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精神》的写作，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活，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华夏文明中，你的一举一动都有先祖的影子，正因为大家都很熟悉，所以你一旦“画虎不成反类犬”，就会引起大家的不屑。在这种情境下，钱穆先生却能以众人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推导出中国历史精神，首先令我们佩服的是勇气，其次才是才学。
泛泛而谈中国历史，似乎只是一部帝王史、权术史，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被统治者——人民的角度，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历史第一要能观察，第二才是记录。别人的观察终究是别人的，而我们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非得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尽管历史作为人生的经验，人生的事业，有不定期下的持久性，但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无一例外是短暂的，因此我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目的不在于记忆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而是培育一种从过去，透过现在去直达将来的能力。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我们引以为傲，但是这不过是夜郎自大。我们对于真实历史的把控，不如西方人，西方人尚且追寻巴比伦、埃及的古迹，现代的中国人少有人去思考我们从哪里来，甚至巴不得有时光隧道可以穿越至无穷的未来。钱穆指出，这种习性是从清代越演越烈的，清代作为汉民族以外的“蛮族”，深谙“欲去其志，必去其史”的道理，因此我们今天所能接触的历史都不是本来面目，而是经过民族主义者的改造与掩饰。
钱穆痛斥，今天的中国生了一场病，一场文化病，他认为只要是生命体，生病是必然的，但是如果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找不到病根，就根本谈不上医治，我们可以埋怨生命、厌恶生命，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道听途说、并不真实的历史去否定我们的民族、消解我们的文化，于是《中国历史精神》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充满着钱穆先生的责任、担当与才华。
历史的时间不是物理学上的时间，不是自然科学的时间，这一秒过去了，下一秒还没有到来，那一秒便是将来。我们认知历史的时间，是带有对生命的理解与尊重，甚至是敬畏，逝者如斯夫，我们一旦具有了宏观思维，我们就无惧于自己活得太匆匆，而是立足于“求其变”与“求其久”的均衡。由此可证，史学是研究生命的科学，其价值不咨于生物，对于新时代的读者，我们需要在永恒中日新万变，在日新万变中认识其永恒持续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