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部族政权

    西方讲政治，一定先要讲“主权”，中国讲政治，一向看重“职责”。主权的背后，是一种自由意志，是权利，非道义；若不论主权而论职责，职责所在，应有尽力践行之道义，便无所谓自由。这是双方政治思想上一绝大的歧异。

    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所谓部族政权，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了，譬如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在元、清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

    清代政治和中国传统政治不同，因它背后有一批特别拥护皇帝的，这便是皇帝的同部族，就是满洲人，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基础便不稳固。明代废了宰相，清代便把此制度沿袭下来，还是用内阁大学士掌理国政，这对于满洲人是一种方便，因为废宰相是利于皇帝专制的。

1.1、中央政府

    到雍正时，在内阁之外另添了一个“军机处”，清宫里的文华殿、武英殿，这是内阁学士办事的地方。雍正又在三大殿背后另设一个军机处，这就是所谓的“南书房”，这只是一所很小的屋子。最初皇帝为要保持军事机密，有许多事不经内阁，径由南书房军机处发出，后来变成习惯，政府实际重要政令，都在军机处，不再在内阁。不过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也是由内阁大臣里挑选出来的，清代军机处向六部尚书大臣及各省督抚直接下命令。   

    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是非常不合理的。它的最高命令称"上谕"，上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明发上谕都是比较不关紧要的事，都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再由内阁交到六部，这是中国向来的惯例。寄信上谕是清代特有的，不按上述程序，而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开始时，或因军事机密才用这办法，后来凡是紧要的事，差不多都用寄信上谕发出了，这种上谕，由军机处拟给皇帝看，皇帝看过以后，封来盖起一个印，这个印叫“办理军机处”，然后交给兵部尚书，兵部尚书并不能拆看，只要他加一个封袋，直接发给受命令的人。军机大臣名义上是大臣，照制度法理讲并不是大臣，因为他是皇帝御用的。秘密政治不能说是一种制度。

    清代那种私心的政治，又怎样能做得下去呢？这就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任何一个独裁者，都有拥护他独裁的一个特定的集团。

    清代的六部尚书也沿袭明制，只是六部权小得多，六部尚书已经不能对下直接发命令，六部尚书已经不成其为行政首长，更不同的是，六部尚书、侍郎对皇帝皆得单独上奏，这样一来，尚书也管不着侍郎了。从前的六部，每部一尚书、一侍郎，本来是正副长官，清代要满汉分开，所有长官满洲人要对等来一份。

    翰林院本是一个很负清望的机关，翰林院有编修、检讨等员，照理是清望之官，虽无政治实权，而地位很高，向来他们是可以向政府讲话的，到了清代，也不准专折言事。地方官只有总督、巡抚、藩台(布政使)、臬台(按察使)可以直接向政府讲话，道及以下的府、县都不能专折言事了。比起明代来，布衣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相差甚远。

    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横躺的石碑，叫做“卧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

    第二、不得立盟结社。

    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卧碑立于顺治五年，金圣叹就为犯了卧碑禁令而杀头。

    清代大官，由皇帝特简，吏部不知道，也不用什么廷推。下面小官，不能一概由皇帝简任，还归吏部铨叙，但由吏部铨叙分发的人，清代必须有引见，必待皇帝见了面以后，才得正式去上任。

1.2、地方政府

    明代布政使是地方最高首长，总督、巡抚非常设，有事派出，事完撤销。清代在布政使上面常设总督和巡抚，布政使成其下属，总督、巡抚变成正式的地方行政首长，这种制度，还是一种军事统制。从知县到知府，到道员，到布政使，到总督、巡抚就变成五级了，真到军事时期，总督、巡抚仍不能做主，还要由中央另派人，如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之类，这是皇帝特简的官。总之，清代不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

    满洲军队称“八旗兵”，为国家武力主干，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说是中国军队，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还是满洲人。这两种军队，饷给是显分高下的。

    在这种私制度之下，最坏的还是他们自己心虚，要替自己留一个退步，这个退步，就是关东三省。清政府把关东三省划成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满洲人是吉林长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个小部族，满洲并不就是东三省。清代把东三省划出去，做他们的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河北、山东人才可以出关开垦。当时的台湾，也划为禁地，因为台湾由郑成功经营以后，还不断有人造反，因此不许福建人私渡，这是为了管理不易，和东三省的留作退步不同。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绥远，这也是中国地方，清朝又把它划成禁地，不许添住一户家，也不许多垦一亩地，因为这些地方接近蒙古，他们的目的是要把蒙古人和汉人隔开，不使接触。这也是到了光绪末年才开禁。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能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

2、考试制度

    若说考试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清代是当之无愧的。

3、统制政策

    满洲人是先打下了蒙古才到中国的，因此他对蒙古和西藏采取怀柔政策，尤其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至于朝鲜，则因他们一向很忠诚于明室，所以满洲人对朝鲜人很歧视。蒙古人多封贝子、贝勒、亲王之类成为满洲之亲族。当时是满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再下始轮到中国人。满清皇帝又特别信奉喇嘛教，像北平雍和宫，便是喇嘛庙。这是他们想借宗教来羁縻蒙古和西藏。特设一个“理藩院”，略如现在的外交部，理藩院是不用汉人的，管理院务的是满洲人，下面有蒙古人，满蒙混合，却不许中国人预闻，十足一个帝国主义者。

    满洲人对待汉人的办法则是承袭了中国考试制度，表示开放政权，中国读书人依然得官做，许你们参加政治，并许做政府里最高的官，但实际上则另有一套办法防制你。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国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来分解中国社会之抵抗力。

    清代有所谓“地丁摊粮”的办法，只收田租，不再要丁口税，这是他们自己夸许所谓“仁政”的，实际上，这一规定，并不算得是仁政。

4、民众反抗运动

    满洲人想讨好民众，这打算并不坏，但他们又存心压迫知识分子，他们只需要有服服帖帖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结果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没精神。政府腐败了，纵想讨好民众，民众得不到实惠，到乾隆时，满族官僚日愈放肆，政治加速腐败。那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已消沉，但下层民众所受的痛苦却积渐忍不住了。

    太平天国太不懂政治，他们占领南京十多年，几乎丝毫没有在制度上建树，并且这一集团里太没有读书人，自称天王、东王、南王、西王、北王、翼王，这些名号只能在通俗演义里有，哪能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国家名号称为“天国”，便是不祥之兆，这是满清政权存心分开中国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之成功。当时的洪杨并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可能失败，否则，便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

5、变法与革命

    当时主张革命的是孙中山，主张变法的是康有为。

    康有为认为一个国家只要能立宪，皇帝有无是无关紧要的。当时英国有皇帝，德国、日本、意大利也都有皇帝，我们不必定要革命废除皇帝，我们尽可一意推行宪法，但康有为只知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道满清皇帝的后面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部族政权是绝不容有所谓立宪的。康有为实在没有看清楚，他以为只要光绪皇帝听他话，变法就能成功。这是他的大错误，这个错误也就是错在他没有像西洋人般懂得政治上的所谓主权的观念，他不懂得当时的中国政治，是满洲部族主权的政治，掌握主权的是满洲人，哪里像他所谓的皇帝专制呢？

    以往任何一朝代，既没有一种私的力量在支撑，它腐败了，天下便乱，而实无一个阻碍我们拨乱反治的真力量，可是清朝这两百多年的政权，和汉、唐、宋、明不同，我们不能说汉代的一切主权在刘家，唐代的一切主权在李家，而清代政权则是落在满洲部族，这个非打倒不可的情势，就逼成了革命。以后满清是推翻了，不过连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这因当时人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又误以为此种制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专制”，于是因对满清政府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历史上传统政治也一起不满意，因对历史上传统政治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