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东的西南角是个书院，教书先生是个即将而立的举人。
先生生得儒雅清秀，常年身穿一席青衫。头发也用一根青布带束起。
我在先生这里度过了八年。从童生到秀才再到举人。
他教我识字断句，又引我作诗谈赋。一晃，我便到了进京赶考之日。
临行之时，先生特地来我家寻我。
我家在离城三十里地的李家村，不算近。
先生说，这考试，不管过不过，总归是别太逞强的。有些话，也不要说得太过明白。说什么，该怎么说，都要多读两遍题再下笔。
先生看着我，嘴唇动了又动。
我以为先生是怕我像在书院那般急躁，便再三保证说我一定会的。
可真正拿到答卷是，我才明白，先生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
考试那日，正逢大雨瓢泼，天潮地湿。
我跪坐在书台前，看着答卷，有些无从下笔。
第一题，你是个怎样的人。
第二题，你认为当今朝堂是否有奸臣当道。
第三题，圣位是否来之有疑。
一套答卷，共八道题。
说自己，说人世，说朝堂。
该怎么说?
如实说?挑好的说?
我不敢下笔。
如实说，我怕李家村上下三百条人命不保。
挑好的说，我...实在是昧不下良心。
百姓每年饿死多少人?大大小小的乞儿每年又有多少人?苛捐杂税每年又有多少银?
这些实实在在的民生疾苦，我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许我视而不见。
此时，我才终于明白先生要说的究竟是什么。
我也终于知道为什么先生博学多才却偏偏停留在了举人。
从鸡鸣到月落，从大雨到天阴，我也只堪堪写下:吾姓李名安，字子实，临安城李家村人是也。
再多的，我不知如何下笔，也不知如何描绘。
我抬手把答卷撕了粉碎，跌跌撞撞地跑回了临安城。
我立在先生面前，不说话，只是低着头。
先生也不问我缘由，只是带我换了身衣裳，又让我吃了碗饭。
“子实，我当年也和你一样。”
“心里装的是抱负，眼里放的是民生。”
“可有些事，你我这些读书人是改不了的。”
“我当年很怨。怨天，怨地，怨我。”
“也恨天，恨地，恨我。”
“那天我看着答卷，说服自己，说服自己只要有了功名，我那些抱负就一定能实现的。”
“于是我满篇赞美，处处美言。”
“可我却忘了，当今最公平的就是不公平。”
“我落榜了。”
“我想，这样也好。说不定我真的入朝为官连初心也该丢了。”
先生说了很多。从幼时到赶考，从赶考到举人。
可我还是不甘。
家里供我读书不容易。
大哥二哥每天去码头帮工。肩头磨出的是血，手面嵌的是茧。
就连十岁的小妹也整日给绣房做活，半百的爹娘也到处挣零碎银子供我读书。
先生，我也怨，我也恨。
后来，我和先生一起在书院教书。
我们都想看看，这世道，究竟会变成个什么样。
百姓，又何时才能活得好一点。
哪怕就一点。
书院的桃花落了一年又一年，书院的大门摇摇晃晃立了一年又一年，书院的孩子也来来回回去了一拨又一拨。
我和先生立在这个不大的书院。
这些半大的孩子啃着窝窝头，泛旧的衣衫角互相缠绕着。
我教识字，先生便讲经义；我话世事，先生便道民生。
我看着这些不大的孩子，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青涩，稚嫩。但眼里有光，心里是百姓。
一晃，十五年过去了。
十五年。政权换了，朝臣换了，政令换了。
可苛捐杂税没有换，百姓没有换，村里大大小小漏雨的茅草屋也没有换。
十五年来，我和先生始终守着书院，守着这点微弱的理想。
我们不时拿着些窝窝头出去，分给那些皮包骨头的乞儿。
我向东走，先生便往西去。
先生不说话。
但他的肩膀在动，眼睛在湿，每次伸出的手也在抖。
我多想成为一个武将。翻了这政权，再废了这法令。
不久，我和先生听说枣花庄出了一个格外聪慧的孩子。
他年仅不过十七，却造了水车，改了犁具，又制了农具。
我同先生对视一眼，便一齐去寻了这孩子。
知礼，干净，有想法，有见识。不像是这村里长大的孩子。
又过了三年，枣花村掀起了一场起义，规模从三千到十万。
从临安打到长安。
不过一年，便换了政权，立了新主，颁了新令。
那夜的月色格外暗。
临安刚关城门，便隐隐约约响起一阵号角声。
越来越急，越来越响。
次日清晨，便传来消息说枣花庄起义了。
连同那些皮包骨头的乞儿。
他们从临安一路北上，所过之处，大开粮仓。
犁具又如何?
砍刀又如何?
只要覆了这政权，便是扛着一身骨头也心甘情愿。
城破那日，长安城的百姓纷纷涌入城口，拿着自家唯一的那点米、蛋，想让将士们垫垫肚子。
可他们谁也没接。
只因将军说过，不拿百姓的一针一线，一米一粮。
而这百姓，也是不久前的他们。
消息传回临安那日，我和先生就立在城门口。
我们身后是临安的百姓。
那日午后，太阳火辣辣的。
一名小将快马加鞭，还未停稳便宣告了政权新立的消息。
而后张贴了一张告示:改国号为景，免苛捐杂税三年整。
我看着周边的百姓。
有人大哭，有人大笑。
有人跪在地上，磕了一滩又一摊的血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