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最后一天。
打开手机，满屏都是年终盘点、年度关键词、新年致辞和跨年活动。
我窝在家里，哪里都没去，外面的喧闹与我无关。这似乎已经成为了我最近的常态。
回想一下，2025年于我而言似乎应该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我出版了人生第一本著作《教育，站在儿童这边》，我终于把已经有些破旧、早就应该重新装修的房子装修好了。用张文质老师的话来说，这一年我本可以也“飘”一下的。
但是，我分明又是在一步步地往后退缩着。
工作：我退回了那个小方格里
我的办公室是一个9平米的小空间，办公、午休都在这里，虽然外面有一个可以叫做“接待室”的地方，比办公室大，但是没有门，现在不仅冷冷清清，甚至我自己也只是把它当作过道，那一长两短三张沙发也已经被冷落了一两年了，不知道它们会不会常常在背后对我表示不满。
现在，我每天早上到办公室，都是直接穿过这个所谓的“接待室”，进入那个9平米的小格子，除了开会、上课、吃饭、做操、上洗手间，我基本上就是待在那个格子里，看书、喝茶，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成了学校最闲的那一个。
但是，这绝不是我想要的工作。
过去，我一直是一个对工作充满了热情的人，作为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我喜欢深入课堂去听课，我喜欢参加科组活动，我喜欢跟老师们研究教学，也喜欢跟老师们探讨班主任工作，我始终觉得，我有责任有义务对年轻老师的成长付出心力，而且也能在这些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价值感。过去，我一直凭着这份热情，帮助了很多年轻老师，也得到了他们的喜爱，很多年轻老师也很快成长起来，虽然我不敢说他们的成长与我有关系，但是看到他们的成长，我打心眼里感到开心。
过去，我一直认为自己在工作上是非常有想法的，无论是我负责的教学工作，还是学校的其他工作，我总是喜欢从多个角度去思考，既表达自己不同的看法，也提出自己能够想到的问题，既考虑学校的整体发展，更关注老师和学生的全面成长。而且，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学习的人，这些年跟着张文质老师，也确实见了一些世面，开阔了眼界，认知也得到了提升，我特别愿把我的很多思考，我的很多认识跟老师们交，帮助他们成长。担任副校长十几年，我一直是这样工作的，搭档的校长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学校老师也跟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甚至很多还成为了朋友，家长们也对我的工作非常认可。
也许正是这样，我以为我做的是对的，我以为我会一直这样工作下去。
但是……
鲁迅先生曾说：“从来如此，便对吗？”这一年多，有一个声音一直对我说：“一直这样，就对吗？”“一直这样，就该继续吗？”对啊，一直这样工作，便对吗？一直这样工作，就该继续这样工作吗？我还是低估了人性的复杂，低估了社会与时代的变化。不是所有的人都乐于接受不同的意见，也不是所有人都乐于学习与成长，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相信世界上还有美好，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对别人的好心怀感激。
于是，我一直坚持的“只要在学校，每节公开课必听必评”的原则打破了；于是，我一直坚持的“只要没外出，所有教研活动必参加”的原则打破了；于是，我一直坚持的每天巡课至少三四次减少了；于是，我只关注自己分管的工作，别的工作尽量不关心了；于是，开会的时候我尽量少说话不说话了；于是，我组织的读书会因为只剩下三四个人静默了；于是，我学会了沉默；于是，我退到了那个9平米的格子间。
我想，在退休之前，这大概就是我的状态了。
生活：我退到了一种慵懒的状态
说实话，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我喜欢静静的环境，我喜欢三五好友而不是一大群人一起玩乐，我更喜欢独处，所以，我的骨子里其实比较清冷。
但是我又不是一个孤僻、冷漠的人，或者还可以说我是一个非常重情意的人，我不希望辜负自己的师长，不愿意疏远我的朋友，随着年岁的增长，认识的朋友越来越多，彼此见见面，聊聊天，吃吃饭，聚一聚，这都是特别平常的事情，也是需要的，毕竟能够一起毫无心理压力地吃饭的朋友也不多。
但是今年，即使是这些为数不多能够一起吃饭的朋友，我都见得不多，聚得更少，我似乎比以往更加慵懒了。周末，我也不想联系谁，只是自己一个人，吃饭，看书，散步，刷视频，逛公园，有时候连电话都不愿意打一个。
当然，这里面有客观的原因，一是因为装修房子，有一点点忙，要操心的事情比以往多；二是因为妈妈暑假又摔伤了，我照顾了一个月，还回去了两趟；三是参加了几次写作班的活动，又承担了醒走者挑战读写营的一些工作。这些原因让我确实比以往忙一点。
但是我知道，真正的原因在于我的懈怠，在于我从心底里的提不起劲，甚至想要包裹自己。也许是工作上的挫败感或者说工作上遭遇的打压让我有点颓废，让我有点怀疑自己，我对什么交往都有一些抗拒，包括挑战300天的写作打卡都有很多时候是敷衍，阅读也陷入了一种心不在焉的状态。我感觉我患上了一种叫做“懒癌”的病，每天像一个工具人，两点一线，按时上班，按时下班，生活没有一丝微澜。
坚守：为了我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