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是在父亲学校上的。父亲是一校之长，每天天一亮就背着我或牵着我一起去学校。当然啰，我有时也会甩开父亲的手，自走自的。我一蹦一跳的，一下跑到父亲前面，一下退到父亲后面，总是不能跟父亲“一二一”，走成齐步，别人经常称我是父亲的小尾巴。
有一天，妹妹也要去学校，任凭母亲怎么哄，妹妹就是不依。
母亲说：“毛毛，等爸爸跟姐姐去学校，妈妈给你煮蛋蛋。”
“不嘛，我也要上学。”
“毛毛听话，姨家兰兰姐脖子上有个红色小猴子，你喜欢，是吧？等会妈妈也用红色布条给你缝一个，一模一样的。”母亲继续哄妹妹。
“不嘛，我要跟姐姐一起去上学。”妹妹哭着说。
看样子是哄不了，父亲妥协了。父亲蹲下身子，一边用手帕替妹妹揩鼻涕，一边摸着妹妹的头说：“叫妈妈给你扎个小辫子，等会背你去学校。”
妹妹的脸是六月的天，泪水还在眼角挂着，旋即又乐呵呵地笑开了花，蹦蹦跳跳地跑到母亲跟前，要母亲替她梳辫子。
学校不在我们村，而是在隔壁村庄，离我们家有好几里的路。平时上学，父亲会背我一程，今天不行，因为父亲要背妹妹。
一到学校，妹妹就像跟屁虫一样，围着父亲转来转去。下课铃一响，妹妹又像蝴蝶一样，扑棱着翅膀，向我飞来。妹妹穿着红色的棉袄，我还没出教室门就看到她了，我像老鹰护雏鹰似的，张开双臂，斜着身子，迎向妹妹。
愉快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仿佛刚下课又要上课了。“叮叮叮……”一阵急促的上课铃声响起，我不得不丢下妹妹，回到教室。
我们班上午最后一节课是算术课。我们带了许多两寸长的小棍子，老师叫我们数数，从一数到五十。
放午学了，妹妹一个人在父亲房间里当小锅。妹妹不知从哪里捡来了许多小土块，小瓦片，还有许多如我数数一样用的小树棍子，一个人在那里自玩自的。她玩得太投入，连我进门都没发觉。
“爸爸呢？”我没看见父亲，赶忙问妹妹。妹妹听到我的声音，猛地抬起头，怔怔地望着我，一脸茫然。
当时学校只有五个年级，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放学不一会人就走光了，学校顿时显得空荡荡的。我们就像落进无垠的沙漠里，除了头顶上的天空，除了几间教室，除了一棵花都快要落尽的桃树外，好像就没有什么别的了。父亲不在学校里，我害怕极了。妹妹看到我恐慌的样子，“哇”地一下哭了起来。
其实，学校里还有一个人。谁呀？大个子老师。
大个子老师是从上海下放到我们生产队里的知青。跟大个子老师一道来的还有三个，他们留在生产队里，跟社员一起在田间地头干农活。大个子老师勤于学习，中午几乎不回去，在学校食堂里自己烧自己吃。父亲有时也不回去，就跟大个子老师一道共餐。
父亲那天临走，把我们托付给大个子老师，谁知大个子老师一放学就把我们给忘了，忘得一干二净的。他一个人在厨房里，锅上一下，锅下一下，正忙着烧饭呢。他手里还拿着一本书，时不时地拿起放下，放下拿起。食堂就在父亲房间的斜对面，我看见了烟囱里冒出的白烟，如云似雾；听到了锅盆碗盏在碰撞，如打击乐器，直击我的心房。我似乎还听到了油在锅里“咝咝”的响，轻若游丝，断断续续。我几次迈步想向那个方向走，可又几次退了回来。我胆小，我害怕。老师就是雷池，我不敢越它半步。别说大个子老师，就是矮个子老师，我也是十二的的敬畏。
“怎么办？”我着急，我想赖在地上大哭。可看见身旁的妹妹在哭着喊着“我要爸爸，我要爸爸。”我的眼泪不知怎么回事，只在眼眶里打个圈就缩了回去。“妹，我背你回家。”当时不知哪来的勇气，竟然许下了承诺。说出这句话后，我自己都大吃一惊。
搁在平时，自己走路多走一点，都会撅起小嘴，要父亲背我。没想到父亲不在身边的时候，自己竟然成了一个小大人，竟然答应背妹妹回家。
学校坐落在地中间，四周除了树，就是田地。
走出校门往东，没走几步就是一个斜坡，沿着斜坡上去就是回家的小路。小路的一边挖了抗旱沟，使本来不宽的小路显得更窄。小路不但窄，而且不平，有牛踩过的蹄印，有农人拉车留下的辙痕。我背着妹妹，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走。
小路一侧是油菜地。油菜花开，黄灿灿的一片，似落日熔金，布满天空，置身其中，不知身在何处。小路的另一侧是麦田，绿油油的，似绿色的毯子，铺向远方，没有尽头。其实，小路的两侧是有人家的。在深秋季节，树叶落尽的时候，这时走在小路上，你会看到一排排白墙黛瓦的平房。房前屋后晾晒的衣服，红红绿绿的，有时也隐隐绰绰，依稀可见。现在抬起头来，什么也看不见了，四边的绿树，无边的花海，无垠的麦浪，把行走在小路上的我们围在垓心，使人不禁想起项羽的垓下之围，栖栖遑遑的。
我背着妹妹，一步一步往前走。妹妹很瘦，可我没走一会，就感觉很吃力，“噗嗤噗嗤”的像牛一样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妹，你下来走一下，好吗？”父亲不在身边，妹妹一下子懂事了许多。“嗯。”妹妹不哭了，点头答应。当我蹲下来的时候，妹妹乖巧地从我背上滑了下来，我牵着妹妹，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油菜花，路旁不知名的野花，拔节抽穗的麦苗，大自然织成的美景，随处可见，随手可触，可我无心欣赏。一阵风拂来，我唯恐地中间忽地窜出一直黄鼠狼，或者一只野猫什么的。我怕，妹妹更怕，我们惊恐地往前走，恨不得一下子就走完抗旱沟。
回家的路是玛雅字母“Z”字的反写，呈折尺型。我背妹妹一程，妹妹自己走一程，终于走完了抗旱沟的路。走完抗旱沟，就是拐弯的地方。在这里，有稀稀拉拉的几户人家。屋子尽管被密集的树遮掩着，可毕竟能听到人说话了。“啰啰啰啰~啰~”，“啄啄呃~啄啄呃~”，“叶~浪，叶浪~”，收工回来的人们在忙着喂猪喂鸡喂鸭子。不过，我还是有些担心，唯恐人家的大黄狗忽地窜到路上来。千幸万幸，大黄狗没出来，我们算是躲过了一吓。
出了抗旱沟，要往北拐弯，继续走。出来的路宽了许多，但两边仍是田地。没走几步，前面就是方荡，方方正正的，很深很深。方荡是人家挑屋基留下的，里面有水。父亲每次走到这里，总是要背着我，唯恐我一不小心掉了下去。我牵着妹妹走到这里，本能的蹲了下来，让妹妹爬上我的脊背。我背着妹妹，尽量靠着地的那一边走，小心翼翼的。方荡比一个篮球场大不了多少，可我走完这段路，额头上都沁出了汗，就像早晨叶尖上的露水，黏黏的，痒痒的。汗，一点一点地往外沁，沁到眼角，辣辣的，我用衣袖揩了揩，牵着妹妹继续往前走。
芳荡前面是个坡，我们在下坡。下完坡，有一片浅浅的水塘，四周长满了水草。站在路边，可以看到水里有一小团一小团墨黑色的蝌蚪在里面游动。
“我要蝌蚪。”妹妹忽地赖在地上不走了。
“不行，里面有水猴子，它会吃人的。”我把平时父亲对我说的话说给了妹妹。
水里自然没有水猴子，但我那时是深信不疑的，我说这句话比父亲说这句话多了几分恐惧。妹妹被我的话吓着了，摇着头说：“我不要蝌蚪了。”
走完水塘，再走几步就要第二次转弯了，往东转。转弯处，有一独户人家。再往前，就是本村的第三生产队，过了第三生产队，就是我们第四生产队。
看到屋人家，我心里所有的委屈，忽地找到了发泄的出口，眼泪哗哗的，像滂沱大雨，瓢泼而下。我边哭边蹲下身子，妹妹边哭边爬上我的后背。独户人家老奶奶看到了我们，心疼地说：“这两……两小孩……孩……为什么……么哭……呀？”老奶奶有点口吃，要是跟父亲在一起，我会偷偷地发笑。可今天不知为什么，不但不发笑，反而哭得更加厉害。
其时，正是吃中饭的时间。走过独户人家，前面的人家密集多了。有三三两两人在门外，他们边吃饭边聊天。“老校长的两个女儿怎么哭了呢？老校长呢？”父亲当年不到五十岁，但人家都这么称呼他，也许是父亲担任校长的时间比较长的缘故吧。听父亲说，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当校长，那年才十九岁。听到别人提起父亲，我哭得更加厉害，一路哭着往家走。
母亲听人说我们在路上哭，慌忙丢下手中的碗，一路跑着来接我们。妹妹的冲天小辫散了，我的齐耳短发也乱了。母亲慌忙抱过妹妹，用手理了理妹妹的头发，也理了理我的头发。“爸爸呢？”母亲忙问。我摇摇头说不知道，妹妹也摇摇头说不知道。有母亲在身边，仿佛到了一个安全的港湾，我不哭了，妹妹也不哭了。
妹妹哭累了，回来连中饭都没吃就睡了。
我们回来不到一个小时，父亲就十万火急从学校赶回了家。其实，父亲在路上就已听说我们回来了，可他还是很着急，非要赶在第一时间看到我们才放心。
“风儿，毛毛回来了吗？”父亲前脚还没有迈进门槛，就急急地问母亲。
母亲没有接话，迎面给了父亲一顿数落。
“我上午有急事，是临时走的，我把风儿，毛毛交给大个子老师，叫他中午照顾一下，谁知他把这事给忘了。”父亲解释说。
下午是两点半上课，父亲看了一眼熟睡中的妹妹，背起我，急急忙忙去学校。到学校时，上课铃已经响过了，我迟到了十来分钟。
我们第一节课是写字课，大个子老师在外面上别班的体育课。我坐定后，从窗子往外看，看到大个子老师向父亲走去，低着头，搓着手，似乎在解释什么。父亲停了一会就走开了，去巡视别的班级。
背妹妹回家，事隔几十年了，可现在回想起来还宛如昨日。父亲的焦急，母亲的责备，大个子老师的低头搓手，妹妹的哭喊耍赖，我的无助恐惧……就像一个个电影镜头一样，时时浮现在眼前。
