影院的一溜窗口早就关得剩下一个，卖票的中年女人手撑着头，神思透过玻璃飘得遥远自在，脸上的五官疲相毕露，年底啦，它们几乎是东倒西歪地各自歇着。我要看的是亚历山大•佩恩导演的新片《内布拉斯加》。

这部黑白影片与越来越多可以称作色彩漩涡特效迷宫的电影比起来干净素雅得恍如另外一个时代的穿越客。故事也简单至极：老头儿收到一封邮件说他中了一百万美元，执意要去内布拉斯加州首府林肯市领取奖金。包括老伴、儿子在内的所有人都劝告老头儿说这肯定是个幌子。无奈儿子拗不过爹，只得请了假开车带老头儿去“领奖”。抵达林肯市之前，父子先到了霍桑市（虚构的地名，以内布拉斯加州的麦迪逊县为背景），这是老头儿长大的地方。地方已经变了，人们也已经老了，坐满一屋子的亲戚听说老头儿即将成为百万富翁，祝贺的笑声、嫉妒的眼神、甚至讨债的拳头开始在餐桌上空飞扬。等到老头儿按着地址找到了“领奖处”，自然没有百万美元等着他。人们给了他一顶印着“我赢啦！”的帽子把他打发走了。影片结尾，儿子带着老头儿来到一家汽车销售店，给他买了一辆他一直想要的皮卡。老头儿开着新车在路上绕了几圈，在高速公路的口子上下车把方向盘交给儿子。两人回家了。

《内布拉斯加》有两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第一个是父子在霍桑闲逛时，老头儿看到自己的儿时故乡破败不堪，好容易找到若干年前他开的修车铺，可惜现在的工人根本不认识自己了。第二个是当儿子问老头儿问他为什么一心想着那一百万，因为一辆皮卡最多不过几万块钱。最重要的是老头儿一身病，有时还犯糊涂，自己上街都老得让警察送回来，更别说开车了。老头儿面无表情地说：“我想给你和你哥留点钱。”

电影一开场，我看到老头儿一个人在高速公路上走着，就想起我的爷爷奶奶。比起“祖父”、“祖母”，我更喜欢这两个叠词，它们所保留的一丝幼稚和亲昵像一个柔软的网兜把仅存的童年记忆兜住。

我爷爷是个老警长，一辈子的警察。他不到二十岁一个人来到兰州，把第一碗牛肉面，第一筷子手抓羊肉囫囵填进永远饥饿的身体里。他从火车站派出所的小警察一直干到城关区的分局局长，这个狭长城市的每一条街巷，每一块井盖，每一个马路牙子上都有他的皮鞋印子。他熟悉这个城市就像他熟悉自己手背上的纹路一样。我每年暑假回家，从西安坐火车回兰州，他总是赶着大清早来接我，等我该走了，又一次不落地送我上火车。我俩在火车站等公共汽车的时候他经常指给我看：这儿原来是一片树林，那儿以前是一道矮墙，他和同事们蹲在那儿抽烟，等着贼出现……只是，我在很多时候简直是这世界上最差劲的听众，有几次他说着说着声音慢慢小了，然后就坐下来点一支烟，眯着眼睛有点不安地看着远处。这种时候我感到抱歉极了，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在每一条街巷，每一块井盖，每一个马路牙子上的足迹被盖住了，他得讲过去的故事，好把它们发掘出来。

一辈子警察生涯把严肃刻进爷爷的神情，把谨慎凝结进他的血液里了。他的“警长性格”让他显得难以相处。我二十二岁，他七十五岁，我们有时候还会吵架。每次争吵刚一开始我就后悔莫及又愧疚不已，我想把时间倒回去几秒钟，一把扯住自己的混账领子，大声喊叫“不要和他吵！”直到我把嗓子喊破，好像这样自己才能听得进去一样。事实上，每一次我回家之前，在飞机上，在火车上，我都在十遍一百遍地叮嘱自己，和自己许诺，不要再让类似的事情发生，就差左手和右手拉钩了。但我似乎从来没做到过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两年前他看我的篮球鞋的后跟快磨破了，就用那种黑色的鞋掌给钉上。我大概是觉得那块黑乎乎的东西在白色的鞋上很难看，对他发了脾气。爷爷愣了一下走开了，晚饭没有吃，我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哭。能把老局长气哭，我的混账程度把自己都吓了一跳。那件事跟爷爷的倔强没有任何关系，我用不着找什么狗屁借口，再简单不过——我做了一件无法忘怀的不可饶恕的绝难原谅的事，我做了漆黑的厚重的敦实的恶。后来，我在王鼎钧的一本书里读到一句话：“容我指述，心灵的巨创深痛，多半是由近在肘腋的人造成。”

爷爷脸上、手上的所有深纹细路里有穿城而过的黄河的泥沙和土腥气，但兰州终究不是他的“霍桑”。爷爷是河南武陟县人，他在报纸上看到周边的县市就会跟我说“那离我们家不远，我小时候还去过。”电视上豫剧比赛里某个人要是唱得不好，爷爷还能拐出一句很有本土特色的“乡骂”。某种意义上我从未真正回过老家，那里的亲戚们对我来说也仅仅是几个名字。我觉得自己跟那个地方毫无关联，我不承认自己是那儿的人。爷爷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去，我好奇他站在铁桥上看着黄河向东奔流会不会常常想起他的老家。

我上小学的时候，奶奶常坐火车来西安看我。有一次她来的时候正赶上我过生日，那天她很早就出门，直到傍晚才回来。她提着的大塑料袋里装着一只很大的绵羊玩偶，她说：“就是给你买个生日礼物呗，你属羊的呗。” 后来她告诉我她一直坐车到钟楼，进了一个很大的地下商城才看到这个玩偶的。卖玩具的人一开始要六十块钱，她和人家磨了半个小时，终于便宜了十块钱。现在那只绵羊还在我衣柜的顶上放着，只是落满灰尘，快要变成黑绵羊了。

我在发呆或者做梦的时候，常常想象奶奶那天去买生日礼物的场景。我看到她出了门下了电梯，顺着文艺路走，一路上向人打听哪里有卖玩具的，坐几路车能到——她对西安一点也不熟悉。然后她坐上公共汽车往钟楼去，她走下好几十级台阶，到那个叫做“世纪金花”的商场里去。她走啊走终于看到了那只绵羊。我觉得她提着那只羊回来的路上应该是高兴的。我甚至想象她在笑。但不知为什么我每次想象这些场景的时候又总感到一阵伤心。别人送我礼物的时候我总不免感到伤心，无论我有多么想要那个礼物。我老是为人们买或者亲手做那件礼物所经历的困难和付出的代价而感到难过和愧疚。哪怕是一件或买或做都简单得要命的礼物也会让我陷入这种情绪。我搞不清自己为什么有如此感觉。

电影结束，我前排坐着的情侣手勾着手去暗处接吻了。我走出影院，雨已经停了。人行道被雨打湿，显出一种深灰色。潮湿的夜气扑面而来，远处的红绿灯更显得孤零零的。我突然发现自己像荒郊里的野狗一样半哭不哭地抽咽着。路边烤肉店里的墨西哥小伙用惊恐的眼神望着我。这时我感到，冬天真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