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毅乐学书院之学妹读经
一字一句读《论语》第290天
原文阅读：
13.18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译文讲解：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家乡有个叫躬的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父亲。”孔子说：“我们乡党的正直和你们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启发思考：
这一段对话体现的冲突，其实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情与理、情与法的冲突。家人亲属有了过错甚至犯了法，亲人该不该替他隐瞒？进一步，到了法庭上，要不要实话实说做证？这个问题在中西方法理和政治实践上一向有争论。可以看出，这个争论在孔子时代的中国已经初露端倪了。
孔子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话现在听起来似乎不讲道理，父亲明明做了错事，你还要为他遮掩，这还能叫耿直？显然，孔子是把正直纳入“孝”与“慈”等和礼相关的大范畴群中来考虑了。而衡量某个具体行为，包括是否正直，都要纳入到“礼”这个更高一级的道德选项来做考虑。
而叶公的看法颇似我们今天所谓的“偷窃就是偷窃，无论以何种身份或何种理由，而同罪必受同罚”，但在孔子看来，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抽象的正义，而是具体的人性。在这样的序列中，血缘关系是优先于法律和规矩的，至亲之间互相包庇罪行，这才叫“直”。别说一只羊这种小事情不能破坏亲子血缘关系，就连圣王舜帝遇到父亲面临刑治时，也会弃天下而不顾，把亲情放在首先考虑的位置上。
舜当然是一个好儿子，但可否说他同时也是一个好天子呢？儒家的主流答案是肯定的。正因为大舜轻易地为了亲情而放弃天下，他才是一位好天子；假若他以天下为重，大公无私，反而是个不称职的天子。换言之，一个连亲生父亲都不袒护的人显然就是一个泯灭了基本人性的人，而一个泯灭了基本人性的人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好天子呢？也就是说，即便站在天下生民的立场上，出于对全社会的福祉的关怀来考虑问题，也一样应该认同大舜的做法。
儒家认为，这其实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抉择：舜抛弃了天下人，这固然对民生不利，但如果他大义灭亲，听任皋陶秉公执法，那么这样一个灭绝人伦的天子一定会给天下带来更大的灾难。引申来说，倘若纯粹以公利来评判政治人物而不计其私德的话，公利反而会遭受更大程度的损害。
面对这种事情的选择，不独中国人有。柏拉图的《对话录》里，记载过苏格拉底跟游叙弗伦的交锋。游叙弗伦去法院告自己的父亲犯有杀人罪。真实状况是他父亲有个仆人杀死了一个家奴，他父亲就把仆人绑起来扔在沟里，派人去雅典请示神的意旨如何处置。可使者还没回来，仆人已经冻饿而死，所以游叙弗伦就要告父亲犯有杀人罪。
苏格拉底通过不断追问，瓦解了游叙弗伦关于敬神和渎神的基本观念，因此出于所谓正义的观念来控告父亲犯有杀人罪的前提被动摇了。在苏格拉底看来，什么是正义，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绝对不简单。
在历史上，儒家有大义灭亲的说法，也有子为父隐的案例，这是伦理学和法律学中的两难选择。孔子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在二千多年的历史里，通过各种形式的注、疏、笺、解、说，也呈现出众彩纷呈的多样性。也正是一代代儒生对它进行不断的诠释，为它注入了新的时代因素，使它得以长久地参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构建。
在今天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刑事诉讼法已经有了“亲属拒证权”的规定，虽然一般人接到法院通知，没有正当理由不能不出庭作证，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样的做法，尊重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古老传统和人性需求。这大概也得益于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充满张力的思考框架，给今人处理和解决这个复杂问题留下了宝贵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