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1天《梁惠王上 凡七章》1.1

原文阅读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字词注释

[1] 梁惠王：即魏惠王，惠是其谥号，后迁都大梁，故又称梁惠王。

[2] 叟：对长者的尊称。

[3] 亦：只。

[4] 大夫：古代官职。夏、商、周三代分卿、大夫、士三个等级。

[5] 士庶人：士和庶人。庶人，老百姓。

[6] 交：互相。征：取。

[7] 乘（shènɡ）：古代一辆战车为一乘。

[8] 弑（shì）：古时下杀上、卑杀尊叫弑。家：有封地采邑的公卿大夫。

[9] 苟：如果。

[10] 餍（yàn）：满足。

[11] 遗：抛弃。

[12] 后：朱熹注：“后，不急也。”

译文参考

        孟子拜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辞劳苦远道而来，将会为我国带来什么利益吗？”

      孟子回答说：“大王，您为什么一定要说利呢？只要仁义就够了。国君说：‘怎样使我的国家获利呢？’大夫说：‘怎样使我家获利呢？’士和百姓说：‘怎样使自己获利呢？’上上下下互相争私逐利，那么国家就危险了。拥有万辆战车的国家，杀死它国君的一定是拥有千辆战车的诸侯；拥有千辆战车的国家，杀死它国君的一定是拥有百辆战车的卿大夫。一万辆战车中，诸侯拥有一千辆；一千辆战车中，大夫拥有一百辆，不能算不多了。如果轻仁义而重私利，那大夫不把国君的全部财产夺去，就永远不会满足。从来没有重仁的人抛弃他父母的，从来没有重义的人怠慢他君主的。大王您只讲仁义就够了，为什么一定要讲利呢？”

核心内容解读

      《孟子》仿照《论语》，以每部分第一章中的前两三个字为名。《梁惠王上》共七章，通过孟子与梁惠王、梁襄王和齐宣王的对话，初步论述了他本人的仁政观点。

      梁惠王即位后招贤纳士；开凿鸿沟，发展农业；选拔武卒、修筑魏长城，在起初二十多年内，魏国变得富强，在战国群雄中最为强大，第一个自封为王，但外交上的四面树敌和军事上的接连失利，还是让魏国由盛转衰。

      战国时期，各国竞争激烈，梁惠王四处派出使者，访求大贤，《史记》说他“卑礼厚币以招贤者，而孟轲至梁”，也就是请来了孟子。

      孟子以孔子的私淑弟子自命，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把它运用到自己的政治学说中，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并为之奋斗终生。

      《梁惠王上》涉及了仁政的几个方面，即仁义与利的关系，仁政与真正的快乐的关系，仁政与治国的关系，以及仁政与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关系。

      《孟子》中的“义利之辨”是儒家思想中一个核心的伦理命题，集中体现了孟子对道德原则（义）与物质利益（利）关系的哲学思考。

      这一辨析贯穿于《孟子》全书，既是对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思想的继承，又在时代背景下发展出更具实践性和批判性的内涵。

        孟子在开篇就提出对“利”的警惕：“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义利之辨”是在道德（义）和利益（利）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的问题。面对战国诸侯争霸、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现实，孟子尖锐批评统治者若以私利为导向，会导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他认为，若人人追逐私利，社会将陷入混乱，而“义”才是维系秩序的根本。

      《大学》里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希望先给梁惠王正心，一心逐利，必然利令智昏，心不正，一切无从谈起。

      当私利与公义存在冲突时，个人或统治者的私利追求会损害群体利益，而“义”代表符合道德的公利。  而且，行为的出发点比结果更重要。如果以“利”为动机，即使结果看似有益，也违背了道德原则。

        尽管孟子反对以私利为导向，但他并非完全否定“利”的价值，重在强调不能见利忘义。义与利有时可以统一，但在无法两全时，应当舍利取义。孔子讲的“杀身成仁”和孟子讲的“舍生取义”都是强调在道德与利益冲突时，选择道德的重要性。

        孟子将义利之辨上升为政治哲学，主张“王道”与“霸道”的对立：  霸道是以武力、权谋追求国家之利，虽能短期强大，但终将失民心。  王道则以仁义治国，通过“保民而王”实现长治久安（《梁惠王上》）。  这一思想批判了法家“富国强兵”的功利主义，强调政治合法性应建立在道德基础上。

        北宋理学家程颐把义利之辨的逻辑说得很清楚：“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唯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当是之时，天下之人唯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

        君子未尝不想得到利益。但是如果你一心想着利益，眼里只盯着利益，那就对你有害。而行仁义的人，虽然不追求利益，却无往不利。在当时，天下之人都利欲熏心，所以孟子只讲仁义，不讲利益，拔本塞源，以救时弊，这是孟子的圣贤之心。

    “义利之辨”对现代社会依然有多重启示:在商业伦理方面，反对唯利是图的资本逻辑，强调企业社会责任需以“义”为根基。  在个人价值选择方面，在物质利益与道德原则冲突时，孟子主张“舍生取义”（《告子上》），但需注意其语境并非否定合理生存需求。  在政策导向方面，国家公共政策应平衡效率与公平，避免因追求经济增长牺牲社会正义。

      虽然后世对孟子义利观存在“过于理想化”的批评，认为在资源有限的社会中，完全排斥“利”可能导致空泛的道德说教。 实际上，孟子的义利之辨并非简单的对立，而是通过道德优先性重构社会价值秩序。它提醒我们：在个人与社会发展中，需以“义”为导航，将利益追求约束在道德框架内。这一思想对当代社会过度功利化的倾向仍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背景知识介绍

三家分晋开启战国时代

        梁惠王的先祖是魏国的建立者。当时韩赵魏三家分晋，三个大夫联手灭了他们的主君，把晋国分了。

        有一种常见的说法，认为“三家分晋”标志着战国时代的开始，但有争议的地方在于，所谓“三家分晋”可以有两个事件。实质上的“三家分晋”是，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智家的土地，晋国和晋君早就名存实亡了。而名义上的“三家分晋”，则发生在《资治通鉴》的起始年，也就是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把韩、赵、魏三家封为诸侯。所以，有人以公元前453年作为战国时代的开始，也有人以公元前403年作为战国时代的开始，两者相差半个世纪。

      战国时代到底从哪一年算起有不同的说法。以公元前453年，也就是晋阳反击战的那一年作为战国始年的，首推西汉学者刘向编订的《战国策》，毕竟“战国”作为一个时代概念就是从《战国策》这个书名来的。今天比较通行的则是司马迁的说法，定在公元前475年。

      而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以公元前403年作为开端，暗示所谓战国时代是以周天子授予韩、赵、魏诸侯地位为开始的。因为在他看来，只要周天子不予认可，韩、赵、魏就算真的瓜分了晋国，也不过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名”比“实”重要得多。

参考资料

《孟子》，方勇 译注，中华书局，2015年2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华杉讲透〈孟子〉》，华杉，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读客，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