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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了金冲及所著《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启发很大，对于书中有的细节处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整个三大战役中，委员长的表现简直是灾难级的，像是在梦游。
战略决战的序幕已经揭开了，他竟全然不知，忙着补经济灾难的窟窿，以为战场上相安无事。
战场上节节被动，好容易手下的将军们提出了一个作战计划，可是又反复无常，朝令夕改，始终不能执行。自己远远坐在大后方的办公室里看着地图，偏喜欢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
又喜欢召开高级将领们开会打鸡汤，但是关于具体的克服困难的办法又全然不知。
最牛的是，永远无能的是手下，误国的是别人，自己最擅长又最能干的就是“默祷恳求上帝默佑”。
一个统帅，这样的操作，惊得我下巴都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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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仔细想想，这不过是事后诸葛亮，是开了上帝视角去苛责古人。
在三大战役之初，教员和委员长都有各自的战略。
教员的战略是，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战略，不必多说。
委员长的战略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压缩对方的活动空间。
这个战略不就是日军“三光政策”“囚笼政策”的翻版吗？这一套的失败，之前已经被彭总指挥的“百团大战”证明了的，特别是彭德怀还指出过这个战略的短板：“敌伪深入我根据地后，普遍筑碉堡，兵力分散，反而形成敌后的敌后。”
怎么委员长会采用这种已经被证明不管用的战略呢？
他的思路是：解放军没有大城市作为根据地，就只能到处“流窜”，只能算是“流寇”；自己以城市为依托控制住交通线，解放军就无法流动，只能在分割状态下被国民党军“分区清剿”，最终归于消灭。
我禁不住怀疑，他是不是读《曾胡治兵语录》读傻了，误以为和自己作战的还是当初的“捻军”呢？左宗棠和李鸿章靠着控制大城市和交通线，压缩空间的战略消灭了犯了“流寇主义”错误的捻军，可眼下的形势迥然不同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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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知道，一个战略是根据自身本来具有的资源和力量、特点、目标而定制的。确立什么样的战略，首先要看你手中有什么牌？
农村包围城市，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机动作战等等方针都离不开解放群众、发动群众这个出发点，正是因为有了群众的支持，解放军才不难做到知己知彼。
而国民党军队打内战，本身就处于被动的一方。南京政府在农村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是非常可悲的。虽然装备了先进的美式装备，可是越先进的装备就越依赖后勤补给和交通线，这也是委员长战略的不得已之处。
事实上，到了大决战后期，委员长也试图跟对手学，尝试机动作战，可惜缺少现实的条件，拙劣的模仿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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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我能够穿越回去，我真想问问教员，站在对手的立场上，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来应对由他自己发动的攻势才有效？
事实上，从他提出“农村包围城市”，而委员长作为一个军人，迷信武力，认为控制了江浙沪富饶之地和大城市就能统治中国——从那一刻起，胜负就已经分出来了。
成败始于战略。
有一个好的战略，哪怕经历许多局部的失败和挫折，比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等等，最后终究能够胜利。
而战略方向是错误的，你人再能干也很难拗得过天来。最有发言权的只怕是卫立煌、张灵甫、杜聿明那些执行委员长战略的人。
不光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一个组织需要一个好战略，
一家企业、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个体也需要一个明智的战略，才会有希望。
不知泽连斯基、拜登和普京对这句话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