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笔者来到湖南图书馆，聆听了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易彬应邀在湘图讲坛所作的一场精彩讲座，收获不小。易彬以《历史意义与现实情怀——关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为主题，讲述了长沙临时大学的来龙去脉，以现实遗迹寻历史意义，以历史钩沉传承传统文化，以文献整理凸显时代精神。

讲座一开始，易彬通过杨振宁、许渊冲、马识途等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联大学子联袂“出演”、2021年5月上演的电影《九零后》，以及2020年播出的40集电视剧《我们的西南联大》，引出本次讲座要讲的主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南迁到长沙，组建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其实际存在时间只有数月，但在国家危难之际的这种特殊历程，为后来学校西迁至昆明，发展成为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易彬的讲座围绕这几个问题展开：为什么在战争来临时还要继续办学、为什么选择长沙、如何来长沙、在长沙如何办学、为什么又离开长沙、在长沙留下了怎样的遗产等。

为此，易彬分析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主要事件、战时教育VS长期教育、当时大部分学校迁入西南，选择长沙是因为当时国民政府对战争形势的误判，且地处中国中部的长沙相对安全，而清华大学1933年曾考虑过南迁。北大教授陈达和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对南迁都有用日记记录下来，有徒步、坐船、坐火车等。

易彬以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从长沙到昆明》、查良铮《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闻一多《八年来的回忆与感想》所记载为例，说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校舍分布情况，及其与南岳分校一样条件极差，陈寅恪、冯友兰等人都把这次三校南迁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南渡，都有过“历史的忧虑”。穆旦（即查良铮）写下诗歌《在秋天》表达了同样低落的情绪。

是救亡还是上学？是留在长沙还是去云南？当时有过很大的争论，张治中将军曾反对迁移，而陈诚将军则主张学校应当迁移。由于南京陷落，武汉和长沙都告急，学校被迫于1938年2月正式西迁。

为什么迁到昆明？因为昆明距离前线较远，有滇越铁路通往海外，学校的设备仪器可由香港经安南（即越南）运至昆明。

从长沙到昆明采用什么交通工具呢？学校设计了三条西迁路线，其中一路从1938年2月20日走到4月28日，共68天，除了一部分路程用车船代步外，实际步行1300多公里，最多的一天行程40-50公里。长沙临时大学“准予赴滇就学学生名单”有878人。

“湘黔滇旅行团”用两辆卡车运送行李。出发前，中将参议黄师岳团长将这次行军的意义与历史上的张骞通西域、玄奘游天竺、郑和下西洋相提并论。

行军队伍成为了一支让老百姓惊奇的队伍。学校规定，步行学生沿途须作调查、采集工作，以了解各地风土民情，使迁移本身寓教育意义。这在刘兆吉《西南采风录》、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中有详细的记录。闻一多严于律己、率先垂范，还说“不赶走日本人，我就不剃胡子，看他能够长多长！”穆旦写了《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后来在云南蒙自、四川叙永设立了分校，直到1946年7月底停止办学，实存时间8年零11个月，共有学生8000多人，毕业生3343人。

关于长沙临时大学留下了什么遗产的问题，易彬认为，有精神遗产“刚毅坚卓、家国情怀”等；有文化遗产，有关人士在收集、整理相关资料，预计超过60万字；其中包括文学遗产：新诗人，新诗歌，如成长中的诗人穆旦，如两度来华任教的英国学者威廉．燕卜荪著有长诗《南岳之秋》，他所讲授的英国现代诗，被认为对现主义在昆明的兴起影响巨大；还有杜运燮、张同道编的《西南联大现代诗钞》，海男著的《穿越西南联大挽歌》。

谈到历史如何进入当下、当下如何激活历史的问题，易彬讲了南岳．圣经学校旧址，提到了前几年媒体人杨潇重走长征路，写下《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一书。

易彬对书中涉及的几个重要人物和历史遗迹作了介绍。湘黔滇旅行团成员之一黄培云和赵元任的女儿赵新那，这夫妻俩后来参与创办了中南矿冶学院，著有《黄培云口述自传》；提到了国学大师赵元任及夫人杨步伟，赵元任外孙黄家林与母亲赵新那一起，将赵元任拍摄的大量图片资料整理编辑出版了《好玩儿的大师》一书。

易彬最后说，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需要有人去收集整理，众多的历史人物和遗迹背后的故事，需要有人去挖掘和讲述，只有通过田野调查、口述历史和非虚构写作，去还原历史的真相，才能使传统文化得以薪火相传，使文化先驱的精神得以重构和延续，从而从中获得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