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渐渐远去的祖辈
一直觉得自己祖辈的人员关系很是复杂，总想做些记录。
先说说我的父亲辈。我的父亲是在两岁多时被现在的奶奶领养的，为了区分我这个复杂的祖辈关系，姑且在此称呼我的奶奶为“养奶奶”（因为从血缘角度我在后面还要讲到我的亲奶奶）。
有养奶奶一定是有养爷爷的，为何分开说，是因为我有两个养爷爷。我的第一个养爷爷是我太爷爷太奶奶领养的。
太爷爷太奶奶膝下无儿女，就从隔壁县里的堂兄弟家过继了一个儿子过来，就是我的养爷爷了，养爷爷和养奶奶成亲后也是一直无子女，不得已太奶奶作主，从邻近的镇上领养了一个男娃，就是我的父亲了，同时还从另外一户人家领养了一个女娃，是我的大姑。
养爷爷养奶奶领养了这一双儿女后不久，不知什么原因，养爷爷突然疯了，据老一辈的人说是在一天深夜里受了什么惊吓造成的。养爷爷整天在外面疯跑，终于有一天他在试图跳跃一条河流时掉进河里溺水而亡。
养爷爷死了，当时的太爷爷太奶奶家在当地大概是个中等地主吧，家境还算殷实，太奶奶又作主为养奶奶招了一门亲，就是我的第二个养爷爷做了上门女婿，为了区分关系，姑且称呼第二个养爷爷为“后爷爷“。
后爷爷和养奶奶成亲后生下了一个女儿，就是我的小姑，这是唯一真正诞生在这个家族里的一个后代，但从血缘上来说，已经和这个家族没有什么关系了，不过小姑一直和我们很亲，也有年龄相差不是太大的因素。
父亲既然是被领养的，就必定还有自己的亲生父母，也就是我的亲爷爷和亲奶奶。亲爷爷和亲奶奶在隔壁小镇上做些小生意，生了两儿两女，最小的孩子就是我的父亲。
大概在我父亲两岁左右，亲爷爷离家走单帮，他一直就走到了远离家乡的重庆（我的家乡在江苏），并且在那里又成了一个家，生下了一双儿女，所以至今我在重庆还有两个拥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小叔和小姑。虽说只有一半血缘关系，长相却和父亲老家这边的兄弟姐妹非常相似，当年小叔和小姑第一次来江苏认亲时，一看不用多说肯定是爷爷亲生的了。
留在家乡的亲奶奶一人无力抚养两双儿女，就狠下心把年龄较小的一双儿女送了人，这就包括了我的父亲。所以我父亲命运的第一次改变就是因为他亲生父亲的离家出走。
亲爷爷在重庆生活了几年，在一双儿女都还不满十岁的时候，他又抛弃那个家重新回到了家乡，不久后病死在第一个家里。印象中亲奶奶是在我刚上小学时故去的，好像也就是在那一次葬礼上第一次见到了亲奶奶。那个葬礼留给我的唯一印象就是从小在家长大的大姑妈和打小就被送人的二姑妈不知什么原因大吵了一架。
我的父亲在养父母家长大后娶了我的母亲，生下了我们姐弟仨（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大姐，只不过刚出生没多久就夭折了，为此母亲还落下了偏头痛的毛病）。一家人日子过得和和美美，但好景不长，在我12岁那年，母亲因为一场被误诊的疾病英年早逝，当时她只有37岁。
到这里该说说我母亲辈那边的关系了。我的亲外公娶过两任妻子，第一任妻子生下了我的大姨，算是和我们有一半血缘关系。但在我大姨还年幼时，外公的第一任妻子就过世了，所以我的外公就娶了第二任妻子，也就是我的外婆。
我的外婆和外公生了一儿两女，最小的女儿就是我的母亲。但我的母亲并没有见过她的大哥，也就是我的舅舅。在我舅舅大概16岁的时候，因为反对家里包办婚姻离家出走了，从此如人间蒸发一般再也没出现。老一辈的传说，舅舅离家出走时正好碰上国民党抓壮丁，给抓走充入了行伍；后来还有人说在台湾见过舅舅，说是成了国民党的一个军官。但在我二伯，也就是我的二姨妈（因为舅舅离家出走后家里没有男丁，母亲就和她的姐姐兄弟相称，我们子女辈也就把姨妈都称呼为“伯“，我二姨的孩子就称呼我母亲为”小伯“）那里有另外一个版本的说法，说是在”文革“前曾经收到一封我舅舅寄回的信，信中只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舅舅穿着一身军装，照片后面写了一句话”我在遥远的菲律宾“。后来文革到来后，都要清查海外关系，外婆家人心里害怕，就把这唯一的一张舅舅照片给烧了。所以二伯的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已无从验证，因为我的二伯喜欢在记忆中添加一些合理的想像，这个说法中就有可能存在想像的成分，代表了一种美好的心愿吧（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何会在菲律宾）。
外公因为唯一的儿子离家且不见了，积郁成疾，在我母亲6岁那年撒手归去。外婆估计也难以独立抚养两个孩子，就给自己招了一门亲，我的第二个外公，姑且称他为“后外公”就入赘到了外婆家。其实那时候，后外公自己也有两个儿子，好在这两个儿子都已基本成年，且成年后也并没有怪罪自己的父亲，我们因此还多了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舅舅。
后外公抛下了自己的两个儿子来到外婆家帮助外婆抚养两个女儿。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认为后外公这个男人很不负责，自己的儿子不管，却去帮别人抚养女儿，应该是个’坏人”。可实际上，这个后外公和我的后爷爷形成鲜明对比，我的后爷爷可以说是一个“坏人”。
太奶奶在世时非常宠溺这个领养的孙子，就是我的父亲，后爷爷是入赘的身份，自是不敢造次。但在我太奶奶过世后，后爷爷对我父亲就十分不待见，好在那时我父亲已成人，后爷爷对他好坏都关系不大了。自从我记事起，后爷爷对我们虽不能说是“恶语相加”，也可以说是“恶颜相待”了。小时候父母工作忙，下班晚了我们就可能吃不上饭，偶尔需要到一个院子里的爷爷奶奶家吃饭，后爷爷总是盯着我们盛饭，生怕我们添多了。我母亲过世后不久的一个周末下着雨，住校的我和姐姐两人顶风冒雨回到家，发现爸爸留在县城没回家，就打算到爷爷奶奶家吃饭，后爷爷借故饭不够没留我们。我和姐姐两人只好又去较远的外婆家，雨天路滑，到外婆家时已是滚了一身泥水，把外婆心疼得直叹息。
后爷爷生命的最后时期因为中风而卧病在床，他终于承认他对不住我们姐弟仨，因为在他亲生的非亲生的孙辈中，只有我们姐弟仨算是“出息”了，但并没有记恨他们，逢年过节总会专程回去看望他们，比他当年疼爱的孙辈做得更好。
说回到我的后外公，那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外婆家院子里种满了各种瓜藤果树，春天有桃子、夏天有西瓜和香瓜、秋天有柿子和枣子，好像只有冬天没有瓜果。后外公一个标志性的特点就是胳膊肘儿总是挽着一只竹篮子，篮子里装着应季的瓜果乐呵呵来我家。因为后外公长着长长的眉毛，又喜欢对着孩子做鬼脸，所以邻居的小伙伴都叫他“夜猫公公”，每次远远看见我外公过来，小伙伴就喊着“夜猫公公来啦，夜猫公公来啦！”而我们就会欢喜地迎上去。记得上小学时，要是哪天下雨了，后外公又会挽上竹篮子，装上几盒蛋炒饭，送到我和姐姐就读的小学，撑着一把大黄油纸伞，在教室门口一透一透地瞄我们。母亲去世那天，邻居告诉他，你的“正狗”（母亲名字中有一个“正”字，外公就一直跟着外婆溺爱地称呼我妈“正狗”）从医院回家了。外公以为我母亲的病好了，就兴冲冲又挽上竹篮子上我家来了，走到我家门前的大路上，远远地看到我家院子里搭着办丧事用的凉棚，外公一下子呆住了，竹篮子掉在地上，后来听邻居说外公嚎啕大哭不肯进家门来。
母亲走后一年，父亲在亲戚们的窜掇下，和一个女人结了婚，因为我从来没有认过这个后妈，姑且在这里就称呼为“女人”吧。女人第一次上外婆家时，我躲在外婆家的东山墙根下不肯见她，邻居们都说我不懂事，连外婆都责备我。只有外公一个人悄悄走到东山墙，摸着我的头，叫着我的小名说，外公知道你。
外公过世的那天，我已经上高中了，有人到学校来报信，听到消息，我浑身颤抖，牙齿打架，竟无法开口说话向老师请假。
外公过世了，外婆唯一在身边的小女儿也不在了，外婆的生活就成了问题。远在上海的二伯（就是前文提到的二姨妈）决定把外婆接过去赡养，为了减轻我父亲的负担，二伯同时决定把我姐姐的户口也迁到上海，由他们扶养。此前二伯的二女儿，也就是我的二表姐从初中时就开始生活在我家，二表姐和我的姐姐同岁，同一个班级，天天同进同出，穿着我妈做的同样款式衣服。这次一起带回上海生活，但户口本上一年不能有两个女儿出生，为此二伯还做了个假，把自己女儿的生日改小了两岁（现在是人民教师的二表姐由此而将为国家多服务两年，当时咋就没想到说是双胞胎呢？），就这样一起带走了。那时从我的家乡去上海必须要坐船，也不知父亲当时怎么想的，二伯已经带着外婆和两个“女儿”到了船码头，父亲突然追过去把我姐给拦了下来，据说父亲当时还和我二伯提议带走他一个女儿可以，但不能带走老大，可以带走老二（也就是我，这里看出我在家里应该是懒惰到家的），最后就谁也没带走，我姐就此失去了成为上海人的机会。否则的话她可能也不会成为江苏高考大军的牺牲品，早就和我二表姐一样在上海降维打击，胜利上岸了。
不过码头堵人的事在我家三代都发生过。早在六十年代初，我的父亲考上了大学，同样需要坐船离开家乡。当他到达船码头后，一直溺爱他的太奶奶雇人坐着推车追到码头要求我父亲不要去上大学，留在她身边，父亲竟然真的就答应了。这是我父亲命运的第二次重大改变。
后来我读大学时，我是1989年考的大学，由于那个特殊的年份，那一年很多大学的新闻、法律和哲学等文科专业都暂停招生，而我填的志愿恰恰都是新闻和法律，就这样上了重本线的我被无端端“服从”到了一所二类师范院校。为了退学重考，父亲那段时间带着我见过他当年上了大学的高中同学们，都是这个局长那个什么长的，而我的父亲只是一个电子厂的销售科长。后来更是因为看不惯厂领导的不正之风，得罪了人被发配去传达室。当然我也没能退成学，当时那个年代如果考上了大学再退学，三年之内是不允许考大学的，想想等不起。
再后来在父亲生病期间，正是被他追到码头临时拦下的大女儿天天陪守病床，甚至因此而关掉了开在商店的专柜。而在外地工作的我和弟弟只能在中途回来看望几次，父亲感叹幸亏当时把大女儿留了下来。而那个“女人”后来因为我父亲没有答应她希望我弟弟娶她女儿的要求而关系冷淡了，父亲生病期间没来照顾一天，父亲离世后就各自安好了。
母亲在世时，父亲是一个乐观的人。他喜欢音乐，没事就倚着家门吹口琴，总是吹他心爱的《卖花姑娘》，还在那个年代买了个录音机偷听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后来更是买了一个落地音箱，天天音乐放得家里地动山摇；家里桌子上玻璃板下压的都是他从订阅的《大众电影》中精心挑选剪下的影星照片，有男星，但当然以女明星为主，唐国强、王馥荔、刘晓庆、陈冲，还有《大蓬车》里的吉普赛女郎都在我家玻璃板下压过；母亲生气时，他就绕着母亲说各种笑话，直到把母亲逗笑为止；他还给儿子，也就是我弟弟订了一门娃娃亲，就是他喜爱的邻居家小女娃，女娃还比我弟弟大三岁（父亲一直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俩娃成亲，可惜他们长大了没成）；带我们出门时，要给我们姐妹俩画眉毛、涂胭脂（有时候就是用一张红纸醮湿了印在脸上）；他自己洗头总要在水里放点花露水，洗出来头发是香的；因为母亲是服装厂的会做衣服，秋冬季就让母亲做了几件雪白的假领（那个年代既想讲究又想省布料的特有服饰），天天穿在毛衣里。诸如此类的事还有很多，但母亲离世后，父亲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兴趣爱好的阴郁而吝啬之人，再也不讲究了，就是想着怎么省钱供我们姐弟仨读完书，这也埋下了他早早生重疾的隐患，应该说这是父亲命运的第三次重大改变。
父亲是在照顾自己继父，也就是我的后爷爷中风期间发现自己生病的，在后爷爷离世后的11天，父亲带着遗憾也走了，那时他刚刚替母亲把我们姐弟仨安顿好。
我母亲离世时只有37岁，父亲走时也就53岁，他们俩加起来的年龄差不多是今天一个老人的寿命。这个情况在我父亲亲生的兄弟那边也是一样的。
我的亲大伯，也就是我父亲的亲哥，比我父亲早一两年去世，同一种疾病；大伯的妻子比我的母亲也只晚一两年去世，同样很年轻。大伯原来在县城最大的饭店任职，后来也不知什么原因被发配到同一个系统的浴室售票，兄弟俩成了县城同一条大街上的不同单位的门卫角色，一个在大街之南，一个在大街之北。有时候人的命运曲里拐弯，它终究还是走到它该去的原点。
从父亲去码头堵我姐再绕回来说，外婆去到大女儿家后，天天思念在江苏的我们姐弟仨，担心我们吃不上饭。有一次家乡一个跑船的亲戚去二伯家看望她，她竟然说服人家偷偷把她带上船准备逃回老家。二伯也追到码头堵人，当她把外婆从船舱里“揪”出来时，外婆满脸漆黑，俨然是个黑人了，因为那是一艘运煤船。从此，外婆就留定在二伯家了，慢慢地外婆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谁也不认识了，只有当我的弟弟去看她时，她混浊的眼睛才会突然一亮叫出她唯一外孙的昵称“黄狗”。外婆把她心爱的晚辈习惯称呼为“某狗”，唯独唤我为“某郎”。
外婆去世时，我正在武汉的长江日报做研究生毕业实习，长江日报在汉口，学校在武昌，所以我平时就住在汉口，只有周末时才回到学校。一个周末我刚进宿舍，室友就告诉我，前几天接到我家里来电说是我外婆去世了。我当即愣住了，回过神来一想时间外婆的葬礼都结束了，再赶回去也没用了。后来室友告诉我，她从来没见过我这样哭过，把她都哭傻了。
养奶奶是所有祖辈中最后一个离世的，虽然养奶奶早年对我们姐弟仨也并不好，但我们深知养奶奶作为她那一辈女人在家庭中的不易。为了告慰她，我们现在都尽量关照养奶奶唯一的亲外孙，也是小姑的儿子，我们的表弟。
养奶奶一辈子唯一的远门也是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去县城看病，姐姐推着她在大街上看看热闹，给她买了她想吃的我父亲大哥国营大饭店的肉包子。直到现在我一想起老家，就有一种恍觉，奶奶还坐在家门口望着我们回去呢！
至此，我的养爷爷养奶奶后爷爷、亲爷爷亲奶奶、亲外公亲外婆后外公的关系都讲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