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两宋之际的变化，旧有史著虽有讨论，却不够深入。其中有四种观点值得再做讨论：
1.南宋版图缩小，导致士大夫视野也变得短浅。
质疑：北宋领土也小于唐朝，但士大夫的视野并未受到限制。南宋的军事外交虽然软弱，但文化上的的优越地位并未受到挑战。
新论：南宋士大夫见识短浅，主要是因为他们居住的太过靠近。临安既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人们扎堆住在临安，没有外出的需要，因而视野狭隘。
2.巨额军费与腐朽统治，导致文化发展资源不足。
质疑：资源是否决定了文化的发展？
3.财富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这些群体不支持文化进步。
质疑：北宋时期，财富也没有掌握在百姓手中，但文化依旧繁荣，这又如何解释？
新论：2、3观点都是用经济解释历史，但经济的变化往往包含在政治决策中，所以将文化的内向归咎于经济，似不合理。（这一段意思很模糊，不知道是否理解正确）
4.皇帝不辨忠奸，权力下放给某个代理人，而这个代理人蠹政祸国。
反思：为何一个代理人的错误决策就会影响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取向？
新论：古代的权力结构可以有三种模式。第一，帝王与官僚各司其职。第二，帝王或权臣独立行使权力，官僚只能从旁赞助，这是集权结构。第三，帝王或代理人独自决策，官僚不能发表意见，这是专制结构。宋代的士大夫往往兼学者与官僚于一身，对儒家之“道”的追求重于他们对官僚生涯的渴望。
按：我觉得这一节其实写的不太好（卑微发言），论点不太明确，论证过程中的逻辑也不是很能说服人。不知道是作者就写成这样，还是翻译的问题。版图缩小，确实不会必然导致文化上的保守，但问题是，北宋版图缩小却没有丢掉中原地区，而南宋却被赶到南方了，这其中还是有差别的。要说南宋士大夫见识短浅是因为彼此住的太近了，但问题是，北宋的士大夫在考取功名后，也会尽可能的迁居京城，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自我封闭，这又怎么说呢？代理人的个人决策确实不能影响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但能够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那种士大夫更多出现在北宋初期，党争以后，宋代士大夫的发言空间也是在不断缩小的，这种变化或许就是作者之后想要说的两宋之际的转向吧，可是这里的引入真的有种不知所云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