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诺大的房间里只有我和医生两人，坐在椅子上四目相对。我不太接受医生提出的条件，就好像囚犯在法庭上和法官讨价还价，争取最大程度的自由。要在以往，我绝对会离开这件屋子，寻找下一个真正“理解我”的医生，让她再也看不见我，但刚刚母亲打来的电话让我重新审视了医生的条件——还不错，我是说，如果真的有效的话。
我拿出手机，争取监护人的同意，其实我已经成年很久了，我很希望表格里的定语变成家属。医生从柜子里翻出一沓纸，我随便翻了翻，国家和医保为我承担了大部分负担，但我仍要交大约1.5倍学费的治疗费用，我现在终于明白心理医生这二层小楼是从哪儿来的了，甚至还觉得它不够豪华。再三确认后，我将在住院部呆上四十五天，接受眼动脱敏、精神解构以及可能用到的所有先进手段。我在征求医生同意后在最末尾加了一条：不得将我作为多重人格治疗的试验品。DID是一种罕见的疾病，真实的发病率不足百万分之一。
我退掉宾馆二楼的房间，拿到一千多剩余房费，我准备在病好以后用这笔钱去摄影穷游，除了读大学及回家，我还没去过第三座城市。宾馆老板表现出恋恋不舍的样子，但我知道他早在一个月前就给他儿子物色好了家教，是那种真正的老师，比我价格贵了几十块每天，他会想我的，我有这个把握。
病房很宽敞，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床单，看起来有些单调。但我的杂货铺不允许在这儿开张。一方面，护士有所有，我需要的免费的材料，另一方面，胶布，封口胶和剪刀为自杀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墙壁上的小窗开得高高的，这使我无法在病房里眺望天空，宾馆的落地窗成为遥远的梦想，这里正午之前都需要白炽灯照明。为了防止病人跳楼么？我想，大概来之不易的阳光才更令人难忘。
第一次治疗，医生让我讲述《盲人摸象》的寓言故事：不同的盲人触摸到大象身体的不同部位，有人摸到长矛似的象牙，有人摸到柱子似的大腿，他们认为自己摸到了不同的对象。“也许我们正在做一样的事情，”医生说，“每一个方面都是真实的，也许都不是真实的，但得到这种结论的前提是我们是盲人。”
“眼见为实。”我似乎没有感悟到医生的点。
“当你闭上眼，也许你正摸的是大象的长牙，也许它就是一根长矛，大象只存在于你的想象之中。”
“那我该怎样区分呢？我是说，摸象似的幻觉。”
“我们的心自出生一直都是睁开的，审视我们的一举一动，但少部分人，因为内心受到剧烈的刺激而永远闭上了眼，甚至，比如你，幻想出一个人格承担这份痛苦，他有时是长矛，有时是象牙（我的一部分），你得克服这部分难以忍受的痛苦才能和自己和解。”
“我的童年很快乐，除了发现自己是人格分裂之前，我所记忆的只是读书和思考，有时在田埂眺望太阳起落，这便是我全部的生活。”
“不，这部分记忆你不知道，你失去了自我同一性，心理系的学生应该听得懂：只有他我才真正保留这部分记忆。”
“要我直接问他么？”
“我会对你进行精神重构，也许潜意识里你还记得些什么。或者更简单，你可以问小时候的监护人，玩伴等等，他们也应该记得些什么。”
我想起童年的那些日记，但它们都是发病之后写下的，最早的一篇也在搬家之后（农村不要求写日记），又想起和红初级见面的那种熟悉感，直觉告诉我，这对我意义重大的痛苦就发生在九岁那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