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个月，主要就是读书。五月偶尔还写作，六月则直接放弃了。写作于我而言太耗费时间了，人家一篇仨小时，我得一天半。六月停了写作后，大概一天一本，或者两天一本，想着七月离校之后再从容整理笔记。
六月结束的时候，看了下读过的书目，没有系统，诚然也有好书在其中，但是没有系统，散读出不了成果。又有些遗憾地想，自己这几年就这样没有成果地虚度过去了。而且因为感到知识结构的缺陷，以及更重要的，某种形而上的东西始终困扰着我——这在读了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以后重又被唤醒——于是决定回头读读古书看，儒释道耶史，看其中是否有解决之道。
读古书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早上读《中庸》，十六章，齐明盛服，下面注释，齐，通斋。我又看手头的另一本，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朱熹给注音，齐，侧皆反。我就头大了。音韵学还没入门，一看到反切就头大。古代音和现代音又都不一样。
但是读古书的麻烦不在这里，而是阅读前要做的准备工作——同样一本书，你都不知道你该看哪个版本。有一门学问叫做“版本学”（或是“校勘学”），现在则叫做“文献学”，就是专门解决这些麻烦的，比较流传下来的同一本书各个版本之间的差异错讹。但是这个文献学，虽说看起来是为了更好阅读古书的一件工具，但是像音韵，训诂这些一样，要钻进去又是一道坎。
但在看古书之前，文献学基础要一点都没有，也是个问题。不会挑选好的本子，只是随手买一本，瞎看一气，最终甚或还会南辕北辙。不说像专业的那样，至少也得稍微了解一下哪个本子好，或者哪个适合初学者看，哪个适合进阶看。
没有老师的指导，自己摸索这些，会花费不少力气。
比如《论语》，一般较为认同的注本是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解的《论语注疏》，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以及我们今人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我们现在的人如果要看，可以先看杨伯峻版的《论语译注》。
但是之前这些并不了解，只知道我要读《论语》。市面上的各类注本简直数不胜数，且多鱼龙混杂。有名人注解的：于丹，南怀瑾，傅佩荣，李泽厚，钱穆；也有各个出版社自己出的。而且就算是同一本书，同一版本，也有简体和繁体之别，横排和竖排之分……简直不知道挑哪本好。
所以阅读前有一些文献学基础还是必要的，但是，有些东西，你在当时当地，没那个平台、渠道或是信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就像当初总买错书的我。
高二的时候，随手买了本《论语》，薄薄一册，没有注释，只有译文和赏析，平时没事会翻一翻看两眼。之后费了些精力，才知道要去读杨伯峻的《论语译注》。
之前的小本《论语》，单看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一些小细节，要对比着看才能看出问题。比如《八佾篇第三》：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僭礼，我看的小本把它翻译作，“这种事都可以容忍的话，还有什么不可容忍的呢？”这也是一般的看法。杨伯峻把“忍”字理解为“狠心”。引用《贾子·道术篇》以为证：“恻隐怜人谓之慈，反慈为忍。”于是他把这句翻译作，“这都可以狠心做出来，什么事不可以狠心做出来呢？”
不说绝对正确，但起码提供了不同于一般的另一种看法，而且我以为这样的理解句意似乎更通一些。
同样一本《论语》，各家注解的不同，甚至会让你对原文产生完全相反的理解。现在是个出版过剩的时代，不慎加挑选的话，一些粗陋的注解，不仅阻碍你对书中义理的理解，甚或会有南辕北辙之虞。
除开版本挑选之外，你还要选择看简体的还是繁体的，横排的还是竖排的？这又是个问题。
可能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这么想的——看古书就是要看繁体竖排嘛，这样才够味。看简体横排是看的是哪门子古书。而且从繁体到简体有信息流失你懂不懂，这是老祖宗传下的规矩，繁体竖排肯定有繁体竖排的道理嘛。
诸如此类。
一开始我也是个原教旨主义者，“就是要够味！”在这样念头的驱策下，购买了繁体竖排本的《四书章句集注》。但在买回来后，一时之间却难以习惯，不像看简体横排那样能安下心来阅读。
于是不得不回头反思，看古书，繁体竖排，是否只是一个形式上看起来正确的做法，它有没有科学道理。
先论横排竖排之别。
惯性是强大的。牛顿第一定律，任何物体都要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直到外力迫使它改变运动状态为止。此是tradition（传统；惯例）之所以强大处。要了解清楚用竖排的原因，只有追根溯源，回到最初的那一刻。
上古在造纸术尚未发明的时候，人们用的是竹简，所以一般认为，汉字竖排书写极有可能与书写的物质材料有关。
人们依着竹简的“势”，从上往下依次书写。这样一直延续了两千年，“直到外力迫使它改变了运动状态。”
外力来自于叶籁士。
叶曾是人民出版社第一副社长，也是语言文字学专家。他强烈呼吁改出横排本。在建议遭拒之后，他反复解释，“从文字排列的必要性，阅读方便，甚至眼睛看横排比竖排舒服等角度”，说明文字横排的种种好处。最终得到了出版总署领导及相关专家的支持，开始试行并逐渐普及。
最初建议遭到反对，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简单到甚至看起来有些蛮不讲理——“汉字从来都是竖排，横排不符合古代延续下来的文字阅读传统，不能随意改变。”
所谓祖宗之法不能废。这样一个思考方式——不客观对比两者优劣，看有没有道理，而只是固守传统——我在之前一篇文章《谈谈独立思考，素读以及我们诸多“天然正确”的传统及观念》已经讨论过。
许多“天然正确”的传统或“祖宗之法”之所以是这个样子而不是那个样子，也许根本没有什么科学道理，最多只是迫于当时简陋窘迫的条件罢了。
有人用眼动仪测过——其实根本不用测——对着镜子看一下就知道了，人的眼部形状是一个横置的椭圆形。眼球的运动，横向比起纵向来也要舒服许多，活动区间也更大。
而且，世界上，除了汉字以外，几乎没有哪个民族的文字适合竖排，汉字是方块字，而单个方块字就具有表意能力，古代汉语尤甚，凝练简洁。而西文不同了，无论是法语，德语，英语，单个的字母并不构成意指，必须要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单词，而单词显然横排起来更方便阅读。
像钱锺书的著作，《谈艺录》《管锥编》，其中引用西文尤多，这样肯定是横排更加适合。不独钱老，现在的论文大多也要引用各类西文。同时除了文科引用西文之外，理工科还要引用公式，公式横排起来也更方便。
而作为唯一的反对理由——“汉字从来都是竖排，横排不符合古代延续下来的文字阅读传统，不能随意改变。”——多少显得有些可笑。
对待一个问题，抛开固有传统及成见，客观看待它有没有道理，并没有多难。人不是“牛顿第一定律”中只有惯性而无意识的物。
再说繁体简体。
繁体而至简体确会有信息流失。现代的简体字，有的会对应两个繁体字。比如“发”，分别对应“發”和“髮”，前者阴平，“發财的發”，后者去声，“头髮的髮”。读音不一样，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
再比如，“闲”，分别对应“閒”和“閑”。
“閑”的本义是门栓，“閒”的本义是空隙，他们意思是不同的。简化汉字后，保留了里面的“木”，而不是“月”。
简体字“闲”就袭取了“閒”的意思，“閒暇”就可以写成“闲暇”。而原本“闲”的本义（门栓；栅栏）渐渐不用了。
这样由繁体转至简体，意义多少就流失了。
其实作为标准的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多少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参考，他们用得四册《古代汉语》，以及文选，无论是郁贤皓的还是朱东润的，都是繁体横排本。
所以一般来说，可以按这个标准来。而且读繁体字，也没有多难吧？我们从小看一些港片之类的，多多少少都能认出来一些。习惯了就好。
如果还是感到阅读有些困难，那就看简体横排本，没什么，甚至这个作为初学其实是最为推荐的。
关键一点，你要想明自己读古书的目的是什么？
繁体转简体是会有信息流失，可这些究竟是细枝末节，你又不是像乾嘉学派那样，专门搞文字学的。作为初学者，基本上，都是来学习其中义理的。
《大学》说的诚意、正心、慎独、毋自欺；《论语》里孔老头教你“忠恕之道”、“反求诸己”、“以直报怨”；《孟子》里教导你程序正义比结果正义更重要，“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庄子》在你心情低落时开导你，“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不可入于灵府。”
我们绝大多数读诸子基本都为解除人生诸般困惑而来，如果这种形式让你感到困难，那就换回你熟悉的形式。
遇到问题，时刻返回初心，想明白你读古书为何？如果为义理而来，为解决困惑而来，单单纠结于形式，为其所惑，入不了门，其实本末倒置矣。
不要硬生生给自己先垒起千百级台阶，把精力耗费在末节上，没了耐心，最后弃之不读。重要的是先入门，先读进去，如果你觉得简体横排能让你把书读完，那就简体横排。重要的是先读进去。
比如读《大学》，如果感到繁体竖排不习惯，那就简体横排，挑一个可以看的简单注本，先看完，过一遍，字数也不多，熟读背过之后，再接着看朱熹的《大学章句》，有了前面的基础，这样看起来也不会太费力。
重要的，是先挑选适合自己的版本，对初学来说，适合你的不一定就是公认的权威版本，那些一般都是繁体竖排的，看不进去，囿于形式，本末倒置。先挑一本能看进去的，熟了之后，再进阶，看名家注解。诸子不像小说，一遍了事，经典是常看常新的，可以对比着各个版本，互相参看。由初学到进阶，一步步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